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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延续130年的边界争端，

如何预言和塑造今天的委内瑞拉处境

✪ 李煜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19 世纪后半叶的拉丁美洲，虽已名义上完成民族独立，却深陷政治分裂与财政困局的双重脆弱性。委内瑞拉堪称这一困境的典型样本。自独立伊始，该国便陷入军事强人轮番执政的循环，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统摄力几近阙如。连绵不绝的内战不仅耗尽国库，更直接摧毁了铁路、港口、关税体系等核心财源。为维系政府基本运转，历届政权不得不持续向外举债，其主要债权国则高度集中于英、德两国。与此同时，大批外国商人、技术人员与侨民长期定居委内瑞拉，一旦内战波及他们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其母国往往会将这类事件上升为外交争端。

正是在这种结构性背景下，委内瑞拉逐渐成为一个高度暴露于国际政治压力之下的国家。1895年的边界争端，是这一过程第一次清晰进入国际视野。

委内瑞拉与英国之间关于英属圭亚那的边界争议由来已久。英国在 19 世纪不断推进其在圭亚那地区的实际控制线，而委内瑞拉坚持应依据历史条约通过仲裁解决。双方长期僵持不下。1895 年，委内瑞拉正式请求美国出面支持仲裁。这一请求并不意味着委内瑞拉拥有实际谈判筹码，而是寄希望于美国在西半球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埃塞奎博地区位置及委内瑞拉—英属圭亚那边界争议示意图

（埃塞奎博地区位于南美洲东北海岸，大致占据圭亚那西部三分之二的面积，委内瑞拉也对其提出主权声索。埃塞奎博河将埃塞奎博与圭亚那其他地区隔开，埃塞奎博西邻委内瑞拉，南面和西面与巴西接壤，北临大西洋。西班牙殖民时期，该地区名义上隶属加拉加斯总督辖区（Capitanía General de Venezuela），但边界并未清晰划定，委内瑞拉在19世纪初脱离西班牙独立后也声称拥有该地区的主权。然而，1899年，由英国、俄罗斯和美国组成的国际仲裁庭将这片争议地区判给了当时的英国殖民地英属圭亚那。1966年，英国、委内瑞拉和独立的圭亚那达成协议，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重新审议边界争端。2015年，在埃塞奎博附近的大西洋海域发现石油后，委内瑞拉对该地区的主权声索愈演愈烈。面积为61,600平方英里（159,500平方公里））

美国对此的回应，集中体现在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致英国政府的外交照会中。这封照会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它讨论了多少边界细节，而在于它第一次系统解释了美国为何认为自己有权介入此类事务。照会中的关键段落如下：

基督教文明诸国相互交往，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的原则与个人行为的规范并无二致……今日合众国在本大陆实际上居于主权地位；凡其决定加以干预之事务，其意志即构成法律。何以如此？……盖因其无限资源与孤立之地理位置相结合，使其在事实上掌控局势，几乎对任何一国或诸强合力皆难以撼动。

该原则仅有一项目的与对象：任何欧洲国家或欧洲国家集团，不得以武力剥夺任何美洲国家自我治理之权与能，亦不得剥夺其自行塑造本国政治命运与前途之权。

这段表述的核心意图，是向英国传递一个明确事实：美国主张仲裁，绝非出于抽象的国际法原则，而是立足于其在美洲业已成型的力量优势。在此争端中，委内瑞拉不过是美国借以宣示区域角色的一个具体例证。最终英国同意启动仲裁，这场危机才暂时平息。

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Grover Cleveland）

这一立场随后由总统层面予以确认。1895 年 12 月，克利夫兰总统在国会咨文中，就委内瑞拉问题及美国的态度作出说明：

1) 门罗主义“强而正当、关乎国家安全与制度完整”，且“不会过时”

吾人所据之学说，坚实而正当；其所以然者，在于其贯彻施行，攸关国家之和平与安全，且为自由制度之完整与我邦特有政体之安宁维持所必需。此学说原为适用于国家生命之各阶段而设；只要共和长存，便断无陈旧失效之理。

2) “欧洲以扩界夺邻国领土”＝“将其制度扩展到美洲”

若一欧洲强国以扩张边界之方式，违背我邻邦共和国之意愿并损其权利而占其领土，则难以理解：此种行为何以不正是在将其政府制度扩展至本大陆被夺取之部分。此即门罗总统所谓“对我和平与安全构成危险”之确切情形；而欧洲制度之扩展，究竟借由推进边界抑或其他方式，并无二致。

3) 门罗主义虽未必“写进国际法条文”，但只要是美国正当权利，就“当然在国际法之内”

此原则或未必以明文列入国际法典，然……倘门罗主义之执行为合众国所可正当主张之权利，则其在国际法之中之地位，固与明载无异，同样确定而稳固。

4) 若认定英方侵占委国领土，美国将“以一切手段”抵制

待该报告作成并获采纳之后，依余之见，合众国之义务在于：凡经查明依法应属委内瑞拉之土地，若为大不列颠所攫取，或其于其上行使政府管辖权，则合众国当以其力所能及之一切手段加以抵制，并以之视为对合众国权利与利益之蓄意侵犯。

在这里，1895 年的委内瑞拉问题完成了一次阶段性转化：它从一个边界争端，变成了美国对西半球事务立场的公开展示。

然而，边界争端的暂时平息，并未触动委内瑞拉积重难返的内部治理结构。步入 20 世纪，该国内战依旧频发，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政府既无力清偿此前累积的巨额外债，亦无法满足外国商人提出的战争索赔诉求。与此同时，部分外国侨民因被指控资助反政府武装遭到拘禁。这些问题的叠加，为欧洲列强采取强硬干预行动提供了口实。

1902年12月，英国与德国联合对委内瑞拉实施海上封锁，意大利随后加入。封锁行动包括扣押船只、攻击港口、摧毁委内瑞拉海军舰艇。委内瑞拉几乎没有进行有效抵抗的能力。

1902—1903 年英德意对委内瑞拉实施海上封锁

这一事件迅速引起国际舆论关注，也被报道到中国。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委内瑞拉事件》，对事态发展作了连贯叙述：

近日风潮全起于欧洲以外，此帝国主义自然之结果，不足为异也。南非洲之事方告终，南美洲之葛藤复大起。

去年以来，南美洲之伊阿脱、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三共和国，其国民中有谋三国之合并者。哥伦比亚政府反对之，伊阿脱政府亦不愿与闻，惟委内瑞拉政府赞焉，于是委国与彼二国有违言。既而彼两国民中，有不燎于委政府之政策者，遂互通气脉，举叛旗，英、美、德诸国政府乘机以各收渔人之利，其关系颇甚复杂。又外国人之侨寓其地者，复多阴助之。两共和国之政府不得已，乃逮其私助叛党者而拘禁焉。此委内瑞拉事件之发端也。

近者英、德两国责言于委内瑞拉政府曰：以汝之故，拘系我民，其赔偿其所损害焉。委政府不应，其民激昂殊甚，境内德国人所开之铁道，禁其运行，市民至围德使馆。此事之曲，不在委政府而在英、德，尽人所同知也,而英国卒调兵舰，尽击沉委国之微弱海军。顷已不得不俯首帖耳，托美国政府为公判以解于二强，而二强犹主张强制政策云。呜呼！天下惟有强者之权利耳，岂惟委内瑞拉！

梁启超在文中并未回避事件责任的界定，直指英、德两国以债务追偿与侨民保护为幌子，行武力干涉之实，而这正是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 “必然结果”。他对委内瑞拉的同情，并非源于地域或制度层面的认同，而是将其视作弱国在强权秩序下的共同命运写照。文末 “天下惟有强者之权利耳” 的喟叹，实则暗含对中国自身处境的观照：在那个以武力与实力为圭臬的国际秩序中，国家能力的孱弱等同于主权的虚化，再抽象的国际公理，终究难以抗衡舰炮的威慑与海上的封锁。

英德封锁委内瑞拉的行动，也迅速在拉丁美洲引发反应。阿根廷外交部长德拉戈在1902年提出外交照会，明确反对以武力方式索取公共债务。这份照会直接以当下发生的封锁为背景，其核心段落如下：

“公共债务不得成为武装干涉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欧洲列强对美洲国家领土进行实际占领的理由。”

“阿根廷共和国所坚持的原则是：追索公共借款，不能正当化使用武力，更不能正当化外国列强的领土占领。”

“承认这种权利，等同于建立一种永久性的干涉制度，这与美洲国家的主权与独立根本不相容。”

路易斯·马里亚·德拉戈（Luis María Drago），时任阿根廷外交部长

这份文件的意义，在于它将委内瑞拉事件概括为一种可能反复出现的情形，并尝试在外交层面提出一项可普遍适用的限制原则。

封锁最终在美国调停下结束。委内瑞拉同意通过仲裁与分期偿付解决争端。事件并未演变为全面战争，但其影响并未随封锁解除而消失。美国政府开始系统考虑：如果拉丁美洲国家因内乱与债务问题反复引发欧洲干涉，美国是否应当提前介入。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904 年，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作出总结性表述：

① 门罗主义 → “国际警察权”（最核心）

长期存在的违法行为，或导致文明社会纽带普遍松动的无能，在美洲亦如在他处，最终都可能需要某个文明国家的干预。在西半球，美国对门罗主义的坚持，可能迫使合众国——纵使心不甘情不愿——在此类公然违法或无能的极端情形下，行使一种国际警察权。

② “好好治理则不干预”：干预门槛与条件

倘一国在社会与政治事务中，能表现出合理之效率与体面；倘其能维持秩序并履行其义务，则无须畏惧美国之干涉。美国唯在万不得已之时方行干预；且仅在该国显然在国内与国际上无力或不愿伸张正义之时，才会采取行动。

③ “理由不止是美国自身”：侵害美国/招致外侵/危及整个美洲

我们唯在必要时才会干涉：当其侵犯合众国之权利，或招致外国侵略，从而损害整个美洲国家共同体之利益之时，方不得不有所作为。……任何国家——无论在美国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只要希冀维持自身之自由与独立，终须认识到：享有独立之权利，必然以妥善运用此权利之责任为前提。

回看这一链条，当时的委内瑞拉危机之所以直接通向罗斯福推论，关键在于它暴露了原有门罗主义的制度缺口：门罗主义能够反对欧洲在美洲的领土扩张，却无法阻止欧洲以债务、赔偿和治理失序为理由实施有限但高强度的军事胁迫。英德意对委内瑞拉的封锁正是利用了这一空间。美国虽然通过调停促成封锁解除，但在随后海牙仲裁中看到封锁国获得优先受偿的结果，逐渐认识到，如果不主动介入，欧洲列强将不断以合法索债的方式重返西半球。在这一判断下，罗斯福于1904年将门罗主义向前推进，主张在拉丁美洲国家长期失序或治理能力不足时，美国可以先行干预，以预防欧洲介入。

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那场延续130年的埃塞奎博边界争端。1895 年委内瑞拉求助美国的无奈之举，恰恰为门罗主义提供了最鲜活的实践样本 —— 美国并非为委内瑞拉的主权奔走，而是借边界仲裁之名，第一次公开宣告自己对西半球的“事实主权”。这条未划定的边界线，它一次次预言着委内瑞拉的命运困局：只要内部治理的脆弱性没有根本改变，就总会成为外部力量介入的目标。但是回过头来，虎视眈眈的霸权又岂会坐视其内部治理得当？

19 世纪末，它是美国对抗欧洲列强的 “棋子”，让美国完成了门罗主义的霸权升级；今天，委内瑞拉再次被置于国内合法性纷争、外部势力介入、干预理由博弈的三重交汇点。二者的核心差异在于，1902 年的外部压力主要源自欧洲列强，美国则通过调停将自身的区域影响力制度化；而在当代，美国已然成为直接介入的行动主体，其干预理由也从债务与索赔，转向了安全、犯罪与治理议题，但其介入的逻辑却一脉相承：以 “区域秩序维护者” 自居，将委内瑞拉的内部问题转化为干预的合法性依据。美国对拉美事务的主导从未退场，而延续130年的边界争端，恰似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清晰勾勒出霸权如何借一个弱国的困境，完成自身秩序规则的建构与巩固。

编辑 | 吕文茜

本文转自“新天学社”，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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