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伊朗迎来历史转折。革命导师霍梅尼去世，国家核心权力面临重新布局。

就在这天，伊朗专家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60位成员投票赞成时任总统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

他不是宗教界资历最深的“大阿亚图拉”，也不是呼声最高的继承人，却顺利坐上伊朗最重要的宝座。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哈梅内伊？

哈梅内伊的崛起之路

哈梅内伊早年求学马什哈德和库姆两地，是地道的宗教学者。他师从多位著名学者，包括霍梅尼本人，系统学习教法、逻辑学、哲学，奠定了他在什叶派体系中的合法性。这份学术背景虽不算顶尖，但扎实而全面。

不过，他的宗教身份只是故事的一半。上世纪60年代，伊朗还处在巴列维王朝统治下，哈梅内伊因参与反政府活动被多次逮捕。他曾替流亡中的霍梅尼传信，被萨瓦克逮捕入狱，又被流放多年。

除了学者的身份，他还是真刀真枪参与革命的“实干家”。

他不仅懂教义，还懂权力运作，既有革命合法性，又能执行政治任务。在霍梅尼构建的政教合一体系中，这样的人才更易被信任和重用。

更重要的是，他对霍梅尼的忠诚从未动摇。在动荡的革命岁月里，哈梅内伊是为数不多始终与霍梅尼“站在一起”的人。

这份政治默契，为他后来走入权力核心埋下伏笔。

考验与转折

1981年，伊朗总统拉贾伊遇刺身亡，国家再次陷入权力真空。哈梅内伊在暗杀阴影下被推上总统位子。彼时，他并非最受欢迎的人选，但他的温和、务实和忠诚，成为稳定局势的关键标签。

伊朗正处于与伊拉克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哈梅内伊在霍梅尼授权下，进入最高国防委员会，成为战争最高决策圈成员。

他与议长拉夫桑贾尼配合密切，协助霍梅尼掌控复杂战争局势，在后期更是推动接受联合国598号决议，结束战争。

宗教保守派曾强烈反对停战，认为这是对“革命理想”的背叛。但哈梅内伊坚持务实路线，认为拖延只会让国家陷入更深的危机。他的这一判断，在战后被证明是理智且必要的。

与此同时，潜在接班人蒙塔泽里却因频繁批评政府政策，尤其在人权议题上与霍梅尼产生分歧，逐渐失去信任。霍梅尼亲自取消对蒙塔泽里的支持，哈梅内伊的上升通道由此彻底打开。

革命初期那批元老级人物如贝赫希提、塔里卡尼等，陆续因暗杀、病逝离场，伊朗权力圈面临大洗牌。哈梅内伊作为少数既有资历又能执行的中坚力量，自然成为“下一步”的合理选择。

务实主义的选择

但真正让哈梅内伊成为“最高领袖”的，不只是资历和经验，而是一场理论上的“再发明”。

根据什叶派传统，伊朗最高领袖应拥有“效法源泉”资格，也就是宗教界公认的最高权威。但哈梅内伊当时并非“大阿亚图拉”，距离这一标准尚有差距。

这一争议一度让专家委员会陷入分裂。

就在此时，霍梅尼临终前的一封信改变了局势。他在信中明确指出，领袖不必具备“效法源泉”资格，只要具备政治判断力和管理能力即可。这一表态，为哈梅内伊扫清理论障碍，也为伊朗政体的下一阶段打下基础。

专家委员会内部的争论相当激烈。有教士强调应由库姆学界推举宗教地位最高者，如阿拉克。但支持者，如亚兹迪、贾纳提等，提出另一种思路，治理国家比宗教资历更重要。

哈梅内伊的总统经验、战时表现以及对体制的忠诚，才是国家此时最需要的能力。

这场争论本质上是政治权威对宗教权威的重构，也标志着“教法学家监护制”进入新阶段。霍梅尼时代，这一体制仰赖的是革命领袖的个人魅力和宗教威望。而哈梅内伊时代，它开始向“制度化管理”过渡，更注重稳定与效率。

哈梅内伊的当选，使得“最高领袖”这一职位不再仅仅是宗教符号，而成为国家治理的最高指挥台。这种务实的权力逻辑，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也让伊朗得以维持政权稳定，避免了革命后的权力空转。

从神学院到总统府，再到国家最高权力中心，哈梅内伊的升级路径是多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他的忠诚、政治判断力和务实风格，在那个历史节点上，正好回应了体制稳定的需要。

这场继任改变了伊朗权力运行的逻辑。从此之后，政治能力开始压过纯粹宗教资历，成为选拔“领袖”的核心标准，也奠定了伊朗未来几十年的治理基调。

参考信息：哈梅内伊任命伊朗革命卫队陆军总司令2025-06-20 00:32·政知新媒体

哈梅内伊藏身地堡大揭秘！他要过哪些关？2025-06-22 20:20·直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