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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方丈
编辑| 幸运
初审| 天坛
1950年那个夏天,当朝鲜半岛的枪炮声响起时,远在北京的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就在几个月前,台湾岛上传来噩耗,潜伏多年的国民党中将吴石被处决,那个冒险赴台送情报的女党员朱枫也在舟山被捕牺牲。

这两个人的死,彻底断送了解放军攻取台湾的最佳时机。
多年后毛泽东对身边人说起这段往事,语气里满是遗憾:"当时要是把二野和三野集中起来打台湾,今天还会是这个局面吗?"
1949年3月,全国解放的大势已定,中央军委就开始琢磨台湾的事了。
当时毛泽东和军委的想法很大胆,准备在那年冬天就拿下台湾。
他们甚至想过让彭德怀来统一指挥二野和三野,先把福建打下来,再一鼓作气渡海攻台。
这个计划要是实施了,历史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
各路野战军都有自己的任务,二野要进军西南,三野负责华东战场,想把这两支大军抽调出来集中使用,谈何容易。
就这样,攻台的任务最终落在了三野一家身上。
三野代司令员粟裕接到任务后压力山大,他心里清楚,光靠三野的兵力打台湾,底气不太足。
那个时候蒋介石刚败退台湾,整个台湾岛的防务可以说是千疮百孔。
守军只有20万人,武器装备也谈不上精良,士气更是低落。
要说攻台的最佳时机,就是1949年下半年那几个月。

蒋介石在岛上立足未稳,正是一举拿下的好机会。
可惜我们的准备工作还没做好,特别是渡海作战的经验几乎为零。
1949年下半年发生的金门战役给中央上了一课。
那次战役我们派出了精锐部队,信心满满地准备拿下金门这个跳板。
谁知道渡海作战的难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登陆部队陷入苦战,后续增援又跟不上,最后全军覆没。
这次失败让中央意识到,打台湾可不是在陆地上打仗,没有制海权制空权,光靠勇气是不行的。
金门的失败让攻台计划不得不重新调整。

粟裕提出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方案,他要集中三野50万兵力,再从四野调来四个军,总共16个军的兵力去打台湾。
这个计划听起来够霸气,可问题是时间。
从金门战役到重新部署,这一耽搁就是好几个月。
而这几个月里,蒋介石在台湾站稳了脚跟,防务也一天比一天严密。
更要命的是,12万驻守舟山的国民党军队突然撤到了台湾,我们竟然事先一点风声都没得到。
这批生力军一到台湾,岛上的防御力量立马就不一样了。
原本防守薄弱的台湾,现在变成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说到攻台计划,就不得不提朱枫这个名字。
1949年7月,舒同被任命为台湾省委书记,他接到的任务就是负责台湾的地下工作。

舒同这人擅长统战,手腕灵活,他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派人去台湾联络吴石。
吴石是谁?国民党的中将,手里握着台湾防务的核心机密,关键是他早就是我们的人。
派谁去呢?舒同选中了朱枫。
朱枫原名朱谌之,是个女共产党员,做地下工作很有一套。
她接到任务后二话不说,化装成商人就去了台湾。
那个年代去台湾可不比现在,弄不好就是有去无回。
朱枫心里明白这趟任务的凶险,可她还是去了。
到了台湾后,朱枫很快就和吴石接上了头。
两个人前后见了六次面,每次见面吴石都会把一些重要情报交给她。
这些情报有多重要?台湾的战略防御图,各部队的兵力部署,连防空系统的布置都一清二楚。
吴石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也知道这事一旦暴露意味着什么,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了。

朱枫拿到这些情报后想方设法往大陆传。
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传递情报全靠人工,风险大得很。
每传出一份情报,就等于多一分暴露的可能。
可朱枫顾不了那么多,她知道这些情报对攻台计划有多重要。
1949年末到1950年初,台湾的地下党出事了。
问题出在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身上。
蔡孝乾被捕后,国民党特务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个记录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地下党的联络方式和人员名单。
这个本子一旦落到特务手里,整个地下党网络就完了。

国民党特务谷正文拿到这个本子如获至宝。
他按图索骥,很快就发现了"吴次长"这个线索。
台湾军界姓吴的次长级人物不多,范围一缩小,吴石就浮出水面了。
谷正文这个人心狠手辣,他没有立即抓人,而是派人盯着吴石,想顺藤摸瓜把整条线都挖出来。
就这样,朱枫也进入了特务的视线。
1950年初,朱枫在准备离开台湾的时候,在舟山被抓了。
她被捕的消息传到台湾,吴石就知道大事不妙了。
果然,没过多久特务就上门了。
吴石被捕后没有招供,他知道招了会牵连更多人。

可特务手里的证据已经够了,吴石的身份瞒不住了。
这场大抓捕持续了好几个月,1800多名地下党员被捕。
整个台湾的地下党组织几乎被一网打尽。
吴石和朱枫最终被判处死刑,他们到死都没有出卖任何同志。
这两个人的牺牲,让我们在台湾失去了最重要的内应力量。
其实在1949年7月的时候,毛泽东就看出了攻台的难处。
他明确提出,要拿下台湾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内应,二是要有空军。
内应说的就是像吴石这样的地下党员,他们能提供情报,关键时刻还能里应外合。

空军更不用说了,没有空中优势,渡海作战就是活靶子。
为了搞到这两个条件,中央没少花心思。
内应方面,舒同派朱枫去台湾联络吴石,就是要把这条线建起来。
吴石提供的那些情报价值连城,有了这些情报,攻台的把握就大多了。
空军方面,我们当时刚缴获了一些国民党的飞机,正在加紧训练飞行员。
可空军不是一朝一夕能建起来的,需要时间。
7月3日那天,毛泽东和朱德联名给前线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各部队抓紧做好攻台准备。
这封电报的语气很急,能看出中央对攻台这事有多上心。
可准备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光是凑齐足够的船只就是个大问题。

我们的军队是陆军,对海战一窍不通,要训练出能打渡海作战的部队,谈何容易。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台湾那边的防务却一天比一天严密。
内应有了,可空军还差得远。
两个条件缺一个,攻台就没把握。
毛泽东心里着急,可也没办法,只能继续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传来消息,朝鲜战争爆发了。
这场战争来得太突然,打乱了所有的部署。
更要命的是,美国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
美国人说是来维护台海和平的,实际上就是来保蒋介石的。

第七舰队往那一停,攻台的事就彻底没戏了。
中央不得不调整战略。
原本准备攻台的第九兵团接到命令,北上入朝作战。
这支精锐部队本来是为攻台准备的,现在要去朝鲜战场了。
攻台计划就这样被无限期搁置。
毛泽东后来对这件事念念不忘。
他对秘书王力说过,当初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集中二野和三野两大野战军去打台湾。
要是当时下定决心,把这两支大军集中起来,以绝对优势兵力压过去,台湾早就拿下了。
可惜我们选择了分兵,让三野孤军作战,结果在金门吃了败仗,错过了最佳时机。
毛泽东说这是"大的历史错误,是不能挽回的错误"。

蒋介石本来在台湾是死棋一盘,可因为我们的犹豫和失误,"让他的棋下活了"。
这盘棋一活,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
台湾问题从此成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一拖就是几十年。
吴石在被捕前,已经把能传出去的情报都传出去了。
他提供的那些台湾防务资料,对我们了解台湾的军事部署帮助极大。
可这些情报最终没能派上用场。

攻台计划搁置了,吴石的牺牲显得格外可惜。
吴石是个职业军人,在国民党军队里混了半辈子,官至中将。
可他心里装着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
他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选择了为共产党工作。
这个选择意味着他要过双面人的生活,表面上是国民党的将军,暗地里却是共产党的情报员。
这种日子有多煎熬,外人很难想象。
朱枫也是如此。
她去台湾的时候,家里还有年幼的孩子。
可为了革命事业,她义无反顾地去了。
她在台湾和吴石见面的时候,两个人都知道这事的危险性,可谁也没有退缩。
他们把生死置之度外,只想着怎么把情报安全地送出去。
这两个人最终都没能等到台湾解放那一天。

他们牺牲的时候,攻台计划还在准备中。
要是他们知道后来发生的事,会是什么心情?计划搁置,他们的牺牲是不是白费了?可话又说回来,他们做的这一切,本身就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即使攻台计划失败了,他们的精神和贡献也永远不会被遗忘。
回头看1949年的那些决策,兵力分散是个致命问题。
当时二野要打西南,三野负责华东和东南沿海,一野在西北,四野在中南。
每个野战军都有自己的任务,想从中抽调兵力太难了。

可问题是,攻台这事不是小打小闹,没有压倒性的兵力优势,很难成功。
粟裕提出要16个军的兵力,这个数字不是随便说的。
他在金门吃过亏,知道渡海作战有多难。
没有足够的兵力,第一波登陆部队上去就是送死。
可要凑齐16个军,就得从四野调人。
四野当时在中南作战,抽调兵力也不容易。
这一拖,时间就过去了。
要是当初听了彭德怀的建议,集中二野和三野,情况会不会不一样?二野和三野加起来有上百万兵力,这么大的规模打台湾,就算蒋介石再怎么加强防务也挡不住。
可历史没有如果,当时的决策就是那样做的。
毛泽东后来反思这件事,觉得最大的失误就在于此。
他说,我们以劣势兵力去打金门,失败是必然的。

这一失败,让蒋介石看到了希望,也让美国人有了介入的借口。
要是一开始就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根本不会给对方喘息的机会。
这个教训是用血换来的。
金门战役牺牲了那么多战士,吴石和朱枫也搭上了性命,可台湾还是没能解放。
这种遗憾一直留在毛泽东心里,成了他晚年最放不下的一件事。
台湾问题的形成,有太多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原因。
金门的失利,地下党网络的瓦解,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的介入,每一件事都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吴石和朱枫的牺牲让人心痛,他们用生命为攻台计划铺路,可这条路最终没走通。

毛泽东说那是"不能挽回的错误",这话里有多少无奈和遗憾,只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才能体会。
历史不能重来,这个遗憾就这样留了下来,成为那一代人心中永远的痛。
信息来源: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
台湾"国史馆"档案:《吴石案卷宗》
舒同:《在台湾工作的回忆》,载于《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2期
谷正文口述,许俊荣、温哈纲整理:《白色恐怖秘密档案》,台湾独家出版社
更新时间:2025-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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