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王洛宾6：重返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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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兰州回到了西宁。

他也想回北平去，但抗战还未结束，交通阻滞，回北平并不现实。

他到西宁的那天，抗战剧团的团员，他的学生，西宁各界人士千余人在东关列队迎接他。

父亲一直是个渴望自由的人，但刚刚出狱的他身无分文，不去青海又能去哪里？

不用否认，马步芳一直对他不错，此次能出狱也是马步芳的救助，他的选择是很自然的。

人们后来指责他为什么要投到一个刽子手的门下，父亲讲了个故事:

有个人不幸落水，岸上伸来一只援救的手，落水者求生的本能拖住这只手攀援而上，得以活命。

后来，有人告诉落水者，救你的是个强盗，你不应该跟他走。

落水者说，那么，只好淹死了。

这个被救者就是父亲。

回到西宁，马步芳为父亲的出狱亲设酒席压惊。

在席上，他说: “现在，全国各处都在唱一个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这是王教官为我们青海省争来的荣光！我要让他们都知道，我青海省有一个王洛宾王教官！”

父亲心里对马步芳的知遇之恩充满了感激之情。

父亲出狱后在昆仑中学教书，已经年过三十，依然孤身一人没有家庭。

他的一位中学同学是西宁中山医院院长，是从日本学医归来的。

得知父亲还没有女朋友，对他说:“到我这里来挑吧，我们这里的姑娘多得很。”

父亲说:“不用挑，你给找吧，只要别人愿意，我就同意。按旧式，不见面，结婚时再见。”

朋友就张罗着给他找太太。

不知是不是洛珊情变再加无端的三年牢狱之灾让他有点心灰意冷，他对找妻子的事并不热心。

父亲是在掀起红盖头的那刻才见到新娘黄玉兰——我的母亲——美丽的面容。

母亲是位助产士，外祖父就在医院里负责总务工作。

家有四姐妹，取名梅兰菊竹，母亲排行老二。

对于母亲来说，这是个父母包办的旧式婚姻；对父亲来说，这是他对自己的放弃，也是一种对生活的报复。

婚后，柔顺少言的母亲给父亲的生活带来了另一种气象。

父亲把自己采取这种方式结婚是“对生活的报复”的想法告诉母亲，母亲只是平静地笑笑说:“以后你会好的。”

父亲给妻子重起了个名字叫黄静。

结婚后父亲又忙于自己的工作，很少在家里。

如果他到陇东去，离家就有五百多公里，去一趟得很长时间，母亲很少说什么。

大哥出生的那天，父亲紧张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等把孩子抱给他看时，他半举着孩子说:“上帝啊！我王洛宾终于有儿子了。”

有一次父亲从外地回来，见妻子孩子都没在家，到处都冷冰冰的。

习惯了回到家里就能见到妻子平和的笑脸，就能看到妻子端上热腾腾的饭菜的他，此时心里顿时很不高兴。

到了岳父家，见妻子孩子都在，拉下脸来，没好气的样子。

母亲一句话也没说，抱着孩子就跟着他回自己的家。

到了家里，母亲打开面柜，将从外祖父家里拿回来的面粉倒了进去。

面柜里干干净净，像扫过一般。

父亲顿时有种内疾的感觉，作为一个男人，没有照顾好家庭，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回来还给妻子脸色看。

他想黄玉兰不是洛珊，如果是洛珊，怎么能受得了他的这种态度。

父亲的内心有一种平衡，黄玉兰没有洛珊的浪漫，没有洛珊的气质和才华，但黄玉兰有洛珊没有的谦让、宁静、大度。

这一段时间是父亲过得比较平静的时期。

这时候他在青海省教育厅工作，收入还不错。

他当上了地方干部训练团的教育科长及教导处长，开办音乐班及舞蹈班，培养了一大批音乐人才。

他为青海师范学校编写了《小学音乐》教材和《音乐师资训练》教材，还编写了中学的音乐教材。

1945年为庆祝抗战胜利，马步芳决定要在西宁办一个轰轰烈烈的社火比赛，他传令青海全军，让各师、旅、团自己出钱办社火，到西宁来参加比赛，优胜者有奖。

这其实是一次“马步芳式”的文艺汇演，总指挥自然是音乐教官王洛宾。

马步芳自己也组织了一个社火队，让父亲组织节目排练。

谁都想看看王教官指导的马主席的社火队的排练情况，谁也看不到，马步芳说了，他的社火队的节目一个都不能传出去，要绝对保密。

马主席想要一鸣惊人，这下更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好奇心。

一时间整个青海都在为这事忙着，到处都充满了喜洋洋的气氛。

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对中国人来说的确应该庆祝。

马步芳找来父亲，把自己河州老家的一个歌子唱给父亲听，他自己还现编了歌词。

因为离开老家时间长了，原来的歌词记不得了。

曲调是流传在青海海东一带的“花儿”。

父亲对这个曲子并不陌生，他在海东民间搜集了大量的“花儿”，遍访过当地的“花儿王”。

他认为马步芳自编的歌词还可以，就对词曲稍加修改润色，将一首民间小调改成了一首爱情歌曲。

歌曲由三乐句的单乐段构成，歌曲手法简练，旋律优美，节奏欢快。

比赛在西宁校场举行，军队像参加阅兵式一样列队进场，席地而坐观看表演。

整个西宁都轰动了，人们都拥到了校场，部队后面围满了老百姓。

社火比赛很热闹，有狮子滚绣球、踩高跷、扭秧歌、跑旱船、舞龙灯。

马步芳坐在检阅台上，看到高兴处就大喊一声“好！”

副官就高声说:“马主席有赏！”

社火比赛的司仪是父亲，最后他大声宣布:“现在，马主席的社火队表演《四季歌舞》！”

八个男青年扮演的光棍上场了，清一色的英俊壮汉，穿着黑衣黑裤云底皂靴，头戴黑色帽子，手执折扇，大步扭着秧歌，边扭边唱。

马步芳的军队里几乎没有女兵，八个少女只能让八个生得秀气的男娃扮演她们，身穿花袄花裤，头披彩色绸巾，撑着花阳伞，踩着小碎步边舞边唱。

舞台下一片叫好声，他们唱时用的是马步芳老家的河州口音， 令马步芳高兴极了。

这首歌就是最早的《四季调——花儿与少年》，这首歌最初在西宁传开来时，基本上是按马步芳编的歌词:

春季里么就到了(者)水仙花儿开

年轻轻个女儿家踩里么踩青来

小呀阿哥哥！小呀阿哥哥

小呀阿哥哥呀托一把手过来

夏季里么就到了(者)女儿心上焦

石榴花个籽儿结的赛过了玛瑙呀

小呀阿哥哥！小呀阿哥哥

小呀阿哥哥呀亲手摘一颗

秋季里么就到了(者)丹桂花香

女儿家个心上呀起了个波浪呀

小呀阿哥哥！小呀阿哥哥

小呀阿哥哥呀扯不断情丝长

冬季里么就到了(者)雪花满天飞

女儿家个心上事赛过雪花白

小呀阿哥哥！小呀阿哥哥

小呀阿哥哥呀认清了你再来

台上的精彩表演不时获得台下的阵阵喝彩声。

突然有人发现那八位浓妆艳抹的尕妹妹都是大脚男人装扮的，于是，台下响起了一片议论声。

有人喊道:“快看，那些尕妹是八个光棍！”

顿时笑声四起，与歌声混合在一起。

从那以后，《四季歌舞》就在民间被叫成了《八大光棍》。

《八大光棍》这歌在青海唱得火的很，既然是马主席亲自编的词，岂有不红的道理。

马步芳的儿子、八十二师师长马继援与父亲也成为很好的朋友，请他当了家庭音乐老师。

父亲教他唱歌，教他弹钢琴。

1946年马继援请父亲进入军队供职。

这是父亲第二次穿上了军装。

有一次，父亲陪马继援去打猎，马继援打中了一只黄羊，他们高兴地策马追了过去。

到跟前一看，大家都愣住了，黄羊倒在地上死了，身边却有一只刚刚生下来的小黄羊。

马继援哭了，他发誓以后再也不打猎了。

这件事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国民党第四十集团军军官训练团在西宁罗家湾集训，马步芳任命父亲为军官训练团的音乐教官，为4个大队600多学员上音乐课，父亲为他们教唱的多为宣传抗战的歌曲，如《爱子孙更要爱我们中华》《青海情》《团结一致，一致团结》《青海是个好地方》等由他自己编写的歌曲。

一天，马步芳从南京开会回到西宁，在昆仑旅社举办了舞会。

舞会结束后，马步芳让父亲坐他的车一起回去。

在车上，马步芳说: “洛宾啊，现在在外面做事都得有个组织，你加入国民党吧。”

父亲说:“我一个搞音乐的入什么党派。”

见马步芳似乎愣了一下，便又接着说:“他们关我三年，我还入什么国民党！”

马步芳再没说什么。

回到家里，父亲越想越觉得不安:马步芳是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他要让自己加入国民党，自己却说出这样的话，看来不会有什么好事。

兰州的三年大牢让他对政治也有了丁点儿了解，他想最好还是离开此地回北平去。

现在战争结束了，道路也畅通了，到了该回去的时候了。

第二天，马步芳派人给父亲送来一件礼物，是他从南京买回来的苏联皮夹克。

从此，马步芳再没提让父亲入国民党的事，父亲一颗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父亲在兰州监狱里时，他的歌就在大后方传播开来，他自己却一点不知道。

他的歌都被署成了青海民歌、新疆民歌。

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专的老师给学生布置的作业，就是改编这些民歌。

后来，作曲家陈田鹤改编了《在那遥远的地方》，谢功成改编了《阿拉木汗》，江定仙于1947年把《康定情歌》进行了配曲改编，署名为《溜溜调》，蔡余文改编了《半个月亮爬上来》。

这些作品当时都没有署父亲的名。

最有名的还是《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因赵启海在重庆的演唱而轰动一时，随即传到昆明，后传到了南洋各国。

1947年底，父亲离开北平已经十年了。

他想请假回去探亲。

马步芳便派父亲去北平给傅作义送寿礼，正好回家省亲。

马步芳与傅作义有很深的交情，抗日战争时，傅作义的部队驻扎在内蒙古，与马步芳的防线挨在一起。

这时正逢傅作义60岁大寿，马步芳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份寿礼，让父亲亲自送往北平，用马步芳的话来说，这次父亲的北平之行可算是公私兼顾。

此时，内战已经开始，父亲乘坐的军用飞机飞过华北上空时， 可以看到地面炮弹爆炸的烟火。

虽然是回家探亲，却在家里没待几天。

父亲到北平办完公事就去找北师大的同学。

抗战时他曾把在兰州、青海写的歌寄给他们，这些歌也在北平传唱开了。

他的歌在北平如此受欢迎，令他意外。

他以为自己呆在西北闭塞小城多年，回到北平会有落伍的感觉，没想到在北平唱他的歌还很时尚。

他寄作品来的时候，北平还是沦陷区，日本人在北平进行强化殖民教育，学校按日本的课程上课，对从大后方寄来的信件查得很严，所以父亲没有在作品上署自己的名字，同学排练父亲的歌也不敢说是他从大后方寄来的。

现在受到人们的喜爱，虽然没署名，父亲也很高兴。

父亲到北平时，正好是母校北平师范大学45周年校庆，他与音乐系师生一起举办了一场“老校友王洛宾新疆民歌音乐会”，唱的全是他创作改编的民歌，演出引起了轰动。

随后组成“北师大歌咏团”，在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北平各大学巡回演出。

1947年12月，《北平日报》刊发了《西北风刮来了王洛宾》一文，首次把父亲介绍给了大众。

父亲回到母校又是谈感想，又是作报告，讲到精彩处，在台上又说又唱又跳，热情奔放。

北平城里正在闹学潮，闹学潮的学生唱的许多歌是父亲的。

舞蹈家戴爱莲还将父亲的歌编成舞蹈表演。

父亲也参加了学潮，在许多场合都亲自上台唱歌。

一次父亲同北师大歌咏团的师生一起乘车前往清华大学演出，卡车走到半路突然抛锚了，这时太阳已经落山，司机师傅忙着修车，可就是修不好。

大家都非常着急时，有一位男同学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父亲写的那首哈萨克民歌《我等你到天明》中的一段: “.……啊美丽的姑娘啊，从黑夜等你到天明。”

正在修车的师傅听到这段唱词，误以为是同学们等得不耐烦了，故意用歌来讽刺他，生气地把工具往地上一扔说:“你们就等到天明再说吧。"

看到这情景，父亲忙上前给那位师傅解释说:“那位同学是在练习演唱我编写的一首情歌哪！我等你到天明是唱给一位心爱的姑娘听的。”

那位司机师傅才露出了笑容。

车子终于修好了，父亲和师生们又高兴地唱着歌赶往清华大学参加演出。

当时北平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学生组织的歌咏活动，更加害怕父亲编写的新疆民歌在大学里传播，于是大街小巷经常有特务和警察在盘查学生是否参加过歌咏活动，为此还闹出一个大笑话。

大学生排练的节目中有一首歌是父亲编写的《喀什噶尔舞曲》，其中一句唱词是“亚沙松，亚沙松”。

于是警察局在禁止学生参加歌咏活动的告示中则注明凡是唱过“亚沙松”这首歌的学生都有参加学潮的嫌疑。

这下热闹了，满街的特务和警察见了学生就问有没有唱过“羊上树，羊上树”。

唱过者就逮起来，没唱过者就放了。

这件事成了一场闹剧，在当时的北平搞得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由此可见，父亲编写的新疆民歌在当时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参加学潮，父亲完全忘了自己的身份。

他受到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跟踪，但因为他是马长官派来的人，他们不敢抓他，就告到傅作义那里。

傅作义的秘书把父亲叫去大骂了一顿:“你身为国军上校军官，在党国危难之际，不替党国做事，却跑去参加学潮，把你的歌送给闹学潮的人，还竟敢亲自上台演唱。要不是看马长官的面子，早把你军法处置了。”"

他们勒令父亲立刻离开北平不得停留，他几乎是被赶出了北平。

1949年，马步芳任西北行政长官后又把父亲调往兰州，任命父亲为长官公署政工处的上校文化高参，专管唱歌演戏迎来送往事宜。

父亲在兰州还负责音乐教师师资培训班。

1949年7月的一天，马步芳叫来了父亲对他说:“洛宾，兰州要打仗了，你回青海去吧，你是个文化人，这里不需要你了。”

马步芳让人给父亲办了手续调回了青海。

两个人从此一别，再也没见过面。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曾经给马步芳的骑兵师写过一首《战马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这首歌仍旧在马家军中传唱，父亲的后半生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此时父亲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但他也没什么好怕。

虽然他担任过青海政府和马步芳军队的职务，但在心里，他一直是一个自由的艺术家。

他与妻子商量，不要再待在西北了，收拾东西回北平，仍然做他的中学音乐教师去。

他认真地想过:共产党来了也不会把我怎么样，我又没有做过坏事，我做了那么多抗日宣传工作，我曾经把很多歌寄给在延安的塞克；我在省政府做文化工作也没有罪，又没有害过什么人； 不管谁当政，我都做我的音乐。

这样一想，他内心就很坦然。

1949年9月，西宁解放了。

父亲作为起义人员在军管会登记后回到家里，准备举家迁回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