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翻版上演：巴勒斯坦的遭遇，中国典籍早写得明明白白

文 | 人文社

撰 | 人文社

«——【引言】——»

在这世界上，善意到底能不能换来善意？

这是个老生常谈又令人揪心的事。

2025年的巴勒斯坦，加沙的废墟上，尘土里混着哭声，空气里夹着刺鼻的焦味。

人们的家被一幢幢炸成空壳，孩子翻找破布包裹的照片，那一瞬间，很难不去想，他们的祖辈是不是也会问：我们当初帮着接纳犹太人，这决定是对的还是错的？

善心换来的局面

二战的时候，犹太人的遭遇众所周知，纳粹的屠杀和集中营，把这个民族推到了生死边缘。

那几年，能逃出来的幸存者就像被大火烧过的树苗，迫切需要找一块能扎根的土。

欧洲很多地方关上了门，巴勒斯坦却打开了一道口子。

不仅让他们登岸，还分出地给他们建房，甚至在市集和农田里并肩劳作。

那时候的阿拉伯村民也许没想那么多，只觉得这是救人、这是人情。

日子一开始还算平静，犹太难民带来了些工业和技术，盖起了新房子，市场里多了几样新食品和工艺品。

但人口的变化很快带来了政治上的波动。

1947年的联合国分治决议，给了犹太人超过一半的土地，而那时犹太人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不过三分之一。

多数阿拉伯人觉得这不公平，反对声在街头巷尾传开，结果没能改变决议。

1948年，以色列宣布成立，紧接着就是战争。

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的军队都动了，但战局的结尾却是以色列稳住阵脚，还把更多地划进了自己的边界。

那一年，超过70万巴勒斯坦人离开了家，不是搬家，是彻底的流离失所。

很多村子直接从地图上消失，换成了新建的定居点，住的已经不是原来的主人。

接下来的几十年，冲突轮番上演，六日战争、赎罪日战争、黎巴嫩战争等，以色列在被占区继续修路、建楼、扩展定居点，把巴勒斯坦的生活空间一点点压缩。

到了2023年，哈马斯发动袭击，战争再次爆炸开来。

联合国人道事务办公室的统计到2025年4月，巴勒斯坦的冲突相关死伤人数已超过16万，其中平民占大多数。

加沙多地的饮用水和电力中断，医院成了帐篷临时搭起的诊疗点。

这一幕幕，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形。

盛唐的故事，不只是安史之乱

唐朝的时候，北边的突厥是个长期的心头事。

贞观三年，唐太宗李世民派大军北征，打下了东突厥的老巢，俘了颉利可汗。

那时候有很多降人，按传统的做法，可以押去当奴隶，或者直接驱散。

但唐太宗选择了另一条路，把他们安置在河套、并州等边境地区，让他们学汉语、学农耕，甚至招进有才能的做官。

那几年边境确实稳了不少，突厥人也帮唐军守防，李世民得了个“天可汗”的称号。

开放带来了一时的安稳，却也藏下了长线的隐患，这些外来族群有人进入军队，有人掌握地方武装，若心思一变，局面就很难控制。

贞观十三年，阿史那结社在九成宫的叛乱虽然被压下去了，却给了后人提醒：外来的兵、外来的将，忠诚度并不是铁打的。

几十年后，安禄山登场了。

703年出生在营州，他的父亲来自中亚的粟特商人，母亲则是突厥血统。

这个组合让他能说多国语言，也熟悉多族的习俗，是边疆通吃的能人。

靠着交礼和钻营，他一步步爬上了三镇节度使的位置，手握十几万精兵。

755年，他突然翻脸，以“清君侧”为旗，挥兵南下，开启了安史之乱。

八年的大战，让唐朝百姓遭了大难，人口锐减、田野荒废、藩镇割据成气候。

中央的威信跌了下来，盛唐不再辉煌。

很多史书都在反思，当初的胡人政策，有没有过于理想化？

从长安到加沙的镜像

把唐朝的边疆政策对照巴勒斯坦的接纳犹太人，其实能看到相似的脉络：一开始出于善意或者战略需要，欢迎外来的力量，希望能带来稳定与发展。

初期的效果看起来不错，经济有增长、防务有支持。

但时间久了，这种外来力量开始进入核心权力圈，或者在关键地区形成自治和控制。

一旦利益冲突凸显，原先的友好容易转化为对抗。

唐朝的安史之乱是如此，巴勒斯坦的土地丢失也是如此。

有一点还必须看清，外部势力在这类变化中往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唐朝时期，草原部落之间的关系复杂，外援与外患并存，巴以冲突中，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介入给以色列提供了相当的军事与外交支撑，这直接改变了地区力量的平衡。

中国的立场与现实的借鉴

从我国的角度看，巴勒斯坦是被联合国认定享有自决权的民族，他们有权在国际法框架下恢复自己的合法权利。

我国一贯支持“两国方案”，支持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反对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

这不仅是外交表态，也是结合自身历史经验得出的判断。

历史不是纯粹的故事，它的背后是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的现实课题。

盛唐的例子告诉我们，善意和开放不能替代制度上的保护和安全上的防范。

当外来群体的力量能够独立于中央控制，并且在军事、经济上形成自足，就很容易出现脱离主政方针、甚至反向侵蚀的局面。

在巴勒斯坦的现实中，这意味着，在坚持和平谈判的同时，要有系统的风险评估和权力结构保护，防止任何一方在被占区通过定居点扩张和人口迁移，改变地区政治版图。

受伤的土地和人的希望

如今的加沙，像唐末战后的关中一样，伤口纵横。

这片地上，学校变成临时安置点，市场只剩下废墟里的砖瓦，母亲用布条绑着孩子的鞋，因为没有新的可以换。

有人说，战争里没有赢家，这句话在这里显得太真切，因为不论是唐朝百姓，还是加沙居民，失去家园的痛都是一样的。

不把历史当故事，而是当作一面镜子，能看到一个事实：在民族关系和领土问题上，善意和信任必须与力量和规则并存。

缺了后者，前者容易被侵蚀甚至被利用。

巴勒斯坦的明天，不会在一夜之间变好，但也不必注定沉沦。

历史中的唐朝，在安史之乱的废墟上也曾慢慢重组秩序，借助大将的能力、调整军政架构，稳住了继续存在的百余年。

巴勒斯坦也可以从多方争取支持，把国际舆论和合作转化为具体的停火机制，哪怕是一点点打开人道通道，都是让孩子们安全上学、让老人有药可吃的契机。

对于那些在瓦砾上种下第一株青菜的加沙农民来说，活下去，就是希望。

或许多年以后，当外界再提起现在的巴勒斯坦，会想到的不是废墟，而是他们从灰烬里重生的故事。

文末的感触

盛唐的北疆与今日的加沙，一个是历史书上的章节，一个是新闻里的画面，但它们的轨迹却惊人的相似。

善意的初衷，遇上现实的冲击，有时会变成另一种结局。

我国古籍之所以记下那些故事，不是为了让后人感叹，而是提醒每一个掌舵者：守住属于自己的土地与权利，是善意长久的前提。

参考资料：光明日报——巴以冲突的历史根结与未来出路

浙江日报——千年宿怨，一朝如何能了？为你讲透巴以冲突的前世今生

观海新闻——加沙冲突600天，全世界都在要求以色列收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唐代民族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