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最小的儿子陈松年，六次为家人收尸，十年之约祭拜父亲痛哭

文|沈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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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陈独秀的儿子，很多人会立刻想到陈延年、陈乔年这两位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烈士，他们是陈独秀的长子和次子，是中共早期的重要人物，牺牲时都非常年轻，他们的名字镌刻在革命史册上，光芒耀眼。

相比之下，1910年出生的陈松年，作为陈独秀最小的儿子，他的名字就陌生得多，他的人生轨迹与两位哥哥截然不同，他未曾直接投身于那个年代最激荡的洪流，没有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

然而，正是这个看起来“普通”的儿子，却在家族遭遇接二连三的巨大变故时，成了那个默默扛起一切的人，成了陈独秀血脉延续和家族记忆最后的守护者。

陈松年第一次感受到命运的无常，是在他只有3岁的时候，那时候清朝刚亡，民国初建，局势动荡不安，因为父亲陈独秀早期的革命活动，安庆老家的陈家被官府盯上了。

一天官兵气势汹汹地冲进陈家抓人，一片混乱中，小小的陈松年为了逃命，慌不择路地翻墙，结果“扑通”一声掉进了邻居家的澡盆里，邻居家的大娘反应极快，一把将他从水里捞出来，三下五除二扒光了他的湿衣服，把他按在澡盆里假装给自己孩子洗澡。

官兵追进来，揪着湿漉漉的陈松年质问，大娘一口咬定说这是自家娃娃，官兵信以为真撤走了，这场童年突如其来的惊吓和无妄之灾，大概就是命运给陈松年人生烙下的第一道深刻印记，让他早早见识了世道的残酷和人生的不易。

1927年17岁的陈松年得知了一个噩耗——他的大哥陈延年被捕牺牲了，陈松年和姐姐心如刀绞，立刻动身赶往上海，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领回大哥的遗体，让他入土为安。

然而当时的国民党不允许家属收尸，姐弟俩连大哥最后一面都没见到，更别提收殓遗体了，他们只能在龙华刑场附近，绝望地烧了些纸钱，对着那片空地含着泪重重地磕了几个头，那种无法为亲人收尸的悲愤和无力感，深深地刻在了陈松年的心里。

命运的打击并没有停止，仅仅一年之后，又一个噩耗传来，二哥陈乔年也在上海被捕，并在同一个龙华刑场英勇就义，陈松年再次和姐姐玉莹奔赴上海。

这一次，他们终于见到了亲人的遗体，陈乔年的尸体倒在血泊之中，惨不忍睹，巨大的悲痛和强烈的视觉冲击瞬间击垮了姐姐陈玉莹，亲眼目睹弟弟的惨状，让她精神彻底崩溃了。

从上海回到安庆后，姐姐玉莹就一病不起，沉浸在巨大的悲伤和恐惧中无法自拔，仅仅几个月后，这位年仅28岁的女子，也在无尽的痛苦中追随两个弟弟而去。

短短三年不到的时间，陈松年接连失去了大哥、二哥，又失去了唯一的姐姐，他一次次地奔赴上海，一次次地面对亲人的惨死，一次次地承受着无法安葬或亲眼目睹亲人惨状的锥心之痛，最后，他只能独自在家乡，为姐姐料理了后事。

还没等他从这连串的打击中喘口气，1930年，他的生母，也因承受不住接连失去三个儿女的沉重打击，在极度的悲伤和抑郁中撒手人寰。

那一年，陈松年刚刚20岁，站在母亲的灵前，他身后只剩下一位年迈的祖母，曾经人丁兴旺的陈家，仿佛一夜之间凋零了，年轻的陈松年，就这样在不到三年的光景里，被迫为三位至亲处理了身后事，紧接着又送走了母亲，生活的重担，毫无征兆地压在了这个刚刚成年的年轻人肩上。

陈松年对父亲陈独秀的记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模糊甚至空白的，陈独秀一生奔波革命，后来又经历流亡、被捕，与家庭聚少离多，陈松年直到23岁那年，才第一次真正见到自己的父亲，而且还是在南京监狱冰冷的铁窗之后。

抗战全面爆发后，局势更加混乱，陈独秀在1937年被提前释放出狱，得知父亲的下落，陈松年毅然决定带着年迈的祖母和妻儿踏上了千里迢迢的寻亲之路。

在江津鹤山坪石墙院一个破旧的小院里，这个饱经风霜的大家庭终于团聚了，晚年的陈独秀享受了难得的天伦之乐，常常抱着年幼的孙辈，教他们识字读书。

这段在江津的日子，虽然物质上极其清贫，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却是陈独秀晚年最温暖的一段时光，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和家庭的温情，这份难得的平静与温暖，很大程度上，是陈松年这个儿子，带着家人千里追随，用行动和陪伴，给父亲带来的最后慰藉。

然而，好景不长。1942年5月，陈独秀在江津病危，临终前，他紧紧握住守候在病榻前的儿子陈松年的手，留下了最后的嘱托，要陈松年将他的棺木带回老家安庆，这是父亲最后的遗愿，陈松年含泪点头应承下来。

父亲去世后，陈松年在当地朋友的帮助下，暂时将父亲安葬在江津，但父亲的遗愿他始终牢记在心，五年后的1947年，时局依然不稳，但陈松年经过多年的省吃俭用，终于攒下了一笔钱，他决定冒险完成父亲的遗愿。

他雇了一艘木船，准备将父亲的灵柩从水路运回安庆，为了避开国民党当局可能的注意和麻烦，陈松年想了个办法，他把父亲的棺木混在一堆普通的木材中间，就这样，载着陈独秀灵柩的木船，开始了顺长江而下的漫长旅程。

那份提心吊胆和沉重的责任感，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幸运的是，最终有惊无险，棺木安全抵达了安庆，陈松年将父亲与早已在安庆安葬的母亲高大众合葬在一起。

站在父母的坟前，他终于完成了这件压在心头五年的大事，他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这是他第五次为亲人收尸，也是他作为儿子，对父亲最后的、最艰难的尽孝。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他放下了读书人的体面，什么苦活累活都干。他在砖窑厂做过苦工，抬过沉重的土坯；他参与过修铁路，在工地上挥汗如雨；他甚至在家里糊过火柴盒，靠这种微薄的计件收入补贴家用。

屋漏偏逢连夜雨，他的妻子窦珩光后来也不幸病逝了，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陈松年一个人肩上。他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独自拉扯四个尚未成年的孩子。

最困难的时候，懂事的女儿心疼父亲，提出要辍学去打工赚钱养家，陈松年一听立刻变了脸色，不管说什么他都要让孩子们去读书，这也体现了他骨子里对知识和家风的坚守，他知道，父亲陈独秀一生最看重文化教育，两位哥哥也是学有所成，再苦再难，也不能让下一代断了读书的根。

陈松年（左二）

时间走到1990年，陈松年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走完了他80年的人生，平静离世。

陈松年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慷慨激昂的宣言，有的只是六次收尸的沉重、千里运棺的艰辛、养家糊口的劳碌和供书教学的执着。

他的坚韧，或许不如两位兄长的就义那般壮怀激烈、感天动地，但正是无数个像陈松年这样普通人的无声担当、默默守护、负重前行，才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维系了无数家庭和文化的根基，构成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依然能生生不息、传承发展的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这种力量，同样撑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同样值得被看见、被铭记，陈松年的故事，就是一个关于在历史夹缝中坚守责任、守护亲情的中国人的故事，简单，沉重，却闪烁着人性最质朴也最动人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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