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宋庆龄送给延安一杆秤，却解决了大难题，毛泽东连连夸赞

在抗战时期的延安工作人员中，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谁家有好吃的好玩的，都不能私自享用，必须送到一个地方去，这个特殊的地方，叫做延安保育院。

保育院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指示下成立的。当时前方不断传来胜利的好消息，可后方将士的子女们却无人照管，有的送到老乡家，有的送到亲戚家，但结果很不好，老乡们生活艰苦，又不懂得科学育儿，孩子病死的、丢失的，屡见不鲜。

当时的延安，完全处于孤岛的状态。由于日本长期侵略及国民党的重重包围，延安的各种运输渠道几乎被堵死，敌人洋洋得意地判断，延安几十万的军民很快就会被饿死。

谁知毛泽东早就有了应对之策，他号召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结果男女老少一齐上，纺线的、种地的、织布的、养猪的，甚至还有打铁的、做锅的。尽管物质条件很差，很多人家一天只能吃两顿饭，但没有一个人饿死。

延安保育院就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成立的，从成立起就是全托制。家长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后便奔赴各自岗位，有上前线的，有做侦察的，一年半载也见不到孩子一面。

有些家长一去不复返，在战场上壮烈牺牲，还有的音信皆无下落不明。托儿所工作人员不仅仅承担着养育孩子的任务，还肩负了教育他们的重托。

当时，以院长丑子冈为代表的全体工作人员只有一个信念：不管多么困难 ，也不能让孩子们受一点委屈。为了让小孩子吃东西，他们把小米和豆子磨成面做粥喝。孩子们中午起床后，喝枣子汤当下午茶，还会吃自制的饼干。

保育院的食物除了依靠机关和各部队定期送外，大部分都要靠工作人员自己想办法。他们利用休息时间，种菜种玉米，还养了猪、羊、鸡，孩子们不仅能吃上新鲜的蔬菜，还能喝上羊奶，吃上肉和豆腐。

领导们对延安保育院十分重视，常常前来视察，及时帮忙解决各种难题。有一段时间托儿所粮食不够吃，丑子冈四处找人帮忙，愁得焦头烂额之际，毛泽东的电话打了过来 ：“有困难为什么不早说？有困难就提嘛。”

丑子冈

毛泽东放下了电话机，便拨通了正在南泥湾搞生产的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的电话。

“喂，王震同志吗？我是毛泽东，托儿所的孩子们最近遇到点困难，能否给他们送些吃的去？”

第二天，三五九旅便派人送来了粮食、蔬菜、肉。看到那一筐筐又鲜又嫩的大南瓜、白菜、西红柿、黄瓜可把丑子冈给乐坏了。

吃穿方面保育院基本可以自给自足，但药品的严重缺失令人焦心。每当到了春秋季流行病高发的季节，各级领导为了孩子们的健康问题简直要愁白了头发。

因为封锁得太紧，延安就连阿司匹林都不多见，有些外国友人赠送给领导人一些药品，还没捂热乎就被送到了保育院，可这些只是杯水车薪，孩子们生病了只能靠多喝热水，或者吃点草药硬扛过去。

关键时刻，一批来自外国的药品、玩具、食品及幼儿生活用品被送到了托儿所，还夹着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明确表示：这些东西是送给孩子们的，落款是宋庆龄。

整个延安沸腾了，人人口中传颂着宋庆龄的名字。

当时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为了帮助中国的伤兵、难民和孩子，捐赠了大量的药品和生活交通用具，然而，这些物资和钱款却遭到了扣押，肥了一些人的腰包。

这种情况令宋庆龄感到气愤，她挺身而出，与国民党机关进行周旋，将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延安。

提到宋庆龄，就不能绕过她在1938年成立的“保卫中国联盟”（以下简称保盟）。为了向国外的反法西斯联盟呼吁捐款，宋庆龄克服了与两位姐妹不同的政见主张，忍受着严重的贫血病四处奔走，一想到抗日根据地的伤病员和成千上万幼小的孩子们都在疾病和饥饿中挣扎，她心急如焚。

宋庆龄所领导的保盟，向海外做了大量的宣传，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来自世界各地的捐款和物资源源不断地涌来。

保盟当时面临很多难题。因为在中国及整个东南亚，采购物资都相当困难，因此，大量外国捐款必须就地购买药品和生活用品。

国外的捐赠要想安全运到保盟，不仅要躲过日军的封锁和拦截，还得防止国民党的侵吞，万一捐赠物资到不了宋庆龄手中，国际友人的援华信心将会受到动摇。

每次接收物资，宋庆龄都要亲自参加策划，从国外运送来的抗战物资大多是通过海运，用轮船运送到中国各个港口，如上海租界、香港、广州等地港口。后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沿海一些重要港口及内地重要交通线，保盟的工作更为困难。每一批海外援助都经历了千难万险才能运回来，不少运送工作人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些物资要想转送到延安，更是难上加难。要先从香港用船运到重庆，从重庆运到西安，从西安又用马、骡子、毛驴等翻越一道一道的山梁沟坎才能送到延安。路途中要穿过无数的封锁线，经历无数的危险。

有一段时间，因为国民党的强力阻挠，大量援助物品只能暂时存放在保盟的仓库里，因为不能及时将物品送往根据地，保盟的仓库甚至已经满到溢出。

即便如此困难，在创办保盟的四年期间，宋庆龄总共送出了120吨左右的医药救济物资，还帮助延安创建了国际和平医院，并先后派遣了白求恩、柯棣华等著名外国医生来此工作。

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延安人民的“百宝箱”，几乎一切外国友人及华侨捐助的物资都是她的手运送过来。只要看到有人抬着大包小箱的进学校，孩子们就会兴奋地趴在窗台上张望，他们知道，未曾谋面的“宋妈妈”又送来好吃的和好玩的了。

在世界各地的捐献中，洛杉矶华侨和当地居民出力最多，为了感谢他们的付出，延安保育院更名为洛杉矶托儿所，直到现在，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他们的贡献。

“只要中国不亡，我愿意捐献最后1元钱，以拯救祖国。若是不幸中国亡了，我也将离开这个世界。”住在美国底特律市郊区的华侨妇女简夫人捐献了1.5万美金，全部用来帮助祖国抗战，像简夫人这样怀有一片炽热的爱国之心的华侨又何止千千万万。

宋庆龄自己没有孩子，却时刻心系孩子们。她以女性独有的细腻心思，除了送给孩子们鱼肝油精、盘尼西林、代乳粉外，还有一批预防各种传染病的疫苗，这些疫苗在当时的价值胜过万两黄金。

于是，托儿所的孩子们喝上了进口奶粉，还穿上了洛杉矶人民为他们制作的黄色呢子衣服。那些小衣服是按照美国军服的式样制作而成，帽子呈船型，胖乎乎的娃娃们穿上小衣服，活脱脱一个个小兵，可爱至极。

1942年，宋庆龄送来一样现在看来很普通的东西，却轰动了延安城，那就是一台大磅秤。

这台磅秤的运输过程极为艰难，途中还累死了一头骡子，按理说这东西既不能吃也没什么大用，却连毛泽东都给惊动了。

原来，托儿所的孩子们每个月都要检查一次身体，测测身高，量量体重，以监测孩子的生长发育情况。每次检查时，工作人员都要跑到炊事班去把称菜称粮的那杆大秤抬来，同时，还要搬来一只大柳条筐。

秤的一端放上大平碗，一边用铁钩子钩上柳条筐，然后把孩子抱进筐里，两个青壮年用一根大木头杠子把秤抬起来，碰上个淘气的孩子，忙得满头大汗也测不准。

用这种粗糙的方法称量，只能得到个模糊的数值，大家都期盼着能有台高级点的秤。宛若心灵感应般，宋庆龄托人运来了这台大磅秤，孩子们只需站在上面，身高体重就全有了。一时间，托儿所里的工作人员，个个笑容满面。

毛泽东也听说了这件事，特意到儿童体检室参观这个来之不易的大家伙，还兴致勃勃地试用：“我从小就下田劳动，没进过托儿所，现在也来补偿一下托儿所的乐趣。”

因为毛泽东个子高，站在秤上一下就顶到了头，体重也是工作人员连换两个秤砣才称出来。

毛泽东哈哈大笑：“它欺负我嘛，嫌我太高，太胖了。”

有意思的是，直到21世纪，已经过去了50多年，当年那台测量毛泽东体重的大磅秤依然还被使用着，明显已经“超期服役”了。

原本它已经作为历史文物被送至展览室，可令人不解的是，托儿所后来又买过很多秤，不论多么先进，用一段时间便会坏掉，并且测量的数值也不准，只有这台锈迹斑斑的大磅秤，不仅不坏，还十分准确，于是它又被从展览室中抬出，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冥冥中似乎有种灵性。

除了大磅秤，宋庆龄还为边区送去一台唯一的大型X光机。

1944年，延安由于严重的封锁缺医少药，很多病人得不到治疗，奄奄一息。这些消息不断地由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传到宋庆龄那里。

“一定要想办法，把国外朋友和华侨同胞们捐助的物资送到延安。”宋庆龄在保盟会议上坚决地表示，她下定决心，要将国外捐助的一部X光机运过去。

有人提醒宋庆龄，陆路走不通，这么大个的仪器，用汽车很难运过去。宋庆龄态度坚决，“陆路不能走，我们就用飞机。”

通往延安的飞机，只有美国的军用飞机，于是宋美龄前去找史迪威将军商量。史迪威虽然一直与国民党合作，但他内心被延安军民的诚实、节俭、勤劳所打动，一直对中国人民怀揣着美好的感情。更何况，这个要求还是由他尊敬的孙夫人宋庆龄提出，因此史迪威二话没说就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运送时出现了无解的难题，仪器太大而舱门太小，X光机不能被装上飞机。史迪威当即下令，把机舱门拆下来重新拓宽，为了防止有人阻挠，飞机冒着风险夜间起飞，这台大型X光机是当时总人口已达9000万的延安解放区第一台和仅有的一台大型医疗器械。

史迪威很想去延安走一趟，去目睹一下百姓的生活和有朝气的政府。他的想法传到延安，毛泽东十分高兴，他亲自布置了欢迎史迪威将军的安排。

只可惜，史迪威在成行前，因为与蒋介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于1944年10月19日被召回美国，始终没能看到心心念念的延安。

眼见帮助过自己的朋友一个个离开，宋庆龄哪怕孤军奋战，也继续在国际上大声疾呼，为了延安人民，特别是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们四处奔走。洛杉矶托儿所因此成为国际瞩目的地方，很多外国记者组成参观团，各种消息从他们的笔下发往世界各地。

“这里有一方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又伟大的人”。

1946年3月中旬，美国著名医学专家艾乐思博士前来参观，他对这座托儿所完全没抱希望。食品短缺、药品短缺，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一个拥有近百名孩子的托儿所，能勉强维持运转都已经很了不起了。

他惊奇地看到，为了节省粮食，高级领导人们一天最多吃两顿饭，而托儿所的孩子们却每天都能保证一个鸡蛋，肉类和青菜每天也有保证。菜谱由专人负责，每天一改动，从来不重样。

孩子们课间时还会有餐后水果，尽管条件艰苦，孩子们只能吃萝卜和西红柿。但这些食品营养丰富，加上每天晒日光浴，孩子们的小脸红扑扑、胖乎乎，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那是一种没有受过任何委屈的天真烂漫。

以工作严谨甚至苛刻著称的艾乐思博士，参观完托儿所后伸出了大拇指：“这是我在全中国看见的最好的一座托儿所。”

回到美国后，艾乐思写了一篇名为《记延安洛杉矶托儿所》的报告，将自己看到的一切，向全世界公开。

直到现在，了解到当年洛杉矶托儿所孩子们的生活后，好多人还感觉不可思议。延安地处黄土高原，用水非常困难，只能用毛驴或人从山下的延河拉水，往返要费很大的劲。当地老百姓将水视作比金子还珍贵的物品，一年半载也舍不得洗回澡。

用水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托儿所的工作人员坚持每天为孩子们洗脸洗脚，只要遇到大晴天，不论冬夏，他们便会为孩子们洗澡，每个小朋友身上闻起来都是香喷喷的。

托儿所在建所初期就建造了游戏场。游戏场中有秋千架、木马、荡船、沙坑、小木房子，还建造了动物园、小农场。动物园中有孩子们最喜欢的小动物，如小鸡、小鸭、小狗、小猫、小鸟、小兔子，还有尾巴上长着各色漂亮羽毛的野鸡。小农场也很有意思，里面种了许多西红柿、甜南瓜、洋芋、青苗等等，孩子们在阿姨的带领下，去小农场又劳动，又认识菜，还活动了手脚，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值得一提的是，托儿所除了受到宋庆龄的极大关注外，宋美龄也曾来这里参观过。

抗战时期，姐妹俩为了得到外国援助不遗余力地奔走。尽管二人的目的不尽相同，本质上来说，她们都是喜爱孩子关心孩子之人，虽然宋美龄的爱比起宋庆龄来说可能表演成分居多，但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始终记得他们吃过的很大的一个蛋糕，是有人送给宋美龄后，她特意派车送来的。

除了宋氏姐妹外，最常来保育院的是毛泽东和朱德，很多著名学者如陶行知、冰心也都来讲过课，在各界爱心人士的关心下，从洛杉矶托儿所走出来的孩子，不仅身体健康，还成为头脑聪明，有着文化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全面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