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开国大典，热闹欢呼的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兴奋激动的人们纷纷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而欢聚，而因为天安门城楼上的伟人们距离太远，很难看清毛主席的伟岸英姿，于是挂在人们面前那种毛主席画像，更成为了那一天人们记忆定格中，永远难忘的画面。

而站在天安门东侧的一对年轻的夫妇，眼里紧紧地看着天安门城楼上那张巨幅毛主席画像，听着周围人叽叽喳喳的议论，纷纷夸赞这张巨像的威严，心里那块大石头终于放了下来。这对新婚夫妇就是周令钊和陈若菊。

作为新中国开国大典毛主席画像的执笔者，那时候他才刚满30岁。

究竟选择哪张毛主席画像？

1949年9月，开国大典紧张的筹备着，但年轻的中央美院讲师，却接到了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为开国大典，画一幅毛主席画像，而这张画像参考的模板，正是当年毛主席在延安头戴八角帽，身穿军装的照片。

时间非常紧迫，距离通知和开国大典，只有一个月时间，这其中还不包括几次改版和交稿，到最后的定稿和作画，留给他的时间只有短短两个星期。

这是周令钊第二次接到命令，画毛主席画像。第一次是在3月，北平和平解放。就连周令钊自己都在怀疑一件事，为何是他？新中国建立前后，可不止他一个优秀的画家，第一位为毛主席画像的董希文先生，要说当时的名气和作品，都要比周令钊更出名。

但周令钊在新中国毛主席的画像、人民币印刷的毛主席画像和新中国邮票和国徽的设计上，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笑着说：大概是用我顺手了些，一定会好好完成它。

周令钊

在他的记忆中，一直忘不了解放军进城的那一刻，人民欢呼激动的心情，还有车头悬挂的那一副毛主席画像。

1948年北平解放，这是值得每一个市民庆贺的事件，也是这一次聚会，将毛主席画像第一次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当时解放战争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渡江战役触发在即，但为了和平，国共在最后的总决战之前，在六国饭店进行最后的谈判。

那时候周令钊接到的任务，正是为4月1日的谈判会场，做一副画像。中央美院接到这一任务，就派周令钊和美院第一班前往布置。由周总理负责总指挥，对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在主席坐的位置，画一幅毛主席画像。

这时候要面向的是对面的国民党，主席像既不能给他们压迫感，也要不失庄重，特别要把毛主席笑的那种感觉表现出来，于是就选择了背景为大红色，黑白底。

因为开会的地方灯光没有这么亮，用这种颜色，显得亮堂。这幅画像得到了全场布置人员的一致赞同，而且毛主席本人对他这幅画像也十分满意。

这时候周令钊心里也算是有底了，毕竟青年画师虽然以前画过这种题材，画毛主席的大画像还是第一次，因此毛主席的肯定，让他终于心里的石头放下来。

可没想到十月份的开国大典又找到了他，这一次的任务，比上次更难，不光要在全世界人的面前，展现出毛主席最好的状态，还要面临着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作画的困难。

这一次跟以往都不同，周令钊终于不是在照片上见到毛主席，而是能近距离见到伟人，着实有些激动。当时，刚刚解放的北平，沉浸在解放在喜悦中，而且不久就迎来了开国大典，于是他在受邀之下，去看了苏联的马戏团表演。

毛主席也来了，他坐在前几排的观众席位上，但他是从后走向前的，让周令钊终于第一次亲眼看到毛主席，在他后来的回忆中，这是他这辈子最清楚的记忆，那时候的毛主席很亲切、很随和，眼睛弯弯的，永远是一副谦和的态度。

接到画像任务之后，他开始大量搜集毛主席的照片，在无数张照片中，他挑选了最欣赏的一张作为摹本，他清晰地记着，当时并没有指定用那张当摹本，可他就是相中了这张头戴八角帽的。

毛主席的表情是笑笑的，衣领是敞开的，八角帽能让人一看就立刻想到长征、想到延安，毛主席的这个风度完全能够显现出来。

不过在后来很多文献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在9月初，典礼中的毛主席画像，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而周总理也十分上心，前后请摄影师到丰泽园，为毛主席拍摄正面肖像，可是因为主席不喜欢这种摆拍出来的照片，十分不自然。

可开国大典指挥部已经确定，这种周总理、朱老总，包括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人，都在寻找合适照片，但都不是特别理想，总感觉差点意思。于是在有一天，毛主席翻开抽屉，看到了一张他与朱瑞的合影。

朱瑞

这张合影是他离开延安前往东北的时候，被摄影记者随意抓拍的，但没想到这会成为他与朱瑞最后一次见面。在解放战争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前夜，朱瑞将军却不幸倒在了前往新中国的路上，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牺牲的最高将领。

看着这张照片，毛主席有些泪眼婆娑，回忆在即，觉得这张照片正适合。于是将这张照片交到了工作人员手中，而恰巧周令钊就喜欢这张照片中毛主席的肆意洒脱。

聂荣臻：把风纪扣扣起来

照片确定之后，紧张的创作工作开始有序进行，这时候距离开国大典只有20天的时间了。可天安门城楼画像的原画确定为高6.4米，宽5米的尺寸，既得打稿又要保证不出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那时候既没有直升机，又没有的工程梯等现代设备，如何保证这样一副画挂在城楼上，于是周令钊开始打一副小稿，和一幅一比一还原的大稿，才开始与夫人陈若菊进行刻画。

可首要问题是，画要画在哪里？用什么画？传统的画布能经受得住风吹日晒吗？

于是他开始寻找方法，就想起战争年代的大壁画，都是用采用的商铺设计广告牌的经验，他们用的是铁皮材料，这样既可以长期保存，也又便于上色，于是就将马口铁皮钉在结实的木框上代替画布，用油画颜料直接画。

还有画面定格问题，面对这幅长宽超过5米的画像，如何打稿？如何进行创作？

这时候他又开始想办法。将这幅画分为若干个小格子，在初稿的基础上，每个小格子上的应该画什么，全部固定好，再分配到每个人，每人参照自己格子的内容，将照片中的内容，画到大图上。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他们的配合不默契，又或者是哪个格子有偏差，都会导致整部画作从头开始。作为第一次没经验的年轻人来说。可想而知当时的压力。

作画的时候，用临时搭建了一个三层的脚手架，周世钊就这样高空作业，可以说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这幅不平凡的画像。

为了更加精确，周令钊又想到裁缝铺做衣服的手艺，先在布上画线，再裁剪。他是画线固定格子和内容，再用油画颜料上色，这样可以减少失误。

就这样工作开始了，夫妇二人每天废寝忘食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创作，生怕哪里出错功亏于溃。20多天的时间里，天安门城楼上，永远有两个身影，从太阳升起到太阳落下，孜孜不倦。终于在开国大典前夜，完成了这幅画作。

9月30日聂荣臻将军前来视察，看到城楼上这幅画像，大赞周世钊，但却提出了很致命的建议：“画的不错，神情也很好，但明天是新中国成立的大日子，应该严肃一些，主席的风纪扣还是要扣好，这样才能搭配开开开国大典”。

聂荣臻

于是他们赶紧更改，将毛主席的领口风纪扣改成扣紧的样子，与原画有些出入。

此时已经月明星稀，华灯初上。两人终于能好好睡个觉了，可没想到才坐定十多分钟，急促的脚步声来了，进门的却是布置的负责人，他赶紧向周令钊说明，刚刚周总理在视察开国大典准备工作的时候，专门对城楼前的毛主席画像提出：不应加最后一行字。

天安门广场太大，字在衣服上太小，远处看不清楚，近处又不协调，破坏了整个画面的协调性。

话音未落，二人连热乎饭都没吃，直奔广场，周令钊重新踩着脚手架，将字一点点地遮盖，直到最后看不出痕迹。此时东方已经鱼肚翻白，黑暗终于过去，迎来了将是一个一个崭新的新中国。到这里，想必周令钊的心里顿时自豪感油然而生。

10月1日下午三点，听着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今天成立了”。周令钊看着站在城楼画像上的领导人，终于放下心来，心里由衷的高兴。

主席像，是天安门城楼的灵魂

天安门仿佛已经成为了北京的象征，也成为了我们每个中国人，毕生都想去看看的地方，而主席像，就是它的灵魂，挂在那里人们的心就在这里，他是我们曾经旧社会带领我们走向新中国的伟大领袖，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最独特的象征。

从1966年开始，为了迎接国庆，每年的天安门城楼上，都会更换一幅新的毛主席画像，这个惯例已经持续了54年的历史了。可见毛主席在国人心中的地位。而且前后也历经了好几次形象设计与画师改稿。

在《百年天安门》中，描述了自建国以来天安门事务的一切巨细。从1949年董存文的第一版，到1967年第八版，才最终将毛主席画像确立为今天人们看到的模样。

而且时间与今天确立的也并不相同，1949年到1966年时间内，是每到重大节假日才会悬挂十天时间，到1966年中央才决定，将主席像变成了天安门城楼必须要有的，天天悬挂，而且每逢国庆节都要换新，固定到今天未变。

如果你去过天安门，可以观摩一下主席像，你能感觉到你走到那个角度，都觉得主席在注视着你。这其实是大有说法的。

这一版定稿是北京市美术公司王国栋，为了借鉴前面主席像的经验，在这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王国栋带着他的徒弟们，开始潜心研究，从主席的神态、发质、肤质、表情神态等各个方面分析。

在创作中，王国栋曾说，他特别注意到主席的眼神，既要保证主席像的庄严和蔼的一面，又结合了现代油画的手法，使得毛主席的眼神能覆盖到多个方向，这大概就是让主席看到每个人民的精神面貌，这盛世如您所愿。

这张画像同时也是亚洲最最大的手工制画，至今依旧坚持。颜料也是王国栋亲自与天津、上海等美术颜料厂专门联系的，加入了一样“中国银珠”的特殊材质，让主席画像能在天安门城楼上尽量减少褪色。

可以说，每一代画师，都在倾尽全部精力，只为能展现出伟人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