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公走了,年享90岁,算是高龄,说是梦中安详离世,走得很安详。
不知这位自称“破老头”、“知道分子”、“不良老年”的“老顽童”临走时做了什么美梦,有没有像放电影一样把他的一生播放一遍。
小时候家境贫穷,但他上的却是贵族式的好学校;
年轻时,最初报考上海的三联书店未果,伪造学历考中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却被代招到北京的人民出版社,而三联书店当时被并入人民出版社,若干年后,他当上了三联书店的总经理;
临近退休时,上头虽先打过招呼,却无具体时间,以至于有了这样戏剧化的场面———“1996年1月1日早上九点钟,三联书店的一个人事干事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你已经在昨天下午五点退休了”。
作为一个生活在北京60多年的老上海人,沈公说话时经常会既带着北京味道的儿化音又带着浓重的上海口音,还会时常蹦出几个上海词,像极了他生活20年的上海和63年的北京。
在《鲁豫有约》中他讲述了他的“顽劣人生”:
有这样一位可爱的老人,他平常出门,所带的装备就像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背一个蓝色双肩包、胸前挂一个MP3、兜里揣一个PDA。他以文会友,引领读书兼容并蓄;他豁达乐观,诚恳中不乏雅痞风致;他激情似火,晚年依旧享尽生活百味。
沈公生前用20个字概括了他的一生:“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
“吃喝玩乐”
随着年龄增长,外加早年动过手术,沈公不得不放弃永久牌自行车,而是坐地铁四处溜达。
随身所带的MP3里依然是邓丽君、蔡琴和卡朋特等人的曲目;
PDA里面记的都是北京好吃的饭馆地址和电话,无论是最地道的,还是最怪的都能找出来。
“谈情说爱”
用沈公自己的话说:“除了自己到处吃,跟作家、文人谈情说爱也不错。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要谈情说爱嘛”
这里所说的“谈情说爱”,无非就是跟圈内圈外的朋友交谈聊天,谈事情促交情,说说爱好。是一种雅致的活动,往往只有非常坦荡的人,才能用这种顽皮的方式来表达。
“贪污盗窃”
沈公表示,做文化活动的人,盗窃有形资产很难,但盗窃无形资产则比较容易。
比如你跟别人聊天,就问他最近忙什么,然后挑逗他说一下这件事的心得体会,等他把心得说出来了,其中的观念、意境就可据为己有了。
这文化人就是不一般啊,“贪污”的是不别人的知识,“盗窃”的是别人的思想,这种自嘲式的自我形容方式,也充分体现了一个文化老头的处事之道。
“出卖情报”
就是利用手中的资源,看交情的深浅帮助别人,顺便收到免费吃喝的恩惠。这么顽皮的老人不是“破老头”是什么?
坐以待“币”
沈公这样解释:“等你出了书后,就坐着等数人民币。因为前面干了16个字的“坏事”,所以最后四个字不一定有好结果,于是坐以待毙了;如果不想完蛋,就把‘毙’改成‘币’。”
这20个字淋漓尽致地道出了一个“不良文化老头”热爱生活、用心工作的独特方式,展现了一个天真、狡猾、机智、幽默、随心所欲的沈公形象。
上世纪80年代,文化圈流传着一句话:可以不读书,但不可以不读《读书》。
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沈公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
在三联书店当家时,只有领导给的三四万块钱。经济窘迫时,他向一企业家请求帮助,对方临走时丢下一句话“我们这个公司,1000万元以下的事情是不做的”,吓得他再也不敢找人家了。
为了搞好三联书店,他想到港台等境外的文化资源,于是出了房龙(美国通俗历史学家)的《宽容》,很轰动;
又出了金庸的武侠小说、蔡志忠漫画等;
又如,他认为,不拘一格、放弃成见,才能让新见呈现,正是这种“大无”的思想办出了《读书》杂志的“大有”,有极大的胸怀,有极大的弹性……
《读书》在他的长期执掌下,形成了既不乏对学术文化界的前沿思考,又坚持大众化的轻松活泼的独特风格。
也正是由于这个风格,《读书》笼络了一批时下中国文化界最忠实的读者。
《读书》不仅是一个人的故事,一个行业的故事,而且是一群人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沈昌文时代”的《读书》杂志和三联书店,无疑是许多国人举足轻重的精神家园。
沈公的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宁波人。3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五六岁开始,他就寄人篱下。他的母亲给人当保姆,上海话叫“娘姨”。他跟着母亲住别人家,一天到晚学的就是察言观色。
用上海话说,他从小就是个“识相”的人。
很多人说他“滑头”,但他认为“滑头”对他的一辈子影响都很大。沈公的“滑头”,不在于用这个方式去取得利益,而是遇到为难的事知所趋避。
工作后有了收入,谈恋爱也方便了起来。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位医生。这位大夫喜欢音乐,他就假装懂音乐,白天看了关于贝多芬的书,到晚上约会时卖弄。后来下乡又拼命写信,这么就恋爱成功结婚了。
这,就是沈公式“滑头”。
后来,他升官了,成了总编辑的秘书,专管社领导的开会、用车安排,因为对领导毕恭毕敬,很得领导赏识。
但也会犯一些小错误。
当时沈公的领导叫王子言,有一天,领导看见他在笔记本上写着“王八用车”,被气坏了,经过批评和询问才知道,原来是“王子言先生八点钟要用车”,想要偷懒少些几个字,没想到成了骂人的话,只得承认错误。
他是北京书界、文化界的信息源,圈里大小事情会迅速地汇聚到他那儿,又迅速地传播出去。
几年后,出了一个新词,叫“知道分子”,他说自己不够格做知识分子,充其量是个“知道分子”。
退休后,他还发起创办《万象》,一直活跃于出版界。
他的职业经历见证了中国出版业的变迁和发展;他主编的《读书》杂志,曾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表达声音的理想空间,书写了一代人的文化梦想。
作为前《读书》杂志主编、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至今仍是中国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面旗帜,知识精英或三教九流都尊称他为沈公。
#著名出版家沈昌文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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