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公走了，年享90岁，算是高龄，说是梦中安详离世，走得很安详。

不知这位自称“破老头”、“知道分子”、“不良老年”的“老顽童”临走时做了什么美梦，有没有像放电影一样把他的一生播放一遍。

顽劣人生

小时候家境贫穷，但他上的却是贵族式的好学校；

年轻时，最初报考上海的三联书店未果，伪造学历考中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却被代招到北京的人民出版社，而三联书店当时被并入人民出版社，若干年后，他当上了三联书店的总经理；

临近退休时，上头虽先打过招呼，却无具体时间，以至于有了这样戏剧化的场面———“1996年1月1日早上九点钟，三联书店的一个人事干事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你已经在昨天下午五点退休了”。

作为一个生活在北京60多年的老上海人，沈公说话时经常会既带着北京味道的儿化音又带着浓重的上海口音，还会时常蹦出几个上海词，像极了他生活20年的上海和63年的北京。

在《鲁豫有约》中他讲述了他的“顽劣人生”：

有这样一位可爱的老人，他平常出门，所带的装备就像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背一个蓝色双肩包、胸前挂一个MP3、兜里揣一个PDA。他以文会友，引领读书兼容并蓄；他豁达乐观，诚恳中不乏雅痞风致；他激情似火，晚年依旧享尽生活百味。

20个字的一生

沈公生前用20个字概括了他的一生：“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

“吃喝玩乐”

随着年龄增长，外加早年动过手术，沈公不得不放弃永久牌自行车，而是坐地铁四处溜达。

随身所带的MP3里依然是邓丽君、蔡琴和卡朋特等人的曲目；

PDA里面记的都是北京好吃的饭馆地址和电话，无论是最地道的，还是最怪的都能找出来。

“谈情说爱”

用沈公自己的话说：“除了自己到处吃，跟作家、文人谈情说爱也不错。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要谈情说爱嘛”

这里所说的“谈情说爱”，无非就是跟圈内圈外的朋友交谈聊天，谈事情促交情，说说爱好。是一种雅致的活动，往往只有非常坦荡的人，才能用这种顽皮的方式来表达。

“贪污盗窃”

沈公表示，做文化活动的人，盗窃有形资产很难，但盗窃无形资产则比较容易。

比如你跟别人聊天，就问他最近忙什么，然后挑逗他说一下这件事的心得体会，等他把心得说出来了，其中的观念、意境就可据为己有了。

这文化人就是不一般啊，“贪污”的是不别人的知识，“盗窃”的是别人的思想，这种自嘲式的自我形容方式，也充分体现了一个文化老头的处事之道。

“出卖情报”

就是利用手中的资源，看交情的深浅帮助别人，顺便收到免费吃喝的恩惠。这么顽皮的老人不是“破老头”是什么？

坐以待“币”

沈公这样解释：“等你出了书后，就坐着等数人民币。因为前面干了16个字的“坏事”，所以最后四个字不一定有好结果，于是坐以待毙了；如果不想完蛋，就把‘毙’改成‘币’。”

这20个字淋漓尽致地道出了一个“不良文化老头”热爱生活、用心工作的独特方式，展现了一个天真、狡猾、机智、幽默、随心所欲的沈公形象。

三联书店和《读书》

上世纪80年代，文化圈流传着一句话：可以不读书，但不可以不读《读书》。

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沈公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

在三联书店当家时，只有领导给的三四万块钱。经济窘迫时，他向一企业家请求帮助，对方临走时丢下一句话“我们这个公司，1000万元以下的事情是不做的”，吓得他再也不敢找人家了。

为了搞好三联书店，他想到港台等境外的文化资源，于是出了房龙（美国通俗历史学家）的《宽容》，很轰动；

又出了金庸的武侠小说、蔡志忠漫画等；

又如，他认为，不拘一格、放弃成见，才能让新见呈现，正是这种“大无”的思想办出了《读书》杂志的“大有”，有极大的胸怀，有极大的弹性……

《读书》在他的长期执掌下，形成了既不乏对学术文化界的前沿思考，又坚持大众化的轻松活泼的独特风格。

也正是由于这个风格，《读书》笼络了一批时下中国文化界最忠实的读者。

《读书》不仅是一个人的故事，一个行业的故事，而且是一群人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沈昌文时代”的《读书》杂志和三联书店，无疑是许多国人举足轻重的精神家园。

解读沈昌文

• 滑头

沈公的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宁波人。3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五六岁开始，他就寄人篱下。他的母亲给人当保姆，上海话叫“娘姨”。他跟着母亲住别人家，一天到晚学的就是察言观色。

用上海话说，他从小就是个“识相”的人。

很多人说他“滑头”，但他认为“滑头”对他的一辈子影响都很大。沈公的“滑头”，不在于用这个方式去取得利益，而是遇到为难的事知所趋避。

工作后有了收入，谈恋爱也方便了起来。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位医生。这位大夫喜欢音乐，他就假装懂音乐，白天看了关于贝多芬的书，到晚上约会时卖弄。后来下乡又拼命写信，这么就恋爱成功结婚了。

这，就是沈公式“滑头”。

• 工作中也很有乐趣

后来，他升官了，成了总编辑的秘书，专管社领导的开会、用车安排，因为对领导毕恭毕敬，很得领导赏识。

但也会犯一些小错误。

当时沈公的领导叫王子言，有一天，领导看见他在笔记本上写着“王八用车”，被气坏了，经过批评和询问才知道，原来是“王子言先生八点钟要用车”，想要偷懒少些几个字，没想到成了骂人的话，只得承认错误。

• 谦虚的知道分子

他是北京书界、文化界的信息源，圈里大小事情会迅速地汇聚到他那儿，又迅速地传播出去。

几年后，出了一个新词，叫“知道分子”，他说自己不够格做知识分子，充其量是个“知道分子”。

退休后，他还发起创办《万象》，一直活跃于出版界。

他的职业经历见证了中国出版业的变迁和发展；他主编的《读书》杂志，曾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表达声音的理想空间，书写了一代人的文化梦想。

作为前《读书》杂志主编、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至今仍是中国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面旗帜，知识精英或三教九流都尊称他为沈公。

#著名出版家沈昌文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