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心香一炷敬父亲

原创首发

作家唐运泉 优质美文领域创作者

一

最近又看了一遍电视剧《焦裕禄》和《杨善洲》。这两部电视剧我前后已看过几遍，剧中好多地方都会让我感动得落泪。焦裕禄是父亲在生时的学习榜样，父亲有好些地方都像焦裕禄和杨善洲。每看一遍电视剧，好长一段时间都会特别怀念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生于1916年的一个佃农家庭。我的祖父是佃农，租种地主的田地，地租颇重，难以维持温饱。父亲四岁时，曾经给人拐卖过一次。那拐卖父亲的家伙其实早有预谋。那家伙从屋前经过，瞅见四岁的父亲一个人在屋前玩耍，身旁没有大人照看，就连诱带骗，说带父亲去街上买糖吃，抱起父亲，从屋前鱼塘茔疾走。抱着父亲走到屋后小松冈时，父亲见并不是带他出街，就大哭大喊。那家伙怕屋中人听到父亲的哭声追来，就将父亲放在松树头下，拿出小刀威胁大哭的父亲：“不准哭！哭就割掉你的‘小鸡鸡’！”父亲就被那家伙拐卖。祖父祖母央族人帮忙，四处寻找才找回父亲。原来那拐卖父亲的家伙，是族人都认识的本地人，是个鸦片烟鬼，没钱吹鸦片烟了，就起了拐卖小孩的鬼主意。那个时代，真是一个吃人的时代。

父亲六岁那年，曾在别人家的私塾借读过半年。七岁那年，祖母在十里路外的河坳头开荒地，被人打伤，无钱医治，只找点青草药擦过两次，后来一直拖延至病情沉重，终至身亡。七岁的父亲哭得死去活来。俗语说“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打头风”。过去的穷人怕将来家贫儿子娶不上媳妇，许多穷人家都是从小就给儿子抱个童养媳，将来都长大了就作儿媳妇。父亲小时候，祖母也曾抱过一个年纪比父亲小的童养媳。但祖母死后，祖父和他的小老婆十分虐待父亲和父亲的童养媳，整日非打即骂，本来就体弱多病的童养媳不久也病死。七岁的父亲不愿再挨打受骂，就与孤独一人住在小松冈老福音堂里的老祖母过，祖孙俩相依为命。

亲生母亲死了，童养媳也死了，没法上私塾了，七岁的父亲在老祖母的指导下，就给人卖麻花油糍，帮人卖出一个麻花油糍就得一个铜钱。七八岁的父亲，成天端着小托罗盖装着的麻花油糍走村串户，给人家卖麻花油糍时，被富人放出恶狗咬伤过脚，受尽了恶人的种种侮辱和欺凌。

到了九岁，父亲就给地主放牛。极想读书的父亲，就早早先放一阵牛，等私塾上课了，再将牛拴在私塾近处的水圳边吃草，自己到私塾窗外偷听一阵先生教的课，然后再将牛换一个位置拴着吃草。父亲靠他的偷学，后来也能识字会算。

又捱得两年，父亲的老祖母也在忧愁和饥寒交迫中与世长辞了。父亲虽说还有他的父亲和小妈，但父亲不愿再终日挨打受骂，小小年纪的父亲就一个人过。无田无地、孤苦怜仃的一个少年过生活，其中的艰难困苦，就像焦裕禄和雷锋解放前的苦难生活一样。

十五岁那一年，父亲请人将他的祖母、母亲和小童养媳的殖骨起了，却再无钱请人埋葬，可怜的父亲，整夜悲哭到天亮。其时恰遇端午节发大洪水，无法到选定地点的河角坪去葬祖母、母亲，父亲哭得昏天黑地。幸亏当时打洋锡的邻居灶生伯热心帮助，出钱请人摆渡过河，帮父亲将祖母、母亲和童养媳的殖骨共葬于一穴。

第二年父亲十六岁，又被国民党白军抓壮丁。按当时国民党的“两丁抽一”、年满十八岁才够从军资格的征兵规定，那年只有十六岁的父亲本来不到年龄不应入伍当兵，却被伪区长带的人抓去允当壮丁员额。白军即时就要新抓来的壮丁们用谷罗挑子弹随队伍走。初时是往北面的连平县城方向走，估计是往江西方向去打仗。但走到北面五六里外的赤米坳，为首的白军头子又突然改变主意，不容分说用枪托乱打众新壮丁：“ 他妈的，向后转！”改向南面的新丰县城方向走。

父亲一路都在思量如何脱身。走到百叟与马头交界处的大塘坳一农家，抓壮丁的兵和壮丁都在那农家做午饭吃。吃过午饭，父亲问那兵头说：“我想去舀一碗粥水喝，成不成？”那兵头说：“可以。”父亲就细心观察那农家小院地形，发现前门有两个哨兵把守没有逃走的机会。但后有小院，小院后门却无哨兵把守，父亲就借口去灶间舀粥水喝，机智地从农家后门逃脱。

父亲被抓壮丁的当天逃脱后，并不敢回家，就在外面化名做挑夫，给人家挑运货物、食物或行李，得几个小钱糊口。过了半年，又跟人合作，给人抬猪，送到新丰县城以南二十多里远的梅坑等地，算起来单程就有八九十里路，且要当天来回。那时候还没有通汽车的公路，两个人抬着活的猪中途极少休息，如何苦累，可想而知。据父亲说，那还不是最远的地方，最远处要抬猪送到忠信，甚至到河源，好几百里路远，回程就挑火水、火柴、河源蔗糖、河源火蒜等货物，以此挣钱度日。一年之中只有年三十晚那天，才敢偷偷回一次家。

过了几年在外逃亡的生活后，父亲探得再未追究逃脱壮丁的事了，这才敢回“家”。其实，哪里有“家”呀，只不过是一个人在父亲的老祖母原来住的小松冈那破烂的老福音堂里栖身而已。至于生计，只好靠抬猪、抬轿或挑运东西，得点辛苦钱度日。故乡俗语说“除了吊、打、绑，就是挑担最冤枉”，父亲以抬猪、抬轿、挑运东西为生，其苦其累，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又过了几年，家在洪圣村也是贫农家庭的外祖父，经人介绍认识了父亲，后来了解到父亲虽然很穷，却有自食其力的生活经历。于是，外祖父将他的独生女许给父亲为妻。但家徒四壁的父亲却没钱娶妻。后来父亲与母亲成亲时，谷箩、米斗米升和洗脸盆一应日用家什，都是母亲从外婆家带过来的。

1940年是大饥荒之年，米价飞涨，民不聊生。母亲生下大儿子时，家中没有一粒粮，襁褓中的大儿子连米糊也没得吃。父亲只好去人家收获过番薯的地里碌些番薯来，煮番薯羹给襁褓中的儿子吃。只吃番薯羹的大儿子体弱多病，拉肚子也无钱医治，大儿子差点死掉，好在外婆家和好心的邻居们时常接济才捱了过来。

后来，父亲和母亲租了地主的五斗种田种水稻，但田租竟要四成。每到割稻的时候，区公所的兵和地主都来收兵粮、收租。当时的规例是，先割每丘田外围三行稻子，打下的稻谷交兵粮。每丘田的外围三行稻子，需知那个周长是很占土地面积的，兵粮的占比实在不少。交了兵粮后，再按所割稻谷的四成交地主的田租。可以想见一丘田还能剩下多少稻谷，租种一亩田能得多少稻谷。用母亲的话说，“那时景，真是割脱禾头冇米煮！”

父亲在种田之时，有时也还做些抬猪、挑运东西的活。那时候，郑大东、龙景山领导的游击队在故乡一带活动，父亲还曾受游击队之托，为游击队运送过盐和其他物资。父亲认识的故乡两个游击队员，也曾叫父亲一起参加游击队，父亲也想去参加游击队。但那时姐姐刚刚出生，母亲觉得一个人要带一个四岁的儿子、一个刚出生的女儿，又无家娘老大帮忙，实在维持不了，不舍得让父亲出外，父亲因此没能去参加游击队。但父亲有合适的机会仍然为游击队做些事情。

1949年端午节前一天，父亲接到游击队通知，要父亲想办法为解放大军筹到六十担谷的粮食。于是父亲连夜组织几个可靠的人，一天内走遍大田、龙河、东埔、龙埔四个大村，为解放大军筹到了六十担谷的粮食。端午节那天早上，东江纵队二团开始在红门坳发起解放故乡的战斗，当天即解放了故乡长吉区。

二

捱过漫漫长夜的人最盼望天亮；受过饥寒交迫的人最知道什么叫幸福。

家乡解放后，父亲当了农会会长。在民主建政中又被选为龙河乡（小乡）乡长。翻身作了主人的父亲，夜以继日全身心扑在民主建政和土改工作上。在民主建政和土改工作中，在清匪反霸中，父亲带头上台诉苦，号召贫下中农跟共产党走，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中，我家才和广大劳苦大众一起分到了土地和房屋。父亲在小乡乡长岗位上，工作积极、认真负责、廉洁奉公，很受群众和领导好评。后来开始工商业公私合营成立合作社时，父亲被人民政府领导选调到“合作社”工作。

所谓“合作社”，其实是指小镇那间较大些的日杂门市，卖的是油盐火水、咸鱼榄角、火柴草纸和鞭炮等日常食品、用品。合作社的店长叫何抖养，那店原是他的私人商店，公私合营中成为最早的“合作社”。何店长待人十分和气，他的手常会抖动，在给人卖煤油时，拿煤油杓子的手就不停地擅抖，可能也会有些少煤油因手擅抖而溢出到回煤油桶，有些人就说他有意抖动好让煤油倒回一些在煤油桶内半斤变四两，以此克扣买者的煤油，因此人们叫他“何抖养”。其实他那手发抖是一种生理病。他卖咸鱼豆豉等货物时手也同样会抖动，却是一拿一个准，人们回家复秤不差一两以上；很多人也非常信任他，集日买货的人多时，好多人为赶时间都叫他不用秤称了，而是叫他“舀”两斤盐，“拿”一斤梅菜，或“包”两斤榄角就走，却从来没人说过他短斤缺两。

父亲当年进合作社前半年，何店长曾分别在不同时间、用不同数额的钱，悄悄放置于或显或隐的不同地点，测试父亲贪心不贪心。父亲每次都将“捡到”的钱分文不少交给何店长，却一直不知道那五次捡到的钱，其实都是店长有意在测试父亲是否忠诚老实。后来父亲被调往县里工作，何店长苦留不住就叫父亲推荐售货员人选，父亲曾推荐一个远房堂叔进店当过一段售货员，就因经受不住何店长的考验，做了不足两个月就被辞退，失去了领工资的工作。父亲生前多次以此事敦敦教诫我们兄弟姐妹：做人要忠诚老实，绝不能贪心。

父亲在合作社当售货员经历“五试心水”的测试，以忠诚老实而美名远扬，被县政府领导所重视。县油脂公司成立时，县里指名调父亲去当财务（出纳员）。先是在忠信那边，之后油脂公司又设在内莞镇，父亲上班就又到内莞镇。再后来县油脂公司与县粮食局合并，父亲因为忠成老实、廉洁奉公，工作又特别认真负责，就被县粮食局派任粮食仓库保管员。

1958年，正是大跃进高潮之时，县粮食局为粮库里发生害虫的粮食杀虫，父亲夜以继日连轴奋战，因体力不继晕倒，从高高的粮仓上摔下来而受重伤。在旧社会受尽地主压迫剥削，吃不饱穿不暖的父亲，体验到翻身解放当主人的幸福，唤发出前所未有的劳动干劲，比别人更明白粮食的宝贵。为了保护和抢救国家粮食，父亲带伤奋战一个星期，为粮食局干部职工做出优秀榜样，为粮库杀虫工作做出突出贡献，被县委组织部提拔为国家干部，被评为县劳动模范。在县劳模表彰大会庆功宴上，县委书记、县长特地向父亲敬酒（父亲从不沾酒）并说了许多嘉奖的话，这是父亲最为自豪的事。

县劳模的奖品中有将状、奖章、钢笔，还有一个相当于一般嗽口盅三倍容量的纯白搪瓷大口盅。那白色搪瓷大口盅上面有鲜红油漆写着的“劳动模范·奖·1958”的九个字。也就是那年冬天，忠厚老实、刚获得劳动模范光荣称号、刚提拔为国家干部的父亲，积极响应人民政府“干部下放”的号召，到了九连山国营林场的田席分场工作。那个有“奖”字的白色大口盅，初时父亲在林场远地劳动，都用它带午饭。后来的三十年，成为家里母亲和我们姐弟三人砍柴、割草、开荒时带午饭的最佳器具。

粮食困难年代，我们用它装一盅煮熟的番薯片，带上去远山砍柴割草或开荒地、种杂粮，作为二个人或三个人的午餐。粮食较好点的年景，就可以煮点番薯芋头饭或青菜饭，用它装上带去作午饭。我们一家都十分明白那个白色大口盅——父亲的劳模奖品的特殊意义，小心使用了三十年，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搪瓷脱落了不少且已无法再补，它才退了休。

父亲最怕汽油味，一生之中极少坐车。那年，父亲他们到专区参加劳模大会，别人都是乘车来回，父亲却是一个人提前两天就出发，走二百多公里路到地区专署参加劳模会，会后又是走路回家。许多人不相信有此等事。但1964年四清运动时，在我家“三同”的曾副县长，在劳动中亲口向社员讲述我父亲到专区开劳模会，别人都坐车他走路，来回走路近五百公里的故事，人们这才信确有此事。

我保存最珍贵的一幅父母早年合影照片，就是1958年父亲获得劳动模范光荣称号时，双亲在县城合影的两寸半身黑白照。那时双亲还是中年，母亲戴着农村妇女常见的箍头式“半帽”，脸上没笑却分明看得出紧张中有些高兴的表情。父亲穿的是黑色“中山装”，戴着那个时代工农干部流行的有帽檐的帽子，可以看出是天冷时节照的照片。最显眼的是解放前仅读过一年私塾的父亲，“中山装”的上衣口袋插笔处竟然插着两支闪闪发亮的钢笔，钢笔上方别着闪闪发亮的圆型劳动奖章，父亲脸上是严肃中带自豪的表情。我记得在我成年以后，父亲还曾经两次指着那张黑白照片对我解释说，照片上的两支钢笔，都是1958年获得县和地区劳动模范时奖的奖品。父亲一说起此事，就红光满脸、神采奕奕，露出当年获得劳模时的幸福神情。

1965年我考上初中，开学上课后就给远在八十里外水洋洞林场工作的父亲，写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封信，报告自己上中学读书的情况和新鲜事。信寄出后，天天都在盼望收到父亲的回信。大约过了一个月，终于收到了父亲寄到学校来给我收的回信。父亲的回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儿子：接到你的来信我很高兴，呵呵，我的儿子给我写信来了！前些天因为工作很忙，现在才给你回信。亲爱的儿子，解放前因为家穷，爸爸才读了半年私塾就没有书读了，没有什么文化。现在你能上中学读书，多幸福啊！我们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希望你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好文化，将来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父亲的回信是用钢笔纯蓝墨水，写在一页红色横纹信纸上，字体不算漂亮却并不潦草，看得出父亲是很用心写的回信。父亲的回信不长，却是纸短情长。那是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封信，我不知读过多少遍，只嫌父亲的回信太短。我特别珍惜父亲给我的那第一封信，也是唯一的一封回信，读初中、高中时，我一直珍藏着，曾无数次拿出来细读，特别是在困难时读它，就给我无尽的力量和鞭策。后来那封信放在家里楼棚一个棕笼里保管着。家中修缮房屋那年，父亲给我的那封回信给家里弄丢了，真是十分可惜。

三

父亲一生为了工作和家人，他自己从没吃好穿好，凡有好吃点的东西，都要让给家中老少吃。1960年底，父亲调到水洋洞林场工作，距家近八十里远。第二年春荒时节，一天早晨我起床上学时，母亲对我说：“你爸昨晚回来了。”我惊喜地问母亲：“爸呢？”母亲说：“天刚亮就回林场去了。”我觉得很奇怪，以前父亲每次回家，我都能见到父亲，父亲也一定有些山果子接我们的。昨晚我睡前父亲还没有回来，天刚亮我就起来上学了，这次怎么没能见到父亲，也没有山果子呢？那时我要赶紧上学，也没多问。

早上放学回家吃早饭时，母亲用碗舀给我一碗稀的糠糊，大锅里还有小半锅糠糊。那时正是三年自然困难中最困难的一年，家乡的野菜、能吃的树叶和黄狗头、土茯苓都被吃光了。我饿得很，也没多问这吃的东西是哪里来的，一口气喝下了两大碗，到了第三碗，才觉出那糠糊霉味极重，且沙子多不能嚼，可是也还再喝了两碗。母亲这才告诉我：“这是你爸昨晚专程送回家来的！”原来，父亲是怕家里老少五口人饿着，国家配给干部的三斤米糠父亲都舍不得吃，昨天傍晚林场收工后才动身回家，星夜赶了几十里山路送三斤米糠回家，直到十一点多钟才回到家，天刚蒙蒙亮，就又赶路回林场上班去了。那时少不更事，也没去过父亲工作的水洋洞林场，不知道家离水洋洞林场到底有多远。

1966年暑假，我曾跟着父亲走路去过一次父亲工作的水洋洞林场。那天的路上，我们父子俩一边走一边讲。小时候才读过半年私塾的父亲，给我背《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背得非常流利，似乎一字没错。走到距县城一半路程的地方时，父亲指着公路左边一个上山的小路口对我说，要是从这里取直，走山路翻越峻崎山到水洋洞，就近多了，可少走三十里路。那年，我星夜送三斤米糠回家，就是从水洋洞那边翻过这峻崎山，从这个路口下山的，回家才走了四个小时。

不过，那一次真的好险！在峻崎山里一段荒无人烟的路上，我发现有两只青湛湛的眼睛跟在身后，人走它也走，人停它也停，僵持了好长一段路，虽然手里拿有一根柴棍，心里也着实有些害怕。那野物越跟越近，蒙胧月色中，依稀看见是一只两三百斤的老虎，左面是峭壁，右面是悬崖，只有一条路，无处可逃。好在走了不远，发现上向路旁有一截人们砍掉的杉树尾，赶紧拖着那截杉树尾走。那杉树尾枝桠七角八岔张开，而且有针一样的硬叶，老虎才没敢扑上来。就那样相持着，一直走到大公路来，看到了人家屋的灯光，人家屋里原来狂吠的狗一声也不敢叫了，到了人家屋前面才敢丢掉杉树尾。那一次，爸差点就被老虎吃了，吓得出了几身冷汗。

那天，父亲怕我走山路太辛苦，我们父子俩就沿公路走到县城，再到水洋洞林场，围着峻崎山绕了大半个圈，从早上八点一直走到下午三点钟才到。我在路上老想着，当年父亲独自一人星夜翻山越岭，既无电筒也无火把走五十里山路，就是专门为送回三斤发霉的米糠给我们吃，差点就给老虎吃掉。

我小时候也是相信大人说的“老虎不食孤寒肉”的。但读过《水浒传》后的我，知道了李逵的母亲就是给老虎吃了的，这才不相信“老虎不食孤寒肉”的话。我认为，父亲当时没给那老虎吃掉，是父亲机智聪明的缘故。后来我将父亲遇虎的故事，讲给不少同学和朋友听，很多人都不相信，认为这是我父亲或是我凭空编造的故事。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九连山区各公社及山区大队都有打猎队，且有打猎队打到过老虎，那确实是真有其事。

父亲曾在国营九连山林场的水洋洞、大埠、牛岭水三个分场林场都工作过，均距家七八十里远；就是在较近的田席林场林场工作，距家也都有三十多里路。父亲每次回家、返场，不管远近均是走路，从未坐过车，也没有骑过单车。有一点好吃的父亲都舍不得吃，都要送回家来给我们吃。有一年元旦，田席林场加菜，父亲等加菜分到，就带着饭菜赶紧回家，天黑后许久才回到家。父亲喜孜孜的将我和弟弟叫到身前，给我们看过那饭菜后才放到锅里去热。那是大半碗菜，有四块半指大的猪肉，六七块手指长的油炸豆腐条，还有一点特别香的蒜。那大半碗菜，父亲肯定没吃一点。热好饭菜后，父亲挟一点菜喂给弟弟，再挟一点喂给我，“吃呀，吃呀”，父亲那细声、亲切、慈爱的声音，那舐犊之爱，仍然铭刻在我脑中，铭刻在心上。

父亲七岁就没了母亲，所以我们都没见过奶奶，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外婆帮母亲带大的。有一年重阳节，外婆那时跟我们在一起生活，父亲带回来四个散装月饼给大家吃，可那月饼外层已经有些发霉了。父亲说，那是中秋节林场发的，因为铲防火带工作很紧没能及时送回来。那就是说已经过了一个月了，父亲自己一口都还未舍得吃呵。父亲见那月饭真的发霉了，就用开水洗净，再切开放到煮番薯的锅里蒸过，这才一家人分食。

解放前受过饥寒交迫的父亲，一生最是勤俭节约、珍惜粮食。我们姐弟小时，父亲就不准我们浪费粮食。我们吃饭时一粒米饭掉在桌上，父亲都要以身作则捡起来吃掉。一九六二年后虽说粮食情况稍为好转，但家里每餐吃粟粉粥（就是极稀的粥加小米粉“打芡”）就着蚕豆或薯片吃，就算是一餐。有时父亲回来了，吃粥时连那碗内沿的糊糊，也要用手指刮在一起吃掉。

那些年月，番薯和薯片才是我们的主食。父亲给家里买薯片，也是买那最便宜的“薯片角”，就是人家在刨大块薯片时手指再也捏不住的薯蒂或边角料晒成的，全是难以嚼烂的经络，父亲也不准我们浪费一块。

父亲每次回家，虽然没有好酒好肉，也少有糖果饼干接我们，最好的是他从山坑里捉的石蛤带回家来“加菜”。但父亲一年四季回家，都有时令山果接我们。春季，是折的一枝一枝成熟、甜酸的“酸梗仔”。 “酸梗仔”又叫酸枝，盆景用语叫雀梅，清明时节就有得吃了。夏季是山稔。那是父亲在回家的前一天摘的，或是回家当天在路旁采摘的。秋季是甜海棠、山渣，半熟或成熟的山柿；冬季则有大椎、小椎或野核桃带回家来给我们吃。

父亲一回到家，就亲切地将我们三姐弟叫拢来，掏出采集来的山果，先分一些给我们吃，再留一些让我们第二天吃。那时，是我们姐弟三个最高兴、最快乐的时候。父亲带回来的大小山椎、野核桃，每一颗都是真实的，绝无虫蛀的或无仁的空壳椎。那年月集日街市上就有大小山椎卖，用量米的米角作计量单位，每角五分钱，后来粮食更紧张时就起价到一角钱一米角。

那街上卖的椎子，却有许多虫蛀的或无仁的空壳椎。后来我勤工俭学，星期天给供销社送日杂货物到四十里外的河头、大席分销点，每送一百斤货可得运费一元现钱，我每次只能挑五十斤货，一天可得五角钱运费。那时，才见识了什么叫深山老林，也知道了那远处的大山之中有山椎子。后来我们星期天也带上午饭、布袋或小罗筐，镰刀和小簸箕，天微亮就出发，走四五个小时的山路，去河头、大席那大山里捡椎子。在大山中的椎树头下割去杂草，将山椎子拢集用小簸箕簸去空壳，放到箩筐里装着，直到太阳下山才回家，来回就是近百里路。多的时候，一天能有一二十斤，少的时候不过是十斤八斤。回家来后还要用水漂一次，将浮头的空椎弃掉，沉底的才是真实的山椎子。

亲身体验过捡山椎的艰苦后，每当我吃着父亲带回来的全真的山椎子、野核桃和山果时，我就想，父亲要花多少时间、翻多少山、走多少路、受多少苦，才能弄到那些带回来给我们吃的山果和山椎啊。

四

父亲自到国营九连山林场工作后，无论是炼山、打穴、植树造林、铲防火带，还是林场的农业种作，父亲都处处以身作则干在前，最苦、最累、最险的活总是抢着干。父亲曾先后在全县五个分场都工作过，无论离家无近，无论是回家还是返场上班，从来没有坐过车，也不会骑自行车，全都是走路。

父亲在田席分场工作时，曾经受过两次生死考验。一年夏天，总场指派父亲到锡场、半江一带的林区验收林材。在验收木材的第二天晚上，恰遇天下暴雨，山洪爆发，时在半夜，父亲被洪水围困在一座小山中。父亲在漆黑的夜色雨帘中，看到远处有灯光闪动，忙大喊救人。起初，人家并不知道是什么人呼喊，不肯来救。后来父亲大声说明自己是县里派来验收木材的干部，现在山洪已涨到小山顶了，请你们快撑木排过来救人，那两个人这才撑木排过来救父亲脱了险。天亮一看，验收收过的木材全被洪水冲得无影无踪。那座小山，还被浸在水中看不见山顶。

父亲虽为国家干部，但体力劳动和长年累月的长距离走路，虽练出了较好的体质，却也给予老年的父亲带来隐患。父亲平常极少看病，偶然有些小病，家里人劝父亲去看医生，开药、打针，父亲总是说：“好吃的东西不吃，为什么要花钱去吃那些苦苦臭臭的药？”因此父亲极少看病，极少吃药打针。不是说父亲从不会病，而是父亲怕给国家增添负担，因此父亲小病总是捱过去。

1968年初夏，父亲在田席林场工作时，又一次遇到生死考验。那是父亲被别人装在山上捕猎用的“线炮”打伤，双腿共中十多粒铁沙子，浑身是血，伤得很重。林场的人将重伤的父亲抬出公社医院，要父亲住院，可父亲怕花公家的钱，无论人家怎么说，父亲硬是不肯住院。大家只好将浑身是血的父亲抬回家里。父亲只是请来一位姓叶的复员军人中草药医生，来家里治伤。那个叶医生的方子，是用“竹桔仁”捣成糊状溥在伤口处，将肉里的铁沙子夺出。其时，我正读初三下学期，父亲躺在老屋那间光线阴暗的房间里，我每天用刀柄在碗里将“竹桔仁”捣烂成糊，含着泪为父亲换“药”。

养伤期间，父亲老是记挂着林场的工作，在家里养伤不到一个月，就去林场上班了。那时，正直姐姐肺结核病又严重咯血，要筹钱给姐姐去广州治病，父亲带着未全好的腿伤，走七八十里路到九连山林场总场去借钱为姐姐治病。

那年8月底，我被学校推荐上县城一中读高中。因录取通知书发得太迟，离报名截止时间只有两天。当天下午母亲去几个亲戚家借钱，都没能借到学费。因无钱报名，我只好星夜赶往林场找父亲，目的是想让父亲在林场借二十元钱报名。我晚上近十点出发往父亲所在的林场，既无手电筒也无火把，独自一人摸黑赶路。到达林场时已快十二点钟，可父亲竟还没在房间。问林场职工，说是父亲去对面山坡上犁田了，我忙赶往对面山上找父亲。

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最乱的时候，林场里的农田活都没人干，只有父亲珍惜那些宝贵的土地，天天犁田、耙田直干到半夜。当晚我赶到林场对面山和尚庵一带，并没有找到父亲，只好反回林场。再问林场的人，又有人说，曾见父亲去五里外的淡洞水库犁田了。其时已是半夜，我又往淡洞水库赶。我赶到水库边田地，喊破喉咙，只有群山回应，实在无法，只好回林场。回到林场，这才看到父亲房内有了灯光，那一刻，我的眼泪再也禁不住，如决堤之水奔涌而出。

原来，父亲确是在傍晚时去了水库边犁田，只是在我往水库时父亲刚好在另一边小路回林场，父子俩没有碰见。我见到父亲时，父亲正在床前三个半节的火砖垒成的炉子烧火，用一个小锑煲煮青菜粥。父亲正在切着的青菜叶，又老又黄，定是人家从菜园里扔到篱笆外面的老黄菜叶父亲捡回来做菜吃。那几年父亲为姐姐治病借了一身债，父亲为节省伙食费，都不敢在林场饭堂开饭了，只是自己开伙，每月只用买米、买油五六元钱的“伙食费”。

我将来林场请父亲想办法借二十元钱，到县城报名读高中的喜事汇报了，也给父亲看了录取通知书。父亲看完录取通知书，并没说话表态，只是叫我吃菜叶粥。父子俩吃了粥后，父亲带着我一起去场长家请场长批准借二十元钱给我报名读书。场长说你已借了不少钱给你女儿治病，何时才能还清？再不能借了。父亲磨破嘴皮，也没能借到一分钱。父子俩离开场长家时，场长家的八卦钟已是凌晨三点半了。父亲担心我走夜路出事，不让我星夜回家。可我决意要回家，父子俩在林场路口分手后，我远远还听见父亲的哽咽声。我又披星戴月、一路洒泪往家里赶。到家时，天已亮，泪亦尽。

1970年，父亲退职回家，还说要为家乡多作贡献，极端认真负责地当了三年生产队的义务保管员，一分工分都没有要。1973年，国务院发文件落实退职干部政策，父亲才又按有关政策改为退休。父亲生前曾多次和我们说过，家乡解放之前，他曾为游击队运送过盐和子弹等物资，所以解放时，家乡所在的长吉区人民政府区长张觉，以及新丰县县长、副县长等老革命都很敬重父亲。但忠厚老实的父亲一直没有要求组织上按自己解放前参加工作的工龄计算办理离休手续，只是按解放后参加工作的时间办理退休手续。

父亲后来改为退休时，县委组织部要按当时政策安排弟弟参加工作，父亲却对组织部的干部说：“我们家里已经有三个人工作了，应当让出指标给更困难的人。”父亲单位的领导和工会干部，以及县委组织部的领导，每次来家里慰问父亲时，都对父亲说，身体有病了要吃药打针，不要怕花钱，国家可以给报销的。但父亲总怕给国家和单位增加开支而不肯看病吃药。有一年，县委组织部的领导来慰问父亲时，带来300元慰问金，说补贴父亲的生活，父亲说：“感谢党和国家的关心，我们的生活比解放前好一百倍了，这钱应当帮助更困难的同志。”无论如何都不肯收。父亲那一代老干部——像焦裕禄和杨善洲等工农干部的思想、行为，现在许多人都不理解，有些年轻人甚至根本就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

八十年代，全国支援深圳、珠海、汕头特区建设时，广东省九连山林场五个分场的木材都大批砍伐支援特区建设。父亲他们1958年前后造林栽下的杉树，直径均已在30厘米以上，成为高规格木材源源不断地运往特区时，父亲曾自豪地对我们说，对比革命烈士和英雄，我没有大的贡献；但我在油脂公司和粮食局工作其间，经手的钱、粮千百万计，可我从没多吃多占，从没贪污过一分钱、一粒粮。我在全县五个分场工作期间的足迹，遍及全县的山山水水，走过的路比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还远；我亲手造林砍出来的大批木材，也为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慰藉。这就是我说的，我的父亲既像焦裕禄，又像杨善洲的原因。

为什么老百姓都怀念毛主席和那个时代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干部？为什么几十年前能出现王进喜、陈永贵、焦裕禄、雷锋等大批让老百姓尊敬、爱戴的先进人物？我想，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什么样的人受尊敬，什么样的人不吃亏，是与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价值观导向密切相关的。

父亲一生忠诚老实、艰苦朴素，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几十年如一日，是一辈子廉洁奉公、为民奉献的国家干部，也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十里八乡乃至县内县外，许多人都认识或者还记着我的父亲，每当见到我们兄弟姐妹，就要问候我们的父亲，或讲起我们并不知道的父亲如何帮助他们的事迹，一致称赞父亲是一位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国家干部，是一位忠诚老实、乐于助人的好人。

父亲工作过的单位的干部职工，县委组织部的老领导、新领导，每当讲起父亲，都亲切地叫父亲“唐伯”，对父亲非常敬重。九十年代“笑贫不笑贪、笑贫不笑娼”之风起来后，有些人看父亲穿着十分朴素，没有干部的“气派”、“威风”，看我们家贫，确实有些看不起艰苦朴素的父亲。可我们以有这样廉洁奉公的好父亲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