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与病魔斗争的故事

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我的父亲——一个很好很好的人，与病魔斗争的故事。

我的父亲是一个标准的军人，后转业到地方在市机关工作，他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信念和带着对党的无比忠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半个多世纪。他为人忠厚，接人待物向来是先人后己，从来不给别人不给组织添麻烦；他一心向善，用祖传秘方治愈无数烧烫伤病人，从没收过一分钱一份礼；他一心为公，从不向单位和组织提额外的任何要求，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才让我们通知原单位；他一生清贫，两袖清风，从不贪恋权利，作为一个有权有势的地方官员，除了偶尔在春节接受一些晚辈送的烟酒茶之外，从不收受任何馈赠，即便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的工作，也都是我们自己解决的，偶尔向他提点要求，也是被他拒绝，而别人的事情，他都会尽心尽力去给办好。就这样一个好人，九年前，他却在与病魔的斗争中，极度痛快的离开了我们。

九年过去了，父亲的音容笑貌依然常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梦里。挥之不去的思念，总是让我们全家人觉得父亲始终就在我们身边，但是，家人都不愿意提起父亲生命中最后的那几个月，那不仅仅是父亲的痛，也是我们全家人的痛……

2005年10月，父亲说话声音突然沙哑，我们当地的一个三甲医院查出父亲的声带上长了一个芝麻粒大的一个结节，诊断为非典型性结节。“非典型”便是意味着癌的可能性很大。为了让父亲少受罪，医院推荐父亲去北京治疗，并向我们介绍了北京同仁医院的耳鼻喉科的房居高主任，当时，房居高主任是我国一流的耳鼻喉专家，并且同仁医院拥有先进的激光治疗设备，切除病灶不需要开刀，激光切除病灶创伤小，恢复快，病人痛苦小，于是我们慕名来到北京同仁医院，挂了房居高主任的门诊，从门诊到住院，又确诊病灶是猴咽癌，再到房居高主任亲自手术，精心治疗，很快，我的父亲一切恢复如初，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因此，我们全家对房居高主任的感激之情时常溢于言表，父亲也总是提醒我们以后如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感谢感谢房主任，可是这个机会一直没有到来，再此，向房主任鞠上一躬。

就这样，我的父亲平平安安与我们共同度过了幸福的六年时光，然而，2011年的8月份，一次体检，我的父亲被查出有颈部有块囊肿，后确诊是淋巴癌，全家再一次进入恐慌中。

关于淋巴癌，我们全家人四处寻医问诊，基本上得出的答案是不进行手术，做保守治疗，父亲也倾向于不手术，原因是怕淋巴手术后癌细胞扩散比较快，会快速危及生命，这是很多有经验的医生给出的结论，如果不手术，做保守治疗，按父亲当时的病情，治疗好的话起码保证父亲可以再活三五年，这样，父亲的生活质量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全家基本上一致决定父亲不手术，做保守治疗。

可是，很快母亲听一个邻居老太太说，某人也是淋巴癌，做了手术就好了。于是母亲和弟弟二人就开始坚持给父亲做手术，并很快通过天津的朋友联系了天津肿瘤医院，并约好某位主任给父亲手术，手术后第二天就办理了出院，之后按医嘱每个月去天津复查。

也就是在这次手术后，父亲便没再享受过一天好日子。他开始不能咀嚼任何东西，每一次轻微的咀嚼动作都会让他半边脸异常疼痛，每天他只能喝一些汤粥之类的东西，生活质量急转直下，就这样父亲在坚持了六个月的时候，再次来到天津做复查，当时主任非常轻松乐观的对父亲说：“没事了，老爷子彻底好了，以后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听了主任这么说，我们全家都松了一口气，心中十分感激主任为父亲得精心治疗，也为父亲感到无比高兴，我们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欣慰，父亲可以继续和我们共同生活。然而，全家人谁也没想到，这却是父亲与病魔斗争的开始。

复查回来的第二天晚上九点左右，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高烧40度，我听了吓一跳，赶紧开车赶到父亲家，看到父亲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右边脖子肿的很大，母亲这时告诉我，父亲已经发烧一整天了，吃了退烧药根本没管用，这才着急给我打了电话。

我赶紧把父亲送到市第一医院，挂了急诊，医院为父亲肿大的脖颈切口做了小小的引流手术，配合药物治疗，几天后父亲脖颈里的脓血排净了，发烧也完全退了，颈部做了简单包扎后，父亲出院回到家中。可是这时候又有了新的问题，父亲的脖颈切口始终不能封口，时时有液体从切口处排出，于是我们带着父亲又到了市中医院尝试治疗，一个月下来，父亲脖颈切口越来越大，无奈之下又带着父亲转到是第一医院，因为切口处有癌细胞，医院没有办法帮助父亲让切口完全愈合，我们只能看着父亲脖颈处的伤口越来越大，最后没办法我们又带着父亲转到了市肿瘤医院，此时，父亲的身体已经基本消耗殆尽，瘦的只剩下皮包骨头，父亲不能进食，也不能饮水，为了维持父亲的生命，医院每日为父亲输入大量的药物和营养液体，我们家人有购买了大量的白蛋白给父亲输入，但是，这样的治疗，也仅限于尽量让父亲在这个世上多活些时日，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父亲每天挣扎在痛苦之中，靠药物和按摩缓解着疼痛，再到后来药物已经完全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几个月来，父亲居然没有吭一声，有时甚至疼得浑身发抖，父亲也没有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声。而伴随着父亲的，是他脖子的处一天天扩大，知道可以伸进成年人的半个拳头。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五个月这最痛苦的时间里，父亲始终不让我们通知任何人，直至父亲意识到他的生命到了最后的时刻，才让我通知市委有关于他的病情，之后又让我有选择的通知了几个他的老战友老部下，要做最后的告别。

他的老同事纷纷到医院探望他，他的战友们得知消息后也大量的赶来探望，每天有很多战友在医院里陪伴着他，可父亲此时虽然意识清醒，却已经基本不能表达，坐在或坐或躺在床上用眼神和大家交流，偶尔还能露出微笑，以表达他对大家的感谢。而在他最后的这几天时光里，也经历了几次抢救的痛苦，就在他最后一次抢救的前一分钟，他还在关心着别人是否吃了午饭。

父亲走了，他在走之前交代我们，丧事要简办，搭个灵棚烧几炷香家里晚辈磕个头就可以了；不要开追悼会，家人告个别就可以了。可是，灵棚前每天来了许多人吊唁父亲，我们无法阻止，有很多父亲同辈人在灵前下跪叩头，我们劝阻不了，在出殡的那一天，十几辆车组成了一个车队为父亲送行，很多老战友拖着年迈的身体从外地赶来，要见父亲最后一面，几百人自发到了殡仪馆，为父亲开了一个追悼会，很多人，在现场哭的泣不成声。

我的父亲走了，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怀念。我写这篇文章，一是为了纪念我的父亲，同时，也是为了应对网上探讨的有些重病是否有必要“钱没了，人也没了”的治疗只为一个后辈子女图个安心。我的父亲，我们选择了为他手术治疗，手术后他仅仅活了11个月，却每天都很痛苦。假如我们坚持不为父亲手术，按照一些医生的说法，保守治疗可以让父亲有尊严有质量的活几年，哪个才能让我们更安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