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富帅方大曾：最早到达卢沟桥事变后现场的记者，为何25岁消失？

“我站在卢沟桥上浏览过一幅开朗的美景，令人眷恋，北面正浮起一片辽阔的白云，衬托着永定河岸的原野，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卢桥抗战记》

1937年7月10日，北京东城区协和胡同。

一位青年挥笔写下了上面那段文字，他刚从战火纷飞的卢沟桥事变现场采访回来。白天看见的一切和暗房里洗出一张张照片，让他心潮起伏。他奋笔疾书，写下了7000字长篇战地通讯—《卢桥抗战记》。

7月23日，他将文字和照片寄出。8月1日出版的《世界知识》杂志发表了署名“小方”的《卢沟桥抗战记》及若干张照片，为世界了解中国全民抗战发端提供了详细的第一手信息。

这位名叫“小方”的年轻人，就是报道卢沟桥事变第一人，战地记者的先驱、杰出的摄影家，被称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方大曾。

01

1912年7月13日，北京东城区协和胡同，在外交部工作的方振东家里诞下了一个男孩，名叫方德曾，亦名大曾。

作为家里的第一个男孩，方大曾备受宠爱。很小的时候，他就喜欢上了摄影，开明的母亲用七块大洋给他买了第一架相机。据说，当时一块钱就够几个人两星期的口粮。

1930年，方大曾考入中法大学经济系。大学期间，方大曾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摄影天赋，他参加各种展览，常在报刊上发表摄影作品。丰厚的稿费让他能够自给自足，上大学后再也没问家里要过一分钱。

三十年代，照相机还只是少数有钱有闲的人能玩得起，与当时大多数热衷拍美人、时装、风花雪月的人不同，方大曾“不拍美人照”，也很少为家人和朋友拍照，他的镜头从不对准奢华和迷醉的少数人，而是面向身处底层的劳苦大众。

《码头工人》中衣衫褴褛的码头工人；《童工》中，一个幼童背着装满煤块的硕大的筐子艰难前行……

他用镜头真实地记录着社会风貌和苦难的现实，思考着社会的黑暗与不公。

不过青春帅气的方大曾也喜欢自拍，此时的方大曾，身材高大，脸色红润，精力充沛，整日里乐呵呵，像个无忧无虑的孩子。朋友们都叫他“小方”，他说：

“方者，刚正不阿也，小则含有谦逊之意，正是为人处世之道，我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于国于民有用的人。”

从此，小方就成了他的笔名。

02

在那个黑暗、动乱的时代，任何一个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同情百姓困苦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走上求知、救国救民的道路，方大曾也不例外。

还在读中学时，一位同学李续刚(建国后曾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因进行革命活动被反动学校当局开除，方大曾为了表示抗议，就把布告拍了下来作为历史见证。

大学时代，方大曾被同学称作“共青团的活跃分子”。他时常向同学借阅《红色中华》、英文《苏联建设》画报还有翻印的一些党内书刊，如《中国大革命史》等。

暑假中，方大曾又和同学组织“读书会”，他弄来一架油印机，把编写好的学习研究社会科学理论的讨论提纲印了很多份发给大家，每两个星期组织一次讨论。救国救民的道理在这些年轻人的思想碰撞中越辩越明，他们的理想也越来越清晰。

由于积极和活跃，他被反动派给盯上了。

1932年1月19日，方大曾和中法大学其他十二位同学在集会后赴市党部抗日请愿后被捕。

1934年，又因参与党的外围组织红色互济会的事，方大曾和三位老师范文澜、王慎明、阮慕韩被国民党省党部逮捕了，过了好几天，他们才被校方营救保释出来。

因为这次被捕，方大曾被校方降了一级，1935年才从中法大学毕业。

马上就要走入社会，方大曾开始思考：

在这样动荡的时局里，自己是去谋一份安稳的经济金融类工作还是去做一个用镜头记录下民族抗争、奋战的摄影记者？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03

1935年夏，方大曾大学毕业，在朋友高尚仁的推荐下，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担任少年部干事，这个工作为方大曾提供了保护色。

此时的方大曾，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青年抗日救国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还与吴寄寒、周勉之等一起组建了中外新闻学社，担任摄影记者，从此便以笔和相机为武器，投身到汹涌澎湃的抗日斗争之中。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的爱国学生6000余人涌上街头请愿，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方大曾用相机清楚地记录下这一切，包括街头游行，示威学生队伍和镇压的军警搏斗、学生演讲，还有受伤的学生。

由于他身材魁梧，穿着一身西装短大衣，长得又像外国人，警察把他当做是外国新闻记者，没有干涉他，这些珍贵的照片才得以保存下来。

1936年的6、7月间，在邹韬奋的邀请下，方大曾作为《生活星期刊》和《生活日报》特约记者，负责写旅行通讯。《从大同到绥远》、《日军秋操之后》、《绥远的鸦片问题》、《张垣一瞥》一篇篇篇图文并茂的新闻报道，展示了中国军民抗日的决心，揭露了日军的凶残，也对现状进行了深度揭示和思考。

11月底，方大曾又到河北唐山、昌黎等地采访冀东伪政府辖区，写成《冀东一瞥》，揭露了冀东伪组织的可耻面目。

129运动学生游行场景

04

1936年11月，日军西进，目标直指察哈尔、绥远，绥远抗战打响。

1936年12月4日，“硕壮身躯、面庞红润、头发带黄的斯拉夫型青年”的方大曾带着相机，登上了开往绥东的火车。

一夜颠簸，他到达了寒风凛冽的集宁县。接着，他搭乘部队车辆，然后又顶着北风徒步五个多小时，到达了距离集宁县180里外的红格尔图前线。

在前线，方大曾与战士们同吃同住采访，在完成了绥东的另一处军事重地兴和县采访后，方大曾决定独自骑马去绥北的百灵庙继续采访。

因为“自战争平定后，还没有新闻记者到那里去视察过被匪蹂躏后的惨状”。

驻军听说提出派汽车送他，方大曾拒绝了，因为这段路程并不适宜汽车行走，他打算骑马赶路。那个时候战地记者的骑术都不亚于驻边的战士，俨然武装的新闻记者。

要在寒冬里，孤身骑马翻越阴山，去往战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但是对于年轻的方大曾来说，没有什么比追求真相和现实更重要了，危险和艰难，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绥远前线挖战壕的中国士兵

就这样，1937年1月6日，方大曾和一名士兵向西北而行。刺骨寒冷的北风，饶是士兵都受不了，方大曾却没打算放弃，看到记者如此勇敢和坚持，士兵咬牙陪他继续前行。

茫茫大山里，他们差点迷路，翻过一个又一个山峰，整整走了一天，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一路上，方大曾用冻得快僵住的手，按住快门，拍下了沿途的风土人情。

四百多张照片、几十篇通讯，包括《绥远军事地理》、《绥东前线视察记》、《兴和之行》、《从集宁到陶林》，一篇接一篇发表在《世界知识》上。

前线战士们挖战壕、擦枪，头戴面具进行防毒演习，战后的惨状，一一呈现在世人眼前。

长达43天的绥远之行，方大曾真实地记录了绥远抗战。

战后惨状

05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宣告全面抗战爆发。

7月10日，战火暂停，当众人慌忙逃出宛平城的时候，在家休假的方大曾骑着自行车毫不犹豫地奔向了那里。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卢沟桥事变后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记者。

当他骑着车来到宛平城，放哨的日军拦下他，他们怀疑方大曾是军队侦探，因为“新闻记者没有勇气到日军方面来”。

方大曾泰然自若地掏出名片给日本人，上面写着“中外新闻学社”。日本人以为他是西方记者，就给他放行了。

方大曾在宛平城巡视一圈，拍了大量的照片，在卢沟桥的石狮子旁，背着大刀巡逻的二十九军战士进入他的眼帘。

穿过战火暂熄的卢沟桥，方大曾来到长辛店。在这里，他看到了街的尽头排列着阵亡兵士的尸体；伤兵从夕阳下走向战场，山下的战士全都举起枪向他们致意，这一刻方大曾流泪了。

在一列开往保定的伤兵专列里，方大曾采访到了因守卫宛平城被炸伤腿部的营长金振中，面对镜头，军人金正中强忍着伤痛挤出一丝微笑。

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也许会有怕死鬼，但是更多的是勇敢无畏的中国人！

下午六时，当方大曾刚刚绕道离开长辛店，隆隆的炮声从卢沟桥方向传来，激烈的战斗又开始了。

回到城里，方大曾连夜撰写了那篇著名的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洗印了拍摄的照片。在紧张的工作中，他度过了自己的25岁生日。

06

战火既燃，作为“追着战火”跑的战地记者，方大曾勇往直前地奔跑。

1937年7月28日，方大曾再次来到卢沟桥前线。

当他经过良乡车站时，窗外高粱地里是行进的军队，前线炮声隐约可闻，方大曾情绪高昂，他激动地喊道：“这是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炮声!”

到达长辛店后，方大曾沿铁路线前进，去拍摄我方铁甲车在前线作战的镜头。

在离战火最近的地方，方大曾为一个29军青年战士照了相。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方大曾却不屑一顾，只拍拍胸前的照相机：“今天收获不小!”

但方大曾没有想到的是，局势急剧恶化。29日，北平失守，第二天，天津陷落。方大曾不得不沿平汉线向南撤退到保定。

他难过极了，“我的家在北平陷落了!......我现在成为无家可归的人了!”

不过方大曾的脚步没有停下来，他要跑得更快，用手里的相机记录更多。

8月初，南口战役爆发。深入阵地的方大曾看到战士们肉搏坦克车，“连长带着两排人跳出阵地冲向坦克车去……大家不顾一切地攀上前去，把手榴弹往窗口里丢，用手枪伸进去打，以血肉和钢铁搏斗，铁怪不支了，居然败走”；

看到二十架敌机在空中盘旋，但“没有一个人怕它……一些临时工事亦被炮火轰平，居庸关从今以后再也不会看到它的模样了，有的只是由我们忠勇的抗日将士的血肉筑成的一座新的长城!”

方大曾望着镜头，泪水无数次模糊了眼睛，他咬着牙按下一个个快门，他记录下这一切，他相信，只要精神尚在，我们的民族就永远不会屈服。

1937年8月，作为《大公报》的战地记者，方大曾由平汉线转至山西在同浦铁路沿线进行采访。

绥远前线中国军队的战地医院里，一位士兵的右臂已伤痕累累，但由于条件艰苦，只能接受简单包扎。

在大同城墙边的防空洞里，方大曾完成了《从娘子关到雁门关》和《血战居庸关》两篇通讯。

不久后，保定吃紧，中日双方激战于永定河上游青白口一带。方大曾又急急登上了北去的列车。临别时，范长江对小方说：“希望你能写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战争’!”方大曾坚定地回答：“我一定用很好的成绩答复你!”

9月18日，方大曾在保定写成寄出报道《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对当时平汉线北段敌我的力量及动向进行了分析，并特别注明“写于保定，寄自蠡县”。同时，他还给邯郸的亲属写信，表示要继续北上。

9月30日，《大公报》刊登了这篇报告。

正当大家等待着方大曾从前线源源不断地传来新的报道时，他却突然消失了。从此以后，再无音信。

07

战争年代，作为一名战地记者，甚至比军人还危险。他们冲锋在前，手中却只有一部相机。

在母亲的眼里，方大曾是个爱冒险的孩子，所以她再担心，也从不束缚他的脚步。

她习惯了通过每天的报纸了解他的踪迹，看见那些文字和照片，她仿佛就看见了自己心爱的儿子，他热情、勇敢。

但是自从9月30日《大公报》刊出《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后，她就再也没看见过儿子的文章。

她安慰自己也许是他在忙别的，也许是最近别人的稿子多，她从来不愿意去想她最不愿意想的那种可能性。

但到了年底，方大曾依然杳无音信。家人多方打听，又联系《大公报》刊登了三天寻人启事，却毫无结果，最有可能是在抗战前线牺牲了。

家人们伤心欲绝，都不愿意接受他已经离去的噩耗。在他留下的东西，他们发现了两个装满底片的小木盒。小木盒里的一千多张底片，编号从个位数开始，断断续续以四位数的第1200号结束，全都是方大曾记录的抗日运动的照片。

装底片的木盒

看着底片就仿佛看见了儿子，母亲始终不相信儿子的失踪，她一直等待着。

1969年，母亲带着一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恍惚间，她仿佛又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年少、英俊，头戴一顶白色的帆布帽，身穿白衬衫和黄短裤，足蹬跑鞋，挎一架照相机，精力充沛，朝气蓬勃。

透过方大曾留下的影像和文字，我们看到了国难的深重，战争的残酷，人民的不屈，和必胜的信念。

方大曾用自己的方式，用年轻的生命为代价，昭示了我们的民族精神，那就是我们热爱和平，追求自由和幸福，但绝不屈服。

《理想照耀中国—我是小方》剧照

参考：

《人民网》：小方“归来”——卢沟桥事变现场报道第一人方大曾寻访记

《人民网》：从人文价值的高度认识“方大曾现象”

《中国军网微信公众号》：图文据《方大曾：第一位在抗日战场上为国捐躯的摄影记者》

《摄影文史》总第4期：“抗战初期以身许国的新闻摄影记者小方传略”

电视剧 《理想照耀中国—我是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