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为什么养鲤鱼是犯罪？

早在一万两千年前，捕鱼就是古人广谱狩猎和搜食活动的一部分。

在农耕时代，捕鱼通常只是一种副业。但随着人口的膨胀，耕地的缩减，人们越来越仰赖野生食用植物和鱼类。特别是在气候较温和的长江沿岸和更南方的地区，大量栖息在河中浅水处和湖泊中的淡水鱼是重要的资源，尤其是亚洲鲤鱼。后来，农民学会了打造水池开始圈养活鲤鱼，以便日后需要时取用。

鲤鱼，亦即普通的赤棕鲤，是东亚的原生种。它是杂食性的鱼种，偏好流速缓慢或静止的庞大水体，以及柔软泥泞的沉积物。长江下游有四种鲤鱼，即草鱼、青鱼、鲢鱼和鱅鱼，全都会在产卵季期间从湖泊洄游至河流。

越国（今中国东部的浙江）大夫范蠡在公元前475写了一部经典的入门书《养鱼经》。据说他在池缘种植桑树，并设置养蚕场，蚕落下的粪便可以喂鱼，同时桑叶能滋养家蚕和山羊。范蠡写道：“得鲤鱼长一尺者一万五千枚，三尺者四万五千枚，二尺者万枚。总共价值一百二十五万钱”。他建议留下两千条两尺的鲤鱼，当作种鱼，其余全数售出。范蠡开始养殖鲤鱼时，已经将他所有的财富都捐给穷人，后来又靠着养鱼获得第二笔资产。

接下来的数千年是中国养殖鲤鱼的巅峰，渔民会挖建自己的鱼池和水塘，在里头种植莲花和荸荠，并饲养鱼和龟。他们会在池畔种树和拴养水牛，并用水牛来耕地。在北方，黄河支流沿岸的等高灌溉水渠透过重力，为农田和鱼塘注水。

鲤鱼养殖的黄金年代于唐朝崛起时戞然而止。因为皇帝的姓氏为“李”，与最常养殖的“鲤”同音。一道诏令下来，任何养殖鲤鱼的行为立即被禁止，食用鲤鱼更是应受五十大板的触法行为。皇帝的命令最终让一个越来越仰赖鱼的社会因祸得福，因为诏令促使池主驯养新的鱼种。养殖渔民转为饲养鱅鱼，这是另一种东亚的淡水原生种，可见于各地的大河和泛滥平原。这些有斑点的银灰色鱼体型庞大，体长介于六十至八十二公分，生长快速，非常适合水产养殖。它们的鱼肉色白且结实，使之成为优良的食用鱼种。

渔民也会养殖鲢鱼，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常见的养殖鲤科鱼种。这种滤食动物以浮游生物为食，可以达到极高的鱼口密度。鲢鱼的重量可以超过十八公斤，受到惊吓时会猛然跳出水面，对独木舟上的渔民和现今的休闲乘船者来说，是相当严重的危险。池主很快便发现，鱅鱼、鲢鱼和草鱼或鲠鱼可以共存在同一个水体中。每个鱼种都会待在各自偏好的环境中。草鱼是顶层鱼类，鲢鱼和鱅鱼在中层，鲠鱼则在底层搜食。

这项发现使得养殖的生产力突飞猛进，同时人们也能在表面上遵循皇帝的诏令。一次幸运的基因突变也促使金鱼出现，备受珍视，成为贵族花园中的观赏鱼类。唐朝的政策也导致另一项革新：人们会在不同季节沿着大河采集小鱼苗。鱼苗累积到一定数量后，会被分散到各个天然水域中，其放养方式到了宋朝变得极为精细。

明朝皇帝大力提倡水产养殖，驱使渔民提供鲜鱼给统治者和都市市集。明朝也鼓励使用更精细的养殖技术，例如疾病控制手段，以及在池中添加食物和肥料。他们向池主宣导，使用动物粪便或有机废物为池水添肥，以维持高生产力。除了如范蠡所建议，种植喂蚕的桑树，农民还会在水边建造猪舍和鸡舍，才不会浪费它们的排泄物。当要排干池水维修保养时，池主会挖出底部的淤泥，用来替他的农作物施肥。在中国南部，人们会用鱼来清理山脚下有筑堤分界的农田。一旦雨水填满农田，地主就会购买小鱼苗，放入围池中。在两三年内，鱼群便会吃光杂草根，农田也准备好可以耕种。地主会售出那些鱼，并在净空的农田上种稻。

所以今天，几乎所有能在中国买到的鱼都是养殖鱼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