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胡适给毛主席发电：希望您放弃武力

前言：

关于胡适，毛主席在1936年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过：《新青年》是一本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有名杂志，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非常喜欢读胡适先生和陈独秀先生的文章。

后来，毛主席还说道：在那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时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从毛主席的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五四运动时期，或者说在毛主席的青年时期，他受到西方新文化思潮的影响是巨大的，对胡适当时的所作所为是表示敬佩的，甚至当成了自己的楷模。

这一切，都是符合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实际的。当然，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毛泽东和胡适之间，有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交流，虽然最后慢慢产生了分歧，但他们之间的情谊，在中国现在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图 | 胡适

毛泽东和胡适相识

1918年8月，青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之后，他来到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月薪仅有8块钱。也就是在这里，毛泽东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陈独秀先生和李大钊先生。

北京大学诞生于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时代，直接孕育于甲午战争的烟火和戊戌维新的热血之中，可以说北大是带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而诞生的。当年光绪皇帝在《明定国是诏》中对于设立京师大学堂的目的说得很清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

所以这里不仅是培养高等人才的地方，也有巨大的图书资源，毛泽东便看到了这点。来北京前，毛泽东和同学们商量，去法国勤工俭学是需要的，但是也应该有人留下来，在国内探索自己国家的问题。毛泽东选择留在北京，而北大的几个教授，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可以说直接改变了毛泽东的一生。

陈独秀是文科学长，李大钊更是北京大学首屈一指的导师，在毛泽东眼里，可以和这两位见上一面足矣。不想，他们二人十分爱惜才子，当第一次和毛泽东交谈时，李大钊就认为毛泽东身上有北大学生少有的开明思想和读书精神。

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历不算高，充其量相当于现在的中专，所以，当青年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时，那种心情可想而知。诚然，他对这里的学生是羡慕的，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学府，毛泽东不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即便他是一个小小的图书管理员。

图 | 青年毛泽东（左四）和北大的朋友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李大钊对毛泽东是高度认可的，不仅给他推荐给了邵飘萍、梁漱溟、胡适等人，还把他推荐给蔡元培认识，蔡元培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认为，毛泽东虽然不是北大的学生，但是从思想上，从学习上，不比哪一位学子差，当他和李大钊等达成共识后，高兴地称赞毛泽东：润之，大才也。

当然，毛泽东也不负所望，在北京大学期间，汲取了很多新的知识，比如马克思主义。在工作之余，毛泽东便会去旁听多位教授的课，这里，我们重点说胡适。

胡适，安徽人，1891年生人，1906年暑假，考取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留学，曾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时期，提倡反封建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是新文化时期的著名人物。

图 | 青年胡适（右）和胡先驌（左）

青年毛泽东曾多次去听胡适的课，也专门去拜访过胡适，这在很多北京大学的学生中，可以虔诚地去拜访教授，并不多见。后来毛泽东在湖南参加革命运动时，从他草拟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创立文化书社等，都可以看出，他受到了或多或少受到了胡适先生的影响。

毛泽东去拜访胡适，具体的时间应该是在1919年春，毛主席和斯诺谈话时回忆，1919年他在回湖南的前夕去拜访了胡适先生。

这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这篇文章胡适看到后，曾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毛泽东的这篇《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由此可见，在当时，胡适先生和李大钊先生等对毛泽东的才华是认可的，胡适对毛泽东这些评价，可以说是对毛泽东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恰恰也是此时，胡适先生在《每周评论》第31期发表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民主》的文章。

所以，我们猜测，毛泽东在9月1日所成立的“问题研究会”，很有可能是受到了胡适的启发。其中，在章程上他就提到了胡适说过的“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国语（白话文）问题”等。关于这点，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这个章程时，曾有这样的附言：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

所以，胡适的新潮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深远的，虽然胡适的这篇文章受到了李大钊等人的批判，那就是当时著名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从表面上看，这是李大钊和胡适个人之间的争论，但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背景下，是允许这样的争论存在的。

图 | 青年毛泽东

1920年初，毛泽东在筹备湖南“共读互助团”时，也曾征求过胡适的意见，胡适对毛泽东的这项筹办表示非常赞成和支持，并建议改名为“自修大学”，这个建议最后也被毛泽东所采纳。

到1920年，青年毛泽东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重新的认识，这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信中说：“ 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战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它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很显然，这时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了李大钊先生所说的“主义”的重要性，间接性地否定了胡适的思想，并对自己先前提出的 宗旨做了修正。当时正值李大钊和陈独秀筹划建党的重大时刻，毛泽东已经紧紧跟随陈独秀先生的脚步了，另一方面，毛泽东对胡适是非常尊重的。

产生分歧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胡适曾给予了毛泽东一定的支持和帮助，在1920年-1921年，毛泽东和胡适之间曾有多次书信来往。

1920年毛泽东曾给胡适写过一封明信片，上面的内容是：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倏时机到，当详细奉上，暂不多赞。

图 | 毛泽东致胡适信手稿

信上的邮戳显示，这是7月十四日，其中说到的“张”，指的是作恶多端的湖南督军张敬尧，这封信足以说明，毛泽东对胡适的帮助非常感激，也希望胡适先生多给自己帮助。

1921年建党后，毛泽东是最早的一批党员，虽然胡适并没有直接参与建党工作，但毛泽东对胡适先生之前的贡献是肯定的，在他当时阅读的书籍中，除了杜威的《实验主义》，还有胡适的《尝试集》等。

实际上，自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后，胡适在文化界就慢慢淡去，但，最早对胡适做出认真评价的还是毛泽东。1923年，毛泽东的在《新时代》上的一篇文章中说，国内的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乎三派，即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胡适和黄炎培等就属于非革命的民主派。

说得简单点就是，胡适不主张革命，但也不做反动派。所以，毛泽东说他既有非革命的一面，又有民主性的一面，这无疑是对胡适最公正的评价。

从1927年到抗日战争胜利，胡适一直在文化界活动，还常常往返美国，做学术交流。在1932年年底，胡适曾面见了蒋介石，这是他们生平第一次见面，胡适希望蒋介石能安心做一个“无为”领袖，而蒋介石则希望胡适能够在教育方面作出改革，以对付学潮。

图 | 胡适和蒋介石

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时，傅斯年等曾到延安商谈和平问题，毛泽东便让傅斯年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当时候胡适在美国，收到毛泽东的问候后，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在电报中提到：

润之先生：

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

适陈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

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首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恒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很显然，胡适照搬着西方模式的思路，劝说毛主席不要用武装斗争来夺取政权，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行不通的，和毛主席“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正好相反，毛主席自然是没有接受。

毛主席对胡适的贡献表示肯定

1949年夏，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事实证明了，胡适先生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故此，在8月到9月，毛主席曾接连发表了是《别了，司徒雷登》《“友谊”还是侵略》等5篇文章，在文章中，毛主席直言不讳地对胡适的意见表达了看法。

他说：“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这是抗日战争以后，毛主席第一次公开性地评价胡适，可以说带有批判的意味，当然，毛主席的批判是实事求是的，这也是对先前胡适先生的电报的回应。其实，早在之前，胡适就已经和蒋介石有了密切的来往，无论如何对他自己都是影响不好的。

当时胡适已经去了美国，毛主席说，对胡适这样的人，我们是期待他们回到大陆的。那时很多国民党军官，逃亡海外的，都陆续回国，受到了毛主席的优待，到1951年，胡适回到了祖国。

图 | 胡适在美国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陈独秀，在陈独秀晚年，胡适曾多次邀请陈独秀去美国，但陈独秀都拒绝了。陈独秀是一位有独立人格的人共产党人，他不接受胡适的邀请，想必也是对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意见抱有保留态度。

1954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其中就又对胡适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对胡适的批判是有作用的，但保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也是不对的。实际上，在此时，毛主席就总结了胡适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功绩，对胡适在学术上的贡献是所有肯定的。比如在1955年，毛主席和科学家钱学森等人吃饭的时候，提起胡适时曾说：“胡适提倡白话文，要给他记一功。”

其实，还是一件事，胡适让外界对他的评价更多了。那就是在1957年，毛主席曾发表了一首《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是毛主席对李淑一诗词的和词，当年毛主席的一些旧诗发表后，李淑一读后致信毛主席，索要曾为杨开慧创作的《虞美人》一词。

毛主席没有给她，而是新创作了一首词。（当时胡适已去台湾）胡适曾这样评价：“看见大陆上‘文物出版社’刻印的《诗词十九首》，共九页。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

其实，胡适对毛主席的才华是表示肯定的，而这次对《蝶恋花》的评价，是站在个人立场上评价的，没有考虑到其中所表达的感情。再结合胡适曾致给毛主席的电报，就可以看出，不管是在个人情感还是政治方面，胡适容易忽略“问题深处”的问题，这正是李大钊曾反对胡适的问题所在。

1957年2月4日，胡适曾出席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三位科学家的欢迎会；9月26日，出席联合国大会；11月4日，经“中研院”评议会选举，由蒋介石任命为“中研院”院长。尽管和蒋介石来往密切，但毛主席对胡适的评价还是表示肯定的，尽管俩人的关系已经到了“决裂”而不联系。

这年2月16日，毛主席在颐年堂的一次讲话中，对“批胡”运动做了总结，毛主席表示，不能“全面抹杀胡适”，因为“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到中国共产党创立这段时间内，胡适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处在同一营垒之中，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条件。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评价革命导师的态度是非常中肯和正确的，一如他评价陈独秀，他说，陈独秀那批人是我们真正的老师。可见毛主席对新文化运动的作用是高度认可的，对陈独秀胡适等的贡献也是高度认可的。

图 | 晚年胡适

胡适的晚年，在台湾度过。1960年5月4日，胡适在北大校友会的集会上，演讲五四运动的意义，可以说做了不少好事，当时他已经69岁。

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逝世于台湾，后被安葬于台北南港旧庄墓园，这位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领军人物回归了尘土。

毛主席最后一次提及胡适，是在1964年8月，在北戴河谈及到“红学”的时候，毛主席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