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晚年赴美探亲，蒋志云告之：你在台湾还有一百万美元工资没领

在解放战争中，蒋介石麾下的数百万大军被人民军队歼灭，期间自然就有很多国民党将领被俘。我党一直实行的是优待俘虏政策，双方只是政见不同，只要这些国民党将领能够积极接受改造，看透反动派的本质，就有机会获得特赦。

不过在功德林中，有两人特别顽固，以抵制改造出名。其中一人是“大发明家”黄维，他有些书呆子气，认定的死理就不肯改，一直嘲讽其他进步同僚。

另一人则是“大关系户”文强，他不愿意配合改造，更多的是因为心中不忿，他与我党众多领导人都关系密切，并且早期还是党的高级干部，可惜后来的一个误会导致人生有了重大转变。

文强190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他的文天祥的23代孙，父亲文振之曾前往日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因此结识了孙中山、黄兴、蔡锷等人，并加入了同盟会，在文强17岁时，父亲还带着他去拜见了孙中山。所以文强与革命的渊源很深。

他的姑母是文七妹，文七妹就是毛泽东的母亲。所以他与毛泽东有表亲关系，两家也时常走动，文强自幼称呼毛泽东为“毛大哥”。

毛泽东比文强大了14岁，经常爱跟小表弟讲一些道理，偏偏文强性格倔强，常常出声争辩，据文强晚年的自传中说：毛泽东开始认识我时，我就喜欢跟他抬杠子。以后，我跟他抬杠子的次数非常多，一直跟他抬到底。

而年纪相近的毛泽覃则与文强关系非常好，两人幼时常在一起玩耍，长大后又一同坐船南下广州。

后文强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第四期，他与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李大钊的侄子李运昌、林彪等人编在一个班组，文强还是班长。因为他是第三名入校，林彪曾戏称他为“三哥”。

进入黄埔军校后，文强的进步非常快，得到了周恩来的赏识。周恩来与邓颖超1925年结婚时，文强就有参加婚礼并送了贺礼。不久后，文强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介绍人和领誓人都是周恩来。

文强的出色表现自然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很快，国民党二届中央监委邵力子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中也有不少“跨党”的学生。

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宣布不再允许出现“跨党”的情况，此时的文强非常坚定，宣布退出国民党，并且公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

在后来的北伐战争中，文强在政治部宣传大队中任职，北伐军打到武昌后，文强跟随朱德入川，成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党部任组织科长，同时担任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

以上的这些经历，可以看出文强与我党高级领导人的关系有多密切！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戮共产党员。杨森也开始在20军中清党，像文强他们这些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迅速离川。

当时武汉汪精卫还没有对共产党下手，文强便听从组织安排去往武汉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教导员。

等到汪精卫在7月15日也背叛了革命，文强就离开武汉，去往南昌参加起义，他在贺龙20军下担任第三师司令部少校特务连长。

起义军在南下的过程中被打散，文强辗转到了上海，中央当时也没什么好的安排，只是让大家疏散回乡待命，于是文强就回长沙躲了三个月，期间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不过文强的革命意志是很坚决，他写下了“人生逆旅何须记，柳暗花明笑里眠”这样的豪迈诗句，在长沙一直找不到组织，那他就入川找。

文强在万县、重庆等地多番找寻都没有结果，不死心之下的他又去往成都。可惜当年构建的一系列组织架构完全被破坏，这让文强灰心不已。

幸运的是，文强在成都公园里碰到了昔日黄埔同学廖宗泽，廖宗泽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在廖的帮助下，文强重回了党的怀抱。

文强的能力确实很强，他之后历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等职。能搞兵运又能领导农民起义军。

他最巅峰的时候是担任了川东特委书记，他把23个县的革命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用他回忆录中的话来说就是：那时毛泽东的苏区也就12个县，我负责了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最牛的是，这时的他才23岁，真就是前途不可限量。

但是命运往往就是爱开玩笑，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中山公园被四川军阀刘湘逮捕，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

文强经过地下党营救，很快就出狱了。当时省委机关从重庆搬到了成都，文强冒险赶了过去，找到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汇报了自己被捕以及逃出的经过。

然而当时四川省委正信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实行“怀疑一切”、“残酷斗争”那一套，活着归队的文强成了重点怀疑对象。经过审查，没找到文强叛变的证据，但依然认为“有失节行为”，因此给了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文强感觉非常委屈，多次申辩也无济于事，一气之下他带着时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出走，想要去上海找周恩来主持公道。

然而因为顾顺章的叛变，上海的党组织已经转入隐蔽，周恩来完全废除了旧的联络方式，文强夫妻跑到以前的地点、按照以前的方法根本找不到任何人。

这样一来，文强申诉无果，又导致了事实上的脱党，四川省委还开除了他们的党籍。无奈之下，文强只好回到老家长沙任教。

不久，文强又去往通讯社工作，他化名“文浮生”，写出过多篇脍炙人口的稿件，因此成为了湖南多家知名报刊的特约编辑。日子也算过得去。

但是1935年他在《湖南建设报》写下一篇针对实事的文章，惹得湖南省主席何键大怒，扬言要将他抓捕法办。

文强只好去往杭州躲避风头，在杭州他再次遇到了老同学廖宗泽。但是这时候的廖宗泽已经脱离共产党，成为国民党军统人员。

此时故人相见，廖宗泽便劝文强也一同投靠戴笠，文强此时还有些不置可否。不过没多久，文强在西湖边又遇到了世叔程潜。

程潜是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党参谋总长，他知道文强是有能力之人，便劝文强到南京参谋本部任职。

接连两次有人劝，文强有些动心，他又想到自己即便自己再有能力，但没有政治上的依靠，还不是被人随意处置。考虑一番后，文强于1936年加入了军统。

戴笠见到昔日的共产党高官来投，心中非常高兴，当即任命文强为中校指导员。程潜知道消息后也帮了一把，让文强职务上升到了参谋本部上校参谋。

此后文强就开始为军统做事，在抗日战争前期，他多次潜入上海敌占区进行策反工作，还参与组建了上海特别行动队，进行锄奸活动。

后来文强又在江浙一带收容溃兵，在戴笠的命令下组建了一支“忠义救国军”并且担任少将政治部主任。期间周恩来让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黄埔四期同学袁国平找他谈过一次话，意思就是中央已经为他平方，希望他能归队。但是此刻文强已经心灰意冷，因此拒绝了。

在“珍珠港事件”前，文强根据收集的情报分析，日本人马上要在太平洋搞大动作，然后他将分析的结果报告给重庆参谋本部。

军政部长何应钦把此报告拿给英美两国有关人员看了，然而对方不相信。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美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945年，戴笠将文强调到西安担任军统北方区区长，负责陕、晋、察、冀、豫、鲁五省及平、津两市的工作，在此期间他策反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汉奸部队，因为这项功劳，蒋介石将他晋升为中将军衔。

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抢占东北，戴笠设立了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将文强调过去当办事处处长，当时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是杜聿明，两人之间的合作很多且很愉快。

杜聿明认为文强有能力，又不像其他军统人员那样阴狠，所以对他的印象很好。这个好印象最后就害得淮海战役文强成了战俘。

1946年3月戴笠身死，军统内部没有任何一个人再有这么大的威望，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派争权夺利，纷纷想要争取文强。不过文强看出了这几人都无法成大事，因此想要退出特工行列去谋个军职。

1948年夏，还是文强的世叔程潜拉了一把，将他任命为湖南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文强非常欣喜，以为这样就可以不用去打内战了。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这年9月，一纸调令要他去徐州担任“剿总”副参谋长，这个命令的背后，就是杜聿明强烈向蒋介石要求的。

这...怎么说呢，要是没有杜聿明这一手，文强就能留下来跟着程潜起义了，凭借他与我党那些领导人的关系，至少是不用成为战俘的。（他在功德林中，没有被追究过军统时期的事情，所以跟着起义大概率也不会被追究。）奈何啊。

文强去赴任时，程潜还特意叮嘱：“此去小心当俘虏啊。”没想到一语成谶，1949年1月，文强于杜聿明都在陈官庄被华野俘获。

晚年文强还说过此事：到了程老前辈旗下，本来我以为我走脱了，结果可能是命运注定了，还是没能走脱。

文强去徐州赴任时也考虑到了战事凶险，便写了封信给第二任妻子葛世明，让葛世明能带着孩子听从安排撤到台湾。

葛世明当时照做了，但是听说丈夫被俘后，不顾一切地带着孩子偷渡回到了大陆。1949年4月到达上海后，她打听到了丈夫被关押在山东战俘营，于是连忙又赶去看他。

因为纪律问题，当时还不允许进行探视，葛世明就在战俘营外大哭，声音让文强都听见了。文强也知道现实如此，便托一名看守传话：你是见不到我的，快回去吧，帮我把孩子们带好。葛世明无奈，只能先回上海教书，一边持家一边等待丈夫归来。

1950年，文强从山东转到了北京功德林，按照规定，每个人进功德林后都要写悔过书，但文强心中感觉委屈，又以为不会有重获自由那一天，便坚决不写，他还说：

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下级，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二十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育好，要写悔过书，也应该是他们写，我不写。

就因为不写悔过书这一点，管理人员认定他是顽固分子，所以此后前六次特赦都没有他的名字。

在文强被管理的这段日子，家中也发生了巨大变动，葛世明苦等他数年无果，再加上身份问题遭到了区别对待，因此在1955年自尽了。

1956年，战犯才允许与家中通信，因此妻子去世后一年，他才得知这个消息，为此还消沉了很久。

1975年3月文强终于获得特赦，这也是最后一批特赦，所有战犯都重获了自由。根据中央规定，特赦后的人员可以选择自己的去向，去海外或者留在大陆都可以。如果留在大陆，政府负责解决工作问题，没有工作能力的政府会负责养起来。

文强当时在美国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儿子，在台湾也有一个弟弟。但是他选择了留在大陆。他还写下了一首诗：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恶梦聚心田。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他的思想是真的转变了，此后他任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职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等职，生活上也过得去。

1985年文强得到许可，赴美探亲三个月，会见了很多老友，期间还遇到了他昔日的学生、台湾“国大”代表蒋志云。蒋志云告诉他，台湾存有他的100万美金，是他这些年来台湾方面发给他的“工资”。

没想到文强当时有些发脾气，直言：我如果拿了这笔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回国后，文强一直在为祖国统一而奔走，利用自己昔日的关系，联络了很多台湾的朋友。他是一心希望台湾回归的，为此也特别赋诗一首：

谁道蓬莱岛有畛，海天原是一家亲。乡心萦绕关山梦，故国常怀草木春。隔海鹏程明月共，满江渔火友情真。中山陵祭鲜花灿，茗奠先贤少故人。

2001年10月22日，文强病逝，享年94岁。

文强这一生很传奇，也很坎坷，给我最大的感觉是可惜。本来他能在我党继续发挥作用，就因为一个误解，哎。

人生啊，有时候选择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