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毕业于黄埔一期，1948年被挟持起义，去世后国共两党都为其追悼

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关系非常融洽，因此也有不少两党人士在那段时间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最典型的就是黄埔早几期的同窗情。

奈何个人的感情始终比不上革命大局，后来很多同学因为信仰不同在战场上刀兵相见，这也是一件让人唏嘘的事。

因为所处阵营不同，在数百名黄埔系的高级将领中，只有两人逝世后得到了国共两党共同追悼，这两人都是黄埔一期生，一为杜聿明，一为郑洞国！

杜聿明大家都较为熟悉，相比之下郑洞国就有些可怜了，他的知名度还不如曾经的部下孙立人。其实真要说起来，郑洞国也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名将！

郑洞国1903年出生于湖南常德石门，他自幼读书非常刻苦，熟读四书五经，后来也接受过西式教育，脑里接受了进步的思想。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还在石门中学读书的郑洞国走上街头，与同学们一起进行爱国宣传。这次事件之后，郑洞国有感于国家的贫弱，决心参军报国，改变这悲痛的现状。

当他听说湖南督军赵恒惕在长沙兴办陆军讲武堂后，毅然放弃学业前去应试，因为成绩突出得到了录取。

然而当年湘省战局不止，赵恒惕被吴佩孚打败后，陆军讲武堂也被迫停办，郑洞国只好再度重返学堂。

读书只是权宜之计，郑洞国仍是想投身军旅，1924年等到了这个机会，他听说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后立马跑去报名。结果等他赶到广州，报名的时间已经截止了。幸运的是郑洞国遇到了常德老乡黄鳖。

黄鳖很早就来到广州，担心自己考不上就报了两次名，在听说郑洞国的事后主动让出了一个名额，最终两人都考上了。

此事后来没瞒住，郑洞国就交代了原因，还好校方并没有惩罚二人。（黄鳌所选的路与郑洞国不同，他在校内就加入了共产党，1928年在湘鄂边区指挥战斗时被子弹击中牺牲。）

郑洞国之后的表现一直非常出色，参加了东征、北伐、蒋桂战争、蒋唐战争、中原大战等重要战事，渐渐成长为蒋介石麾下的重要将领。

1933年，日寇侵占东三省后野心持续膨胀，开始大举向长城各个关口进军，蒋介石迫于压力抽调了中央军第2、25、83师组成第17军开赴古北口对日作战。

当时郑洞国率第2师第4旅坚守在南天门的一线阵地，与日寇血战了八个昼夜，期间打退了日寇多次进攻，最凶险的一次阵地已大部失守，日军士兵蜂拥而来。

虽然身边没有多少士兵了，但郑洞国没有退缩，他脱掉军衣只穿着白衬衫，以此来表示必死的决心，然后拿着手枪亲自带队冲锋。受到他的感染，全体官兵个个悍不畏死，成功把敌人打退。

虽然长城抗战最终没有获得胜利，但他们还是表现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郑洞国也因此成了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

全面抗战爆发后，郑洞国率部参加了保定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昆仑关战役等重大战事，立下了诸多战功。

值得一提的是，自东征以来，郑洞国从军十余载，经常位于第一线指挥，但除了在台儿庄战役时被一枚弹片划破左胸衣袋外，从没挂过彩，因此被人称为“福将”。

1942年10月，蒋介石下令将驻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22师、新38师合编为新一军，由郑洞国担任军长，此时的新22师师长是廖耀湘，新38师师长是孙立人。

之后的入缅反攻作战，郑洞国带领新一军屡立奇功，曾以一个团对敌五倍的日寇，使日寇近2000人，这是首次中国军队对日军作战以少胜多。后又在三个月的时间歼灭近四千日寇，打得其指挥官水上源藏少将勇气全无选择自尽。

因为在缅甸战场上的历练，以及美式装备的填充，新一军成为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

抗战结束后，郑洞国升任为第3方面军副司令长官，于南京亲眼目睹了岗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本来他有几个月没上前线了，不过1946年2月末，正在东北操劳国军战局的杜聿明因病就医，特意电请郑洞国去代为主持。

于是郑洞国又一次领军作战，他的能力还是有的，到任没多久便指挥部队占领了一度为东北民主联军控制的鞍山、营口、辽阳、海城、抚顺等外围重要城市，本来还想兵分两路趁胜扩大战果，奈何他遇到的是军事天才林彪。他的两路军队皆伤亡惨重。

杜聿明主管东北战事之时，郑洞国还有机会参与指挥，但陈诚一到任后，郑洞国就成了个挂名将领。偏偏在陈诚的一通指挥下，国军兵败如山倒，等陈诚1948年灰溜溜离开时，国民党在东北只剩下了沈阳、长春、锦州三大孤立据点及周围少数中心城市。

明眼人都看出来东北要变了，郑洞国冷静地分析局势，向南京建议放弃长春，集中力量守住沈阳、锦州之间，这样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然而蒋介石认为如果主动放弃长春这样一座大城市，政治影响太大，到时候恐怕会拉不到国际援助，因此没有采纳郑洞国的意见。更厉害的是，蒋介石反而让郑洞国担任第一兵团司令兼吉林省主席，负责固守长春。

当时的长春已经被解放军包围，很多人劝郑洞国不要去赴任，他本人也犹豫了很久，奈何蒋介石一再催促，他只能于1948年3月空降长春。

辽沈战役爆发后，解放军首先的目标是锦州，对长春采取了围困政策。1948年10月15日锦州解放，这意味着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无法通过陆路逃跑了。

10月16日，郑洞国决定集中力量次日突围去沈阳，不过就在当晚曾泽生将军临阵起义，郑洞国的部署完全被打乱。

他知道自己跑是跑不出去了，给蒋介石写了一封诀别书后，率领特务团准备死守中央银行大楼。然而此时其他人已经看明白了趋势，不愿为国民党殉葬，便挟持着郑洞国一同起义了。

也多亏了此举，郑洞国就成了起义功臣，没进功德林。他在最后向我党提出三个要求：一不能把他投诚的事见报，只当他已战死；二他不参加我军组织的公开宴会活动；三不出任政府职务，以后就做个普通百姓。

我党非常仁义，这几个要求都答应了，不会勉强他。有意思的是，正因为如此，蒋介石看到他的诀别书后还以为他身故了，号召全体国民党官兵向郑洞国学习。

郑洞国之后的确有数年时间没有出任任何职务，他非常想知道国民党是怎么败给解放军的，因此阅读了大量我方军事理论书籍以及毛主席的文章，久而久之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我党是真心为民众好，因此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所以他的抵触心理渐渐也消失了，1950年6月搬到了北京，此后担任过水利部参事，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第五、六、七届政协常委等职。

在郑洞国的晚年，一直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大业，他利用自己黄埔同学会副会长的身份，多次接待从台湾和海外来的故旧袍泽，呼吁对方能响应祖国召唤，早日实现统一，他是真正为这个事业奋战到了最后一息。

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病逝于北京，临终前他曾对家人说：我这一生对国事家事均无所憾，只可惜未见祖国统一，如果国家统一了，国民革命就算彻底成功了。

在他去世后，大陆这边为他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很多重要人物都有出席。与此同时，海峡对岸也举行了郑洞国追悼仪式。

能让两党都高度认同，郑洞国实属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