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美国大选 再度戳破美国宪法的历史神话

2020年11月初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纷乱却迄今未休，特朗普既指控拜登“窃取”胜利，又试图在各州发起诉讼调查选举舞弊。且教人发噱的是，无论是特朗普或拜登阵营，都搬出美国宪法作为护身符。前者的支持者坚称：特朗普守护了美国宪法，民主党若胜选将摧毁宪法云云；拜登的支持者亦认为拜登才是宪法的捍卫者，并庆幸拜登当选乃美国理性与民主的回归。

这种对宪法的狂热，美国法律学者刘易斯亨金（Louis Henkin，1917─2010年）早有过描述：“对于美国人民，宪法是他们的圣经，是他们引以为骄傲的祖国的象征”。然而，史实证明美国宪法从未达到如此境界。尽管作为世上首部成文宪法，其给了后进国家诸多启发与贡献，但无论就费城制宪会议的动机与宪法条文来看，其实并不符所谓的“民主”程序与价值，而这亦是造成美国体制紊乱的远因。

许多人以为1787年费城会议的召开是为了解决邦联议会的软弱，好将各州统合成一个真正的国家，但其实负债农民与缺饷老兵于1786年发动的“谢司起义”才是促使各州警觉应当联合一致的主因。美国战争部长诺克斯（Henry Knox，1750─1806年）在起义期间写给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年）的信中便说道：“这些暴乱分子从来没有纳过税，或者只纳过一点点。但是他们看到了政府的弱点：只要和富人一比较，他们立刻就感到自己实在太贫穷了，他们同时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之所在，于是，他们便决定利用后者来校正前者。他们主张，美国的财富得以免遭英国人的劫掠，是全体美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这些财富也应当由全体美国人共同拥有”。

诺克斯担忧若任由大多数人民掌权均分富人的财产，将危害政府的稳定。加上彼时部分州议会实施无财产资格限制的普选，令不少农民得以跃入政坛发声，并制订限制商人权益的法案，这更令菁英与富人们忧心忡忡。值此情势，这才有了费城会议的召开。且会议起初本是要修改《邦联条例》，会议代表们却瞒着各州与人民私自写出一部宪法，并禁止会议记录外传，宪法的批准更是交由各州议会负责而非人民公决，故无论就程序或条文来说，这实在都称不上“民主”的展现。

再说于会议期间，制宪代表们屡屡出言讥评人民与“民主”。如康涅狄格州代表谢尔曼（Roger Sherman，1721─1793年）反对国会第一院（即众议院）交由人民普选，因为“老百姓眼下对建立政府的事还插不上手。他们缺乏信息，老是被人误导”。弗吉尼亚州代表兼州长伦道夫（Edmund Jennings Randolph，1753─1813年）亦扬言“由人民行使政府权力将会吞噬其它部门”。

马萨诸塞州代表格里（Elbridge Thomas Gerry，1744─1814年）也附和道“我们所经历的罪过，都是源于民主过于泛滥……老百姓每天都被误导去做些最作孽的事……一个主要的罪过，是说要对政府雇员实施正当程序，彷佛把公仆都饿死才是民主的极致”。由于马萨诸塞州州长被百姓要求降低薪水，因此格里咬定此种利用“民主”程序限制官员待遇的行径属于“作孽”。

弗吉尼亚州代表麦迪逊（James Madison，1751─1836年）则主张国会的两院中好歹得有一院得由人民选举以“做为自由政府的明朗象征”，但他也强调多数民主的危害：“一旦多数人在什么地方被一种共同情绪联合起来，有机会得逞，少数人的权利就会失去保障。在一个共和政府里，多数人一旦联合起来，总能找到机会”。

乍听之下，麦迪逊这是在替少数人的权益着想，但衡诸当时美国的社会环境，身为“少数人”的其实正是富豪、奴隶主等政商菁英，假使真的实行民主制度，那么被压制的铁定是这帮人，故麦迪逊等人千方百计想要让宪法既有让人民参与的民主外衣、但实质上又不能参与过深。麦迪逊主张道：“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扩大治理范围，把整个社会划分成为数众多的利益和党派”。以事后诸葛的角度审视，麦迪逊的话果然应验，美国人民尽管都同在星条旗的庇佑下，但却因宗教、种族、社会福利、就业、战争、教育等各种问题撕裂成各种光谱，真正得势的仅是一小撮资本寡头，这实在不能不“归功”于麦迪逊的深谋远虑。

为了保护富人的财产不受侵夺，制宪代表们于宪法第一条第十款里规定“任何一州都不得……通过任何公民权利剥夺法案、追溯既往的法律或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这实际上就是要防止人民立法免除债务与削夺富豪财物。还有为了照顾奴隶主的利益，黑奴竟也被当作计算众议员比例的基础，每五分之三个黑奴等同于一个自由人，这是对“财产权”的扩大解释与对人权的戕害。尽管有像宾夕法尼亚州代表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1752─1816年）这样的反奴者痛批道“把奴隶计入众议员的席位分配，算是什么原则呢？他们是人？那就承认他们是公民，让他们选举。他们是财产？那么，其他的财产，为什么又不计入众议员的席位分配呢？”可叹的是，制宪会议没听进这样的诤言，埋下日后奴隶制存废与内战的根苗。

此外，为了争取舆论对宪法的支持，在宪法草案送交各州议会批准期间，麦迪逊还以化名发表文章，以曲笔包装对资本家的维护：“对财产的所有权，源于人们才能的差异……保护人的才能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同时批评古希腊罗马式的纯粹民主乃“动乱和竞争的场所，它无法保障个人的安全或财产权”，并称平均分配财产是种“险恶的计划”。麦迪逊鼓吹称，控制政争的最好办法就是“由群众选出少数公民组成政府”。说穿了，这种代议制民主的本质，就是为了保障少数菁英能把持政炳，不让在经济与政治均属弱势的多数人民有机会反制。为此，纽约州代表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年）还一度在制宪会议中提议，应让参议员与行政官（即总统）作为终身职，只是并未被其余代表接受罢了。

这部不符民意、又利用制度的制衡压制直接民主的宪法草案，其实制宪代表们也深知不妥。比如拒绝在宪法上签名的弗吉尼亚州代表梅森（George Mason IV，1725─1792年）便批评称“这部宪法，是在不了解人民想法的情况下制作的”。但宾夕法尼亚州代表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年）缓颊称“不论再开多少制宪会议，未必就能制定一部更好的宪法”，由此宪法遂在39名代表的签名下被送往各州议会审查，最后在今日成了美国精神的另种具体象征。

然而美国宪法的保守与缺陷，在在限制着人民意志的真正展现，违反票票等值的参议院、选举人团、大法官等设计，无不是同“民主”对立的产物。且最根本的是，美国体制确保资本寡头能长期独占利益以及对外扩张，而美国人民即便再愤怒再反战，也难以自法律层面健全福利政策与消弭战争，徒有选举的权利而已。即便单论拜登个人，亦是个曾支持《枪支持有者保护法》（Firearms Owners' Protection Act）与赞成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政客，并非跳脱利益结构的崭新人物。故美国人民与其他地区若将拜登的胜选视为美国制度的自新成就，恐怕是过度乐观的盲从想象，深堕于麦迪逊等人的神话中而不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