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犊崮“土匪邮票”之谜

文/方立武

首先感谢《亚洲邮学家》群王剑智会士和《沙鱼涌邮史俱乐部》群蚁健先生，今天向大家讲述的内容是抱犊崮“土匪邮票”。

抱犊崮巍峨险峻，雄踞要冲，易守难攻，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这里是我党在山东敌后的重要根据地之一，罗荣桓元帅确立了“以抱犊崮为中心，向北向西连接大块山区，向南向东南发展大块平原”的战略思想并顺利实施；成为鲁南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诞生地、八路军第115师司令部所在地、著名的“翻边战术”孕育地、指导山东抗战“六字方针” 的制定地、华中至太行山以致延安的唯一红色通道，是敌人闻风丧胆的铁道游击队的大后方和指挥部；她是插在日本侵略者脊梁上的一把钢刀，是华北连接华中根据地的枢纽，是胶东通往中央的秘密通道，号称山东的“小延安”。在1992年11月26日《罗荣桓同志诞生九十周年》邮票中，第2枚的“身经百战摧强敌”背景即为抱犊崮。

抱犊崮“土匪邮票”在集邮界争议由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围绕这一话题展开的论述常见诸于报端。“土匪邮票”是何物事？它是那年发行的？我觉得很有必要旧事重提，让大众对“土匪邮票”有个更切实的了解。

最早报道“土匪邮票”的是1923年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在第二十卷第八号刊上，以《临城被掳人民使用的邮票》为题刊有该票资料和照片。参与此案的北洋六旅万伯龙在《临城劫车案始末回忆》一文中对此论述：“当时外籍旅客为通信自由以免检查起见，还印制了临时邮票使用，为时甚短”。台湾田少仪在《孙美瑶与临城劫车案》一文中更是直截了当的说孙美瑶是为了向“肉票”勒索而印制的。因这是一份非专业性邮刊，集邮者能看到的自然就少，在当时尚未引起集邮家们的关注。直到1926年3月发行的《邮乘》第2卷第1号刊出的该票消息和图样，才一石击起千层浪，引起广大邮学者们的浓厚兴趣，纷纷致信该刊主编周今觉先生，要求了解该票的来龙去脉。该文标题为：趣味，分几则邮坛趣事，此抱犊崮列第4：

此为抱犊崮土匪邮票，一九二三年九月，郑州黄河大桥落成，工程师函招上海有名西商，结队前往参观，车行至临城，为匪首孙美瑶党所掳，入抱犊崮山中，拘留四十余日，政府拟剿，而外交团恐有伤外人生命，坚持不可。于是中外人士，咸集临城，与匪议招抚条件，此邮票乃办理临城救济事件之外交团所制，凡邮件寄往山中被掳之西人者，贴用此票一枚，山中人寄出之邮件上亦贴之，并无何等邮政效用，亦未经邮政当局承认，不过一种取笑娱乐之品，使被掳之人聊破岑寂无聊之日脚而已。票凡二种，五分者红色，一角者黄色，其上绘抱犊崮之山形。尤可笑者，即直书土匪邮票字样BanditPost，而土匪亦茫无所知。其版模为木制，即临城近旁乡村小刻字匠所刻，形状粗劣，其五分票，西文5字之后，多刻一O，乃成五角，而中文则仍为五分也。此票外间伪制者甚多，惟五分票之华文，则直刻五角二字，其伪可一望而知也。此为自临城归来之某西人，赠与陈君复祥，而陈君转赠余者，乃真品也，其红纸者不便影印，故仅印黄色者一枚，以见例而已。（图1）

图1：为抱犊崮土匪邮票。

在同年9月1日出刊的第二卷第三号《邮乘》上，“土匪邮票”的始作俑者美国人卡尔·克劳先生专门撰文《抱犊崮匪邮之真相》，才揭开了这套“土匪邮票”的神秘面纱。

周今觉在这篇文章的开篇特写下按语：“本年第一期趣味栏，有抱犊崮匪邮一种，惟所纪仅示概端，未详始末，而各国集邮家来函询问者，已纷纷矣！余友施开甲君告余日，是为某广告公司经理克劳氏所发行者。余乃函询克氏，得其复书，详告一切，并允余披露于本志，俾集邮家得明真相。余既以原文现刊之英文栏，复译为华文，附载于此，以备邮林逸乘云，今觉识。”

为使读者了解克劳氏的这篇文章，特全文收录如下：

一九二六年五月六日，津浦特别快车在临城车站迄南数英里地方，为匪所劫，大多数中西乘客，皆为匪劫去，以为勒赎之具。约一星期或十日之后，匪乃驱其人质于抱犊崮山中。抱犊崮距枣庄煤矿公司约十八英里，自枣庄至临城，有支路可通，被掳者华人约为数一百，西人则二十，被羁匪巢，一月有余，至六月十三日始得出险。

出事后，余思营救被难之人，乃以美国红十字会及美国商会代表之名义，前往临城。余之责任，在传送食物衣服，以及各种应用之物。与被掳之西人，并及难中之华人，经多次与匪首磋商之结果，余得每日用苦力运输各物，自枣庄送至抱犊崮。

除火车来往之外，余辈乃设通信机关于枣庄抱犊崮之间，递送书信小包，每日无间，直至解决终了之期为止。初时，每日仅有少数邮件，后来被掳之亲友自上海及其他各处闻风寄信而来者甚多。而被掳者亦时有答书，自山中寄出，于是每次来往，恒有五十至一百信件之多，有人为之起一绰号，谓之匪邮。余辈之邮政局，乃在一辆列车中，其邮箱乃一粗笨木匣，髤之以漆，下书英文匪邮BanditpoSt字样，余辈为郑重信件以防中途遗失起见，乃于邮箱上制锁，配以二钥，一由余辈保管，一由被掳者推一人保管之，邮箱到山，即由此人开箱取信而分配之，寄出之信，亦汇交此人，装箱加鐍【方注：箱子上安锁的一种环形纽】。

无论日中或夜间，每遇匪巢信箱一到，即为此二十四小时中最大之公务，因吾人可以得知匪中新消息也，故此匪邮颇引起多数人之注意，而外人之到枣庄探视者，必首先参观此有趣之匪邮，而匪之本人，有时也藉此邮箱寄信件也。

一日下午，余之助手麦堪氏，与余信步村中，偶过一旧式小刻字店，余不能记忆是麦堪或是余首先提议，以为匪邮事务所百事具备，但缺少邮票耳。于是与此刻字店议定，印刷五分及一角之邮票两种，每种各三百枚，其费用仅二元。但刻字者误刻一O于5字之后，于是五分之票乃变为五角，但华文仍为五分耳。其图案则一角者为余所绘，五分者乃麦堪所绘者也。印成之后，余辈乃悉数送与抱犊崮被掳者，并附一函，告以免费寄信。已历多时，此后非贴邮票不可云云，实际言之，此函及此票，皆游戏取笑之资而已。

被掳者自得此种土匪邮票后，乃于寄出之信件上一一贴之，而送交余处。余辈仍须另贴中国邮局正式邮票，而后寄往各埠，于是此土匪邮票乃流传至沪，而沪上某报乃张大其词，竟说土匪已自发行邮票，更附会多词，而成一甚长之记载。未几，有人在枣庄接到许多电报函札，乃各处集邮家与邮商寄来，托买此项土匪邮票者，并云多多益善，不论价值贵贱云云。此风声愈闹愈大，事为天津邮政局所闻，乃派人到枣庄调查，并论饬该地邮局，凡贴有此项土匪邮票之信札，无论其已否贴有正式邮票，皆一律不许收受。在此时期中，余信有少数集邮家曾收得粘贴此项土匪邮票之信封，有枣庄发信之邮戳，与上海到信之邮戳者。但余敢决言此项土匪邮票，从未有过效力，能使一封信件，不藉正式邮票之力，而能通过中国任何邮区者也。

麦堪与余，曾对来枣庄之新闻记者详告此票发行之缘起，但愈增彼辈之兴趣，每日俱有寄信汇款来购此项邮票者，余辈乃加印数百组，专供此辈之要求，并将其寄来之款收下，移作被掳者寄信往各埠之邮资，计售去此项邮票，约五百组。有一邮商向余定印数千份，余思如此则此票更无丝毫之价值与趣味矣，故决计拒绝之。余曾见有一打仿造之票，但其版式不为木刻而为石印。

余所述者，似较君前所记者（即前题趣味内所载者）为详，而集邮家读过此篇纪事之后，应将其以前重视此票之心打消大半矣。盖此票并非真实邮票，不过一种有趣味之纪念品，纪念此匪邮事务所之成绩，使深陷匪巢之人，得与外界交通而已。”

在1934年12月1日《甲戌邮刊》中的《邮学问答》有读者问：“鲁省临城抱犊崮孙美瑶土匪票，关系当时办理救济事件之外交团所制，鄙以此票既为外交团所制，为何称为土匪票，而外交团当时为何制发此票？”郑汝纯在1935年2月1日的《甲戌邮刊》以临城匪邮谈》为题，予以解答，同时，编者并加附言：“此票确系五分及一角二种，五分者红色，一角者黄色，而右稿所云五角者，乃五分票英文错印（50CENTS）之传误。当时凡由临城转寄山中被俘人员及山中寄出之各邮件上，均贴用此票，实际并无何等邮政效用，亦未经邮局承认，实等于一经印花纸签而已。除郑君寄来之五分票（较原图约小三分之一）外，特特一角票样，同时附刊，以供阅览。”

1923年5月间，发生了轰动国际的临城劫车案。民国12年5月6日凌晨2点半，以孙美瑶为首的山东建国自治军为迫使围剿他们的北洋军阀撤兵，将津浦路北行车经过离临城站约三公里的沙沟山附近的铁路扒毁，前面机车、邮车、三等客车一齐出轨倾覆。接着就是一阵枪声，随着枪声就出现了一千多名脑后垂辫的土匪，跳到卧车上打劫，绑架乘客。这列车上载有参加山东黄河宫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中外记者和外国旅客多名。除英侨罗斯门睡在头等卧车中企图抵抗，被匪徒当场开枪击毙外，共被绑走外国旅客19人（《密勒士评论报》主笔鲍威尔也在其内），以及中国旅客100余人。

这消息一公布，北京政府可吓坏了。各国公使怕伤了侨民生命，坚决反对用武力，但又一天几次催迫总统黎元洪想办法。5月7、8两日，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先后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抗议，上海美侨电请美国总统哈定迅速营救被掳西侨，北京美国驻军要求采取直接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台维士公然向国务卿许士建议出兵中国。日本虽然并没有侨民被掳，但是日本报纸也幸灾乐祸地鼓吹组织国际联军共管中国铁路。

5月9日，五国公使限北京政府于三日内将全体被俘外侨救出，否则每隔24小时，须加赔款若干。北京政府为此慌了手脚，把一切政务都停顿了下来，集中全力讨论营救外侨问题。

被掳的中外肉票，都被押往匪巢抱犊崮山麓。抱犊崮，其实是山东峄县的一处山名，它原是绿林英雄啸聚之所，地理形势险要，易守难攻，后来成为十分著名的根据地。由于它具有突出的地貌特点，山东的抗战干部一眼就能认出，在抗战时它很具有代表性。在邮电部发行的《罗荣恒诞生九十周年》的第二枚“身经百战摧强敌”邮票上，其背景就是罗帅在鲁南抱犊崮山区领导山东军民抗日战争的场面，这是“抱犊崮”第一次以侧面形象出现在中国邮票上。

在张敬尧做苏、鲁、豫、皖四省边境剿匪督办时，不剿而抚，于是匪变为兵。张敬尧在湖南失败后，兵又变为匪，加上张勋、张文生失败后，留下来的残兵败将，大部散在鲁南山区，所以邹、滕、峄三县多年来一直是土匪横行的地区。

孙美瑶这次得手之后，便照着孙桂枝的主意，先把四个外国女客释放，同时教她们向官方转达三个条件：一是迅速将围山官兵撤出十英里以外；二是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三是补充军火。绑匪的目的在于解抱犊崮之围，收编他们为国军，并不是要赎款。从山上送下来的第一封信，是上海《密勒士评论报》记者鲍威尔所写的，劝告政府军勿攻山，须求和平解决。全体外俘都在信上签了名。

信上说：“被难旅客，除华人外，有属英、美、法、意、墨诸国之侨民数十人，警告官兵，勿追击太急，致不利于被掳者之生命。”

由于外交团坚决主张派人和土匪讲和，以免危及外俘生命，所以5月20日起从北京、济南、徐州各处赶到枣庄来跟孙美瑶谈判的大员，计有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曹锟代表杨以德、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等，真是冠盖云集，把小地方的老百姓都吓呆了。此外上海总商会、记者公会以及滕县、峄县的士绅等等也络绎而来。有关各国驻济南的领事等，也摆出了“洋大人”的架势，跑来督促进行。

孙美瑶没料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不免有些慌张，他底下那些小头目如郭琪才、周天伦等则意见纷歧，各有打算。有的主张适可而止，不宜闹得太过分；有的则看准了政府害怕外国人，不敢使用武力，主张趁此机会大大地捞一票。全亏孙桂枝以老当家身份，从中主持。山里的生活条件太差，匪徒的性格又很粗暴，被绑的肉票吃不了苦，死的很多，他也得分心照顾。至于向官方提谈判条件，当然更非他出场不可了。但他很善于隐蔽，自己并不出面，只跟在别人背后，暗暗指掇，因而官方最初竟没有注意到他。直到后来谈判到了一定阶段，匪方答应先释放一批中外肉票时，才发现匪方所出的释放证上，都由孙桂枝一人签名盖章，有个叫秦榛元的小孩子，因为没有这张释放证，竟被临时拦回去，大家才知道匪方实际的首领是孙桂枝。

围山的官军有一年半没有领到军饷，只好经常把军火卖给土匪，田中玉了解这种情势，怕官军靠不住，所以特从济南调来自己可以信赖的军队1500人，用以自卫。

官匪开始进行和谈时，官方找到峄县绅士李麟阁等上山接洽，杨以德找到张敬尧旧部郭泰胜充当官匪之间的调人。山上土匪非常爱戴张敬尧，因此北京有人建议起用张勋、张敬尧办理招抚事宜。

北京政府和绑匪方面第一次正式谈判，是在12年5月15日，谈判地点是中兴煤矿公司，官方是由山东督军田中玉和山东省长熊炳琦亲自出马，匪方代表是周天松。匪方提出几个条件：

（一）政府军解除包围，撤回原防；

（二）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

（三）补充军火。

官方认为除了第三条都可以接受，官方提出分三批释放外俘。双方准备签字时，匪方要求外国人和邹县、滕县、峄县三县士绅一同签字担保官方履行条约。原来匪方鉴于以往官方曾有过背盟杀降的事情，民国8年旅长唐天喜以释放肉票，不咎既往为条件，收编一支匪军，后来匪首17人全部被杀，因此他们深怀戒心。这个补充条件也被官方接受了。

谈判成功后，交通总长吴毓麟“义愤填膺”，自告奋勇愿意入山为质，交换“洋票”提前释放；接着山东省长熊炳琦也愿“附骥尾”，偕同上山。消息传到北京，黎元洪马上打电嘉奖吴、熊的忠勇，劝他们提早回到北京。吴景濂、张绍曾、王承斌也有电报劝他们不要“投井救人”。其实吴毓麟到枣庄来是看热闹的，他每天坐在“花车”上玩雀牌，根本未过问任何事情，只拣了一个好时间打出那个漂亮的电报，当他接到北京“劝阻”的电报后，就“满载盛誉”回返北京。

5月16日山东督军田中玉下令政府军解围撤退，并委孙美瑶为招抚司令，派人持令上山。不料匪方却变了卦，孙美瑶当着官方代表的面，扯碎了委任令，并且致函田中玉，自称建国自治军总司令，否认官匪所签订的和平条件，宣称必须政府军完全撤退，并接济山中粮食后，他召集山中领袖举行会议，才能提出匪方的正式条件。

孙美瑶的变卦是因为看准了官方还会让步，认为这笔买卖可以大捞一把，因此推翻了先一天签订的官匪和约。这一来，使北京公使团大为吃惊，接连照会外交部阻止政府军改抚为剿，还叫北京政府责成曹锟转令山东当局和平了结，以免伤及外俘。

官匪继续谈判，匪方提出一次比一次更苛的条件，如要求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改编匪军为两师，划滕县、邹县、峄县为他们的势力范围，政府军撤出百里外，苏、鲁、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须一律予以收编以及六国提供保证等。

匪方条件越提越苛，官匪谈判便无法达成协议，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各方的怨责交集于北京政府。

官匪既然谈不拢，12年5月21日，山东督军田中玉到北京述职，坚决主张改抚为剿，内阁总理张绍曾也主张“剿”，拟派冯玉祥为剿匪督办。可是这个打算泄漏出去，外交团担心的是在匪手中的“洋票”，因此强烈表示反对，曹锟也大不以为然，力持异议。田中玉乃亲赴保定谒曹，密告并非真的剿匪，只是由于匪窟情形很艰苦，外强中干，政府宣布剿匪不过是表面的恐吓，实际则是“明剿暗抚”，恫吓匪方放弃过苛的条件。

官匪谈判破裂后，果然匪方外强中干，在19名外俘中找到了一位在欧战时期得过勇士勋章的法国人裴雨松，叫他宣誓保证回山，派他携带新条件下山接洽，限政府军于22日下午6时以前撤回原防。不料裴雨松一去不返，山上外俘打电报叫他回来，他却置之不理。匪方十分惊讶，外国人竟也不讲信用，何况这个外国人还是一个驰名的“勇士”！

为了防止政府劫走“洋票”，20日匪方将西俘三名移置山顶洞穴内。原来抱犊崮在地形上像个倒挂葫芦，山顶上大约有两英亩的盆地，但是山腰十分狭小，由一道陡削的山壁上攀援而上，两旁凿有攀石或者嵌以木桩，攀附而上的必须紧抓木桩或攀石，一撒手就有跌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根据当地的传说，由于大牛不能上山，而山上又有可耕的盆地，所以只好把小牛抱上山去饲养，因此有“抱犊”之名。山顶周围掘有壕沟，中间筑地穴用以收容俘虏，还有三个蓄水池和不计其数的大小缸，用以蓄积雨水。地穴内收容中国俘虏多名，被俘时间有长达三年以上的，他们枯坐等死，像老僧人定一样。其中有坐在草荐上的儿童数十名，年龄自五岁至八岁不等，匪方视同废票，因此所受的待遇更为恶劣，一个个都像皮包骨头的活骷髅。

当这些消息在报上传出后，才激起全国朝野的愤怒，一致谴责北京政府对本国肉票的痛苦遭遇视若无睹，却只一心一意地援救外国肉票，真是毫无心肝。

三名西俘移置山顶，是用绳索吊上山的，其中63岁的英国人斯密士在西俘中年纪最大，他是因为患了失眠症，特地到中国大陆来“旅行疗养”，现在被悬吊在半空中提到山上去，使得他的失眠症发作得更厉害，幸而这时山上和外界已可通邮，因此在山上的西俘可以从山下取得接济，斯密士的安眠药可以寄来，所以勉强还可应付。自上海寄到的大批罐头食物、香烟、水果、报纸、杂志，匪方都全部转交西俘。

西俘还有言论和通信的自由，上海《密勒士评论报》首先发表了鲍威尔的“匪窟通信”，描写俘囚生活和山中风景，但是有一件事鲍威尔避而不谈，那是当土匪把他和另一个西俘押解到巢云观时，曾令他们向神佛磕头，旁边有人撞钟击鼓，他们都做了。

由于政府军态度日益强硬，裴雨松下山一去不返，匪方于25日又叫鲍威尔宣誓下山，限于24小时内回返，并派匪兵两人为随。

鲍威尔带了匪方三个条件：

（一）发给匪军六个月的军饷；

（二）收编匪军1万人；

（三）以张敬尧为山东督军。

官方拒绝了匪方这三个条件，鲍威尔遵守誓言，于当天折返匪窟。

12年5月26日田中玉由北京回到枣庄来，命令政府军加强合围，并派飞机绕山投下传单，匪情更为惶恐，除要求外俘修书求和外，又派鲍威尔携带两个比较让步的条件下山，这两个条件是：

（一）政府军解围撤退；

（二）收编以二旅为限。

官方提出了两个反条件：

（一）先释放西俘三分之二；

（二）收编匪军以有枪者为限。

5月31日匪方将已经移送山顶上的西俘三人送下山来，并且首先释放了年老多病的斯密士。

这位为了医疗失眠病而到中国旅行治疗的斯密士先生恢复自由后顿时成为新闻人物，他发表了一封通讯，叙述他被掳的感想，他认为这次被掳是他一生中最可宝贵的经验，但是他又郑而重之地说他不愿再遇到这种历险的经验，即使有人拿100万美金和他打赌。他本来旅程中还有东北没有走完，可是当他听说张作霖也是“红胡子”出身的时候，他就坚决地表示要结束在中国大陆的“旅行治疗”，匆匆收拾行囊，回返英国去了。

官匪双方所以不易谈拢的原因在于彼此不信任，官方唯恐接受了条件，匪方不放人：匪方则担心放了人，官方会把条件推翻。这是一个结，如果无法解开，一切白费。美国人安德臣倒很聪明，已看透了这一点，便想出了一个双方互提保证书的办法，征得田中玉和孙桂枝同意，由安德臣保证官方绝对履行收编条件，并赦免各匪过去所犯一切罪行；孙桂枝保证匪方在受编后一定恪遵军纪，效忠国家。但签字之后，匪方仍有顾虑，觉得一张纸能有多大用处呢？官方真要翻脸不认帐，这张纸又抵不了免死牌，于是继续一天天地拖着，迟迟不肯把肉票放出。

临城劫车案惊动了中外，无意间使陈调元出了名。陈调元是徐海镇守使，临城劫车案发生在山东境内，原不干他的事，后来因为田中玉等颟顶无能，事情久延不决，曹锟要齐燮元派人去帮忙，齐才派了这员大将去。那时陈调元年纪还比较轻，人也没有长得像后来那样肥胖，性格爽朗，头脑灵活，口才又好，加上他惯于与土匪打交道，很懂得他们的心理。他到枣庄之后，和孙桂枝、周天伦等几个匪首一谈，便立刻得到了他们的好感。

既然官匪之间不能谈得拢的原因在于互不信任，就需要有一个真正愿意“入地狱”的官员。陈调元到了临城，看到这是个关键问题，便很慷慨地拍拍胸膛，愿意立刻上山。田中玉当然赞成，匪方也同意了，陈便带了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美国人安德臣、峄滕两县士绅及上海总商会代表孙寿成等一行20人上山。表面上当然不说是去做抵押品，而是说接引全部番票和部分华票下山。

陈调元到临城去的时候是带着两个旅同去的（准备协助山东官军进行围剿之用），如果匪方释放了肉票，田中玉突然翻脸，要向抱犊崮进攻，他那两个旅为了他的安全，就会用武力制止。反过来，若是匪方既不释放肉票，又不让他下山的话，他那两个旅就会首先全力进攻，这一点孙桂枝是不能不顾虑到的。所以尽管别人上山是件险事，他却完全不用担心。

陈到了山上，孙美瑶等看他态度和平，一句话一个哈哈，而且有酒就喝，有饭就吃，毫无拘束，真像到了老朋友家里一样，因此大家对他都亲热得了不得。当天下午，便让温世珍和安德臣两人先把全部洋票和六张华票送出山去。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僵局就此打开。

孙桂枝、孙美瑶叔侄把陈调元等十几人让进一座临时搭盖的大席棚去设宴款待，实际就是留着作抵押。

陈调元在席上举杯畅饮，坦然不疑，看到孙美瑶两眼有些红肿，便问是不是病了，孙美瑶说是这几天山上事情忙，熬了几个夜晚的缘故。陈调元立即从怀里掏出一副黑眼镜来送给他，一面拍着他的肩膊说：“带上吧，这样会好一些。老弟！你是一寨之主，应该格外保重！”孙美瑶从出娘胎来没有人这样关心过他，当然把他当作好人了。

陈调元自己原带着两个卫兵，田中玉派的一个旅长吴长垣也有一个卫兵，都带有匣子炮。当晚临睡之前，足智多谋的老匪首孙桂枝忽然赔着笑脸向陈调元说：

““镇守使，您老早些安置吧。夜晚咱们这儿到处派岗哨，决不会出什么事……倒是，你们带来的几位弟兄没事最好别出去，免得发生误会……”

他的话才停，陈调元心里已雪亮了，立刻命令卫兵：“把家伙卸下来，交给老当家的，准没错。”

孙桂枝也不由十分佩服陈调元的机警。

陈调元不但和匪方敷衍得很好，就是跟他一路入山的官绅他也竭力拉拢，显得非常热情。他拿出一本日记簿来，请各人签名，说是难得这样聚在一处，而且还一起上山办这样尴尬事，可算患难之交。大家也都觉得这位镇守使既有魄力，又没有架子，真是一个难得的将领。

陈调元上山时，官方先送了2000套军服给匪方，并运送粮食接济匪区，这显示双方已极接近。加上陈调元的笼络，遂使震动全世界的临城劫车绑票案，逐渐烟消云散。

田中玉看见和谈已经成功，问题接近解决，于是乃先行回省，派军务帮办、第五师师长郑士琦在枣庄办理善后问题。郑士琦接办善后前，北京的外交团曾有一个决议，是由各国驻华武官组织一个委员会，分往中国各铁路线调查掳案情况，北京政府允许他们自由前往，并令有关人员予以协助。

12年6月1日，各国武官团到了枣庄，郑士琦没有到火车站欢迎这些“洋大人”，使得他们大为光火。郑士琦请这些外宾午宴，他们竟集体不去，郑士琦知道原委，于是赶来赔了许多不是，道歉说好话，最后这些“洋大人”才勉强接受，大模大样地前往参加宴会。

当天，他们让中国军官带路，乘马前往山区侦察路径，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番做作，根本侦察不出一个名堂来，因为这个时候，土匪已经表示就抚，西俘都已释放。

6月2日，孙美瑶随同陈调元下山，和郑士琦签订了和平条约，当天陈调元又陪孙回山进行点验事宜，点验结果，全部匪军实数只有3000人，有枪的不到1200人，匪窠中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以免死证，有不愿入伍的，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

6月12日，最后一批西俘八名全部释放，13日全部回到上海，一场轰动世界的劫车绑票案，从开始到结束，历时37天。

匪军于6月27日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孙美瑶当了旅长，周天松、郭天才为团长，指定郭里集为这一旅的防地，孙桂枝当了旅部的军需长。

本来孙美瑶曾经提出要杀何锋钰（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兖州镇守使），替兄报仇，同时外交团也要求北京政府惩处山东负责的长官，于是活该倒霉的何锋钰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这是6月25日的事。

孙美瑶干了一场轰动世界的绑票，他只做了六个月的旅长，这年冬天12月19日，新任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在中兴煤矿公司摆下了鸿门宴，把孙美瑶、孙美松都骗了去，一声暗号，当场把孙氏兄弟打死，其部队解散的解散，改编的改编。

不过临城匪徒的幕后人孙桂枝仍然逃走了，他带了一批残部，在鲁南山区流窜，官方始终对他没有办法。

孙美瑶所领导的一支队伍到底是土匪还是建国自卫军？历年来一直争论不休。对此问题，中国史学家胡绳专去枣庄进行考察，并作了定性讲话，肯定了“孙美瑶事件”的积极性，是一种爱国行为。1996年12月，中共枣庄市委宣传部、市政协联合邀请了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和知情人士举办了“山东建国自治军暨临城劫车案研讨会”，通过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专家学者们对自治军和“临城劫车案”做出了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论证和评价，研究会认为：“二十年代初的山东建国自治军是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有直接联系的，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支持下的北洋政府的统治为主要攻击目标的有组织有纲领的革命团体”，“他们被迫发动的临城劫车案，是有一定政治目的的反帝反北洋政府的爱国行动”。

就在双方僵持阶段，土匪要求人质写信通知家人携款赎领。出事后，美国救援团里的美国人卡尔·克劳（Cart Crow）以美国红十字会及美国商会代表的名义来到枣庄，负责与土匪协商及向人质传送食品、衣物。在此同时，还设置了一个专用信箱，负责上山收集人质书信，运至临城交邮局寄发。这种方式被劫持者称为“土匪邮政”。

克劳氏当时是一名在上海经营广告业的商人，他与美国著名集邮家施开甲的好友，亦嗜集邮。某日克劳氏与助手麦堪氏行至一小村，遇一刻字店，于是花2元钱刻印了由两人分别设计的5分及1角的“邮票”各300枚，全部送给人质，说贴在信件上就可以投寄。

抱犊崮“土匪邮票””共两种。面值5分的用红纸印，1角的用黄纸印，都是木刻版黑色印刷，无齿。主图背景是抱犊崮山山形，上标英文“PAO TZE KU BANDIT POST”（意为“抱犊崮强盗邮政”）。而“5CTS”由刻板人误刻为“50TS”，但中文仍标“5分”。

实际上，此纸片哪里是有效的邮资凭证？信件由克劳氏等收集后仍要贴上正式邮票方能交临城邮局寄出。由于克劳氏和麦堪氏有意将正式邮票与自制的“土匪邮票”并贴，故这批信件上的“土匪邮票”都盖上了正式的邮政日戳。

临城劫案中的大多数“华票”是上海工商人士及其眷属，“土匪邮票”发行后，他们在上海的亲人就收到来自抱犊崮的第一批书信，希望亲人转告上海总商会，设法营救。当时此类信件到了上海，沪上邮商、邮人大感兴趣，一些报纸还大肆渲染，致使不少邮商、邮人去函求购，并称不计较价格。克劳氏闻讯大喜，马上加印数百组寄出，获得的款项正好用作人质的寄信费用。不久，天津邮政局获悉此事，深入枣庄调查后，即命令凡贴此“土匪邮票”的信件，不论有否正式邮票，一律拒绝收寄。但仍允许设置专用信箱收寄只贴正式邮票的人质信件。

6月13日，人质全部获释，一个多月的“土匪邮票”闹剧终于收场。但仍有好事者把抱犊崮“土匪邮票”向吉尼斯总部申请为“世界唯一的由罪犯开办的邮政”发行的“邮票”。

其实，所谓“世界唯一的由罪犯开办的邮政”实际上是克、麦等人从枣庄抱犊崮这个地方收集人质信件带至临城寄发的特殊事件。“土匪邮票”只是他们的游戏之作，它根本不具合法的邮资凭证效能。

著名集邮家阎东魁在《甲戌邮刊》中的《关于所谓“抱犊崮匪邮”》一文对“土匪邮票”也进行了论述，并有此封的记载：数年前曾见邮友于信中，有贴用中华、新光、甲戌各邮票会，及已故邮友赵竟成兄自制寿辰之“封缄纸”者，于经过投递或转口邮局时，邮政人员每有忙中不暇细辨，误为邮票，于所贴之封缄纸上，加盖邮戳，此项情事，为邮友所习知，或有一部分邮人，以为既经邮局加盖邮戳，即有邮票之价值，此点自属误会，封缄纸虽经盖有邮戳，亦不能成为邮票，但容有被误认为邮票者，至所谓匪邮，确系封缄纸，亦无邮局误加盖邮戳之事，自更非邮票可比矣。据余所知，已故邮友国内片封专家谢鄂常兄，昔曾藏贴有抱犊崮五分封缄纸之信封一枚，原封之上，仅贴有该项封缄纸一枚，并无任何邮票及邮戳，谢君晚岁以酷爱当十文铜元，转移搜集目标，将所藏片封，陆续分让友好，除较珍罕之张园慈善纪念消片全套三枚，已为叶季戎兄所有外，该项贴有抱犊崮封缄纸之信封，则未悉流入何人之手。兹承各友见询，谨就见闻所及，概述如上，并以柳州僻处内地，制版不便，特将两种封缄纸式样，摹刻付刊，藉供参阅。”

抱犊崮“土匪邮票”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克劳的初衷虽不乏以戏谑为主的成份，但仍有供贴信的目的在里面，并且人质确实也是用它来贴信的，尽管信件送到枣庄后仍需贴有效邮票，但这丝毫不影响“土匪邮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它的名称在集邮学术界已沿袭至今，称它为“邮票”，并不影响其“非邮票”的性质。

不过事情到此似乎还没有真正了结。“土匪邮票””发行数十年以来，某些“好事者”对这套邮票的兴趣不减，先后出现过不少仿造赝品。

抱犊崮“土匪邮票”当时的确轰动一时，被捧为“大珍品”。尤其销有邮戳的实寄封，有人甚至拿它与“大龙”邮票实寄封比美。及后真相大白，高价购得者大呼上当。加上后来仿造品大量出现，抱犊崮“土匪邮票”便渐为邮人所唾弃。由于它不是合法的邮资凭证，国内外标准邮票目录也没有收录，但与正式邮票混贴的实寄封仍为邮人喜爱。日本著名的收藏家水原明窗先生就藏有这样的实寄封。据说上世纪８０年代国外某次拍卖，曾以5万美元拍出一枚贴有抱犊崮“土匪邮票”的实寄封！

国内收藏抱犊崮邮票实寄封佼佼者要数陆游先生，他在2003年第8期增刊《集邮》一次性披露了8枚这样的封片。

图2为贴黄纸抱犊崮寄枣庄实寄封，系以致R.H.Row]att，Esq的英国公函封改制而成，右上角贴抱犊崮邮票10分1枚，但信封上未盖邮戳，估计是由华北日报（NorthChinaDailyNeWs）在枣庄的通讯员或相关人士带往上海，这是存世唯一一件寄达抱犊崮，而后再由抱犊崮寄出的信封。此封原出现在英国SPlNK拍卖公司2014年1月19日在香港举行的公开拍目中，列第2090号拍品，注明此珍品是DaVisBroKe公司的JohnBroKe先生得自其密友——该封收件人R.W.Davis先生，之后其家族珍藏近百年后该封才面世，估价为5万至6万港元，成交价为9万港元，另加15%买方佣金。

图3为抱犊崮寄上海实寄封，封面右上角贴帆船邮票3分1枚，销枣庄1923年5月28日邮戳，背面贴抱犊崮邮票5分1枚，上海5月30日机盖到达戳（陆游藏品，此封先后应邀作为荣誉类展品参加2004年在新加坡举办的WSC2004FlP世界邮展及同年在摩纳哥举办的MonacPhil2004世界珍邮展览，足见其珍邮地位为世公认）。

图4为1923年5月24日由抱犊崮土匪营寄美国旧金山1.5分帆船邮资明信片，背面贴抱犊崮邮票5分1枚，销枣庄邮戳，因邮资不足，另销中英文欠资戳记，另有济南5月26日转口戳。此片乃被劫人质索罗门寄美国父亲的信，信中述说当时他们被拘留于山下一寺院，此片最早出现在美国华邮拍卖商乔治·阿里维素1985年7月6—7日举行的第50次拍目中，列第885号拍品，估价1250美元。

图5为1923年5月24日自抱犊崮土匪营寄美国旧金山实寄封，正面贴帆船邮票1分1枚及3分直三连，另贴抱犊崮邮票10分1枚，背面贴抱犊崮邮票5分1枚，1923年5月25日临城邮局日戳盖销封上所贴的帆船邮票，同时贴用抱犊崮土匪邮票5分及10分的实寄封片存世仅知此件，也是唯一自临城寄出来自抱犊崮土匪营之邮件，此封含有原信三页，据悉这项拍品系由原收件之后人提供（原信内容略）。

图6为抱犊崮寄枣庄实寄封，右上角贴抱犊崮土匪邮票5分1枚，但信封上未盖邮戳，此封原出现在2006年ebay网络拍卖中，起拍价仅为5美元，最终成交价约为300美元。

在1980年的某次国际邮展上，国内有位集邮家的展品因为展出了贴有“土匪邮票”（未盖销）的实寄封另贴中国邮票3分），被某评审员看好，一度在国内被捧为“珍邮”宝座。笔者1996年曾看到过香港一拍目，内中就有这套“土匪邮票”，标价2700港元，成交与否，不得而知。

参考文献：

1、1923年上海《东方》杂志

2、1923年9月周今觉《邮乘》

3、1926年9月周今觉《邮乘》

4、1934年12月《甲戌邮刊》

5、1935年1月《甲戌邮刊》

6、1949年2月28日《甲戌邮刊》《西南邮风》联合版

7、1986年第8期《集邮》杂志

8、1986年第9期《集邮》杂志

9、1992年第5期《上海集邮》

10、2003年第增刊第8期《集邮》杂志

11、2010年5月14日《枣庄日报》

12、2004年10月枣庄市新闻出版局《抱犊崮的故事》

13、1999年1月枣庄市新闻出版局《临城劫车案》

14、1986年3月四川文艺出版社《民国第一案》

15、1987年3月岳麓出版社《临城劫车案》

16、1996年5月枣庄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临城劫车案》

17、2014年两岸中华集邮集邮会《抱犊崮邮史研究》

18、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19、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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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立武（右）和张华东在武汉世界邮展合影留念。

“集邮博物馆”感谢作者方立武先生授权转载此文！方立武先生简介：方立武是江西省集邮协会理事、新中国普邮研究会理事、余干县集邮协会副会长。10岁开始集邮，4次举办个人邮展，1988年9月首次参加全省首届农民邮展， 2006年起先后出版个人著作《邮票的诱惑》等11部书籍，《叶士昌方立武书信集》获2018常州全国邮展银奖，作为责任编辑，其编写的有关中国集邮界保尔、中国残疾人集邮联谊会李少华会长的《生命的华章》一书获2019武汉世界邮展银奖，《抗日一枝梅邮坛不老松》获2020江西省邮展镀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