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和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能否再次高速追赶？

文 | 杨毅强（北京中科宇航探索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的航天技术水平和美国是在越拉越大吗？我们能不能再次高速追赶？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讨论一下中国和美国在航天科学技术发展机制上的差别与变迁。

中国和美国的航天产业组织运行机制曾经是非常相似的，由一个或几个政府机构出面，代表国家进行采购，组织研究开发和飞行实验。一方面国家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型号和政治声望，另一方面也打造了航天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

这样的机制在特定历史时期是有优越性的，在国家意志坚定、目标明确、投入坚决的时候，举国体制所能够迸发出的创造力和战斗力，绝不是私营航天活动组织者所能相提并论的。当然举国体制的问题也就在这里，当国家的战略目标比较含糊，或者航天所受到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那么举国体制必然导致严重的内卷化。

在美国，当阿波罗计划取得成功、苏联退出月球竞赛之后，这样的内卷化就开始了。冷战的结束严重打击了军事航天领域的开支，使这种内卷化更加严重。到了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事故的时候，举国体制的不适应性已经暴露无遗。

当阿波罗计划取得成功、苏联退出月球竞赛之后，这样的内卷化便开始了

中国航天正处在国家意志坚定、目标明确、投入坚决的这个阶段。因此我们在举国体制之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包括载人航天、重型火箭，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系统，等等。但是不要忘记，中国航天此前曾经面临过和美国类似的局面。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航天同样面临着国家投入严重不足，科研生产举步维艰的困难局面。

中国航天还会再次面对这样的投入强度下降吗？并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北斗系统全球组网已经完成，卫星制造和发射的频率将大幅度下降；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部署时间表也正在按计划推进，即使是业界瞩目的宽带低轨道通信卫星星座，建设和部署也是有明确时间表的。待到组网卫星全部入轨之后，那么每年补网发射的有限国家任务，能够养活庞大的航天工业基础吗？

面对这个问题，美国人一开始所采取的解决模式是失败的。因为订货不足，美国市场上曾经繁荣的一大批宇航企业，经历了残酷的破产和重组过程。最后仅仅剩下了联合发射联盟（ULA）公司这一家大型发射服务商，和轨道科学公司这家小型服务商，前者负责军方的可扩展一次性运载火箭和美国航宇局的航天飞机两个项目，后者负责一些小型卫星的零星发射。这可以看作是一个缩水版的举国体制。种种弊端暴露无遗。

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状态正佳的中国航天举国体制，实现了对陷入困境的美国航天举国体制的高速追赶。在很多关键性天基基础设施上已经达到了非常接近的程度。这也成为人们歌颂举国体制优越性的信心由来。

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总部

NASA作为一个科学家组成的群体，一直在寻求解决之道。在哥伦比亚号失事之后提出的"商业货运计划"就是那个最终成功的解决方案。人们如今总把目光焦点集中在SpaceX公司和马斯克本人身上，但是如果没有NASA的模式创新和合同开放，马斯克是很难得到机会进入这个市场的。换言之，NASA抓住哥伦比亚号事故的机会，实现了体制上的创新和颠覆。今天的美国航天，已经是举国体制和商业体制并行的局面，而且通过一批头部商业航天企业，使得这两种体制之间有了兼容互操作的交集。

体制机制上的创新解放了生产力，把沉淀在NASA和整个产业内的闲置航天资产、失业航天人才资源调动了起来，还吸引了来自其他国家的航天创业者，除了马斯克这位南非人，还有来自新西兰的彼得·贝克、来自英国的布兰森等人。

如今，美国航天产业在马斯克的带动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期，各种级别的火箭、应用卫星、星座和用户终端的创新层出不穷。

美国航天产业在马斯克的带动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期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应该用举国体制来应对、要求国家投入更多资金和资源吗？显然，我们同样需要自己的体制机制创新，根据中国工业、科技、财政基础，整合资源，探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航天发展模式。

成立北京中科宇航探索技术有限公司，就是国家级科研机构的科学家群体和我们这个创业群体的一次尝试。通过整合资源、突破传统航天科研生产模式中的桎梏，我们有信心为业界提供以用户为中心、性价比更高、更加优质的发射服务。相信通过艰苦的探索和努力，我们能够和互联网产业、消费电子产业一样，创造出属于中国自己的、具有巨大优越性的商业航天产业模式和商业航天企业发展模式，再次实现对世界先进水平的追赶乃至超越。

作者介绍

杨毅强

博士，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空天飞行科技中心主任，北京中科宇航探索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长征十一号火箭首任总指挥，原空射运载火箭行政总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