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士兵眼中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庚子年岁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宅在家中一月有余。闲着无事，写下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点滴回忆，作为对这场战争41周年的纪念。

我于1976年12月从四川省合川县（今重庆市合川区）应征入伍，所在部队是陆军第50军149师炮团，对越自卫反击战开战时任团指挥连通信器材修理室技工。

1979年开年后的日子，似乎过得比往常快，转眼就过去一个多月。越南驱赶华侨愈演愈烈，反华调门越来越高，"要打仗"的消息不断传来。从2月10日起，部队进入战备状态，突击提拔一批干部，济南军区充实进来一批技术骨干。

备战工作，除政治思想动员外，主要是以营连为单位，突击进行技术培训。我连炮兵指挥技术培训，由济南军区充实而来的一名老兵讲课，因为他的军事技术的确很好。我在培训中负责讲授通信设备的使用和保养，以及设备送修的注意事项。团卫生队派卫生员来连队讲解简单的战地救护知识，每个人根据要求把自己的血型写在军帽和领章内侧。连首长提出纪律要求，强调不准给家里写信谈部队要参战的事，说写信会暴露部队的行踪。春节前后，连里把养的猪全部宰杀，改善指战员生活。在我的记忆里，当兵两年多，吃得最好的就是那几天了。

2月17日，当我军东西两线同时发起攻击时，我们50军接到准备作为预备队参战的命令。2月18日，师里传来立即做好赴越作战准备的命令，师电影队同时送来苏联战争片《解放》，供部队参战前观看学习。这部电影分上下两集，长达10个小时，全团人员集中于操场看了一通宵 。第二天，连部派我乘火车将片子送往甘洛的步兵团。接到任务后我立即出发，乘最近一班火车赶往甘洛。待我20日返回峨眉九里驻地，团直机关营房空空如也，全体指战员已去燕岗火车站。作为已有两年多军龄的老兵，我意识到部队出发匆忙，一定是前方战事紧急。

当我乘坐为我留下的一辆吉普车赶到火车站时，全团各营车炮已经装车完毕，指挥员们正忙着进行发车前的最后检查。军列的安排是，炮车和运输车固定于平板车上，多数人员进入闷罐车厢，部分留在运输车上。我们修理室单独一辆解放牌汽车，车上装载一木箱维修设备和零配件，乘员包括技师李六安、1975年入伍老兵秦天国和我。李技师是战前才回到团里的，之前他在军区参与技术革新。本来我们修理室还有一位1973年入伍的老兵黄一良，他在不久前提干离开了。

下午4时许，火车鸣笛出发，直奔云南方向而去。这时我才知道，我们149师被13军请求中央军委同意，配属他们赴云南方向作战。随后，50军带领其148师、150师奔赴广西方向作战。

火车一路风驰电掣，山丘、农田、村舍、水塘、树木从眼前飞快的向后退去。从白天到晚上，旷嘡旷嘡的列车行驶噪音使人难以安静和入睡。列车走走停停，我也迷迷糊糊，从军的经历像放电影一样，浮现于眼前。

我于1975年念完高中，毕业后在当地一个十分偏远的农村当了一年半知青，1976底征兵正好符合条件。在新兵连我担任文书，下老连队又代理文书，随后到成都军区通信训练大队学习。当兵两年多，虽然在修理室仍是个新兵蛋子，但全团通信器材的维修已较为熟悉。

第二天下午2时许，军列又一次停车。远处，可以看见很大一片湖水，按车行时间计算，我知道那是滇池，昆明就要到了。不一会儿，一列客车从我们右侧缓缓驶过，已推开闷罐车车门透风的战友和我们汽车上的人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原来整列客车上全是缠着白色绷带的身躯，横着的多，竖着的少。战争，竞然以这样一个惨烈的场面来到我们面前，令人猝不及防。也许，就在半个月前，我们当中许多人对这场战争会不会真的开打，还心存幻想。就在这时，我们携带的收音机传来苏联塔斯社的中文播报："中国陆军王牌师149师，也就是原驻防西藏的18军52师，已经抵达昆明。"

过了几分钟，机车重新发动，汽笛长鸣一声，向昆明急驰而去。在我们抵达昆明之前，我师直属机关和三个步兵团，已先期到达，据说前锋部队已渡过红河。作为一个小兵，我对师里和团里下一步的安排，自然一无所知。后来师部老兵撰文回忆，师机关到昆明后被安排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去选烈士墓地，报告预计阵亡人数。最后，烈士陵园选在红河州屏边县水冲子，预报阵亡人数为3000人。

炮车、运输车卸下后，全团于21日下午5时编队出发，昼夜兼程奔赴红河河口。这一带边境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星星点点的小竹楼看上去十分漂亮，然我们已无心欣赏。经过两天急行军，部队在河口新县公社减掉被服等不必带的东西，于24日晚上抵达小河口农场。25日凌晨5时许，部队渡过红河，直插战场。

没有月亮的后半夜，天空黑得如同一口锅，车行两山之间，几乎看不见天际线，四下寂静无声。过河不一会，前方下来一辆军车，我下意识用强光电筒照了照后车厢，里面全是裹着绷带的伤员，伤员旁边横着一些鼓鼓囊囊的编织袋，不用猜就知道里面是什么，黑色的液体不停地沿车厢挡板往下滴。以后，但凡有来车我都照照，情况大致相同。因此，公路上形成一条条睲目的斑点带。

当天上午，我们到达与13军交接换防之处，并遇到38师炮团指挥连搞修理的同行。问起十来天的战事，回答让人震惊，说突击队第一天搭浮桥强渡红河，在敌军交叉火力下，战士一潮潮往河里掉，后面的又继续往前冲。同行还说，昨晚他们炮团指挥连在林中宿营，被敌人拍击炮打燃引起爆炸，自己的军装被大火烧毁了，我们李技师于是把自已备用的一套制服送给了他。

前排右一作者

后排左一李技师

不巧的是，我团两部小八一电台在进行战前最后一次检查时，报务员发现其中一部开不起机。电台送来，李技师带领我进行检查，秦老兵负责用汽油喷灯烧热烙铁，结果检查发现供电系统因短路而烧毁，已没办法修复。刚上战场，我团与师部的无线电通信，就只剩一部电台工作，这使电台和我们修理室的同志心中都忐忑不安。

当天傍晚，团指挥系统人员在团长余光辉的带领下，摸黑到公路右侧的预定高地建立前沿指挥部，我连副连长赵启福带领电台、无线排、有线排通信兵和我们修理室的同志紧随其后。我们走的这条路先是大路后是小道，于是队伍越拉越长，行进中我看见前面有个小红点一闪一闪的，就轻声的骂了一句："谁在抽烟？"前方有人回答："是团长。"我只好不吱声了。当时，我心里极不舒服，心想，夜间行军必须进行灯火管制，一团之长难道就可以例外吗？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怎么也找不到预定的高地，而且团长同一起出发的参谋长接安东失去了联系。正踌躇间，黑暗中忽然传来一声大喝："口令！"我们赶紧趴下。如果不是听出对方是四川口音，我们不及时出声，可能就要出事。走在前面的警卫员赶紧用四川话回应："不要开枪，我们是149师炮团的。"

前方走出几个人来，原来是13军37师的，其中一位穿干部服的埋怨道："你们怎么连今晚的口令都不知道？"我方回答："口令在参谋长那里，他与我们大伙走散了。"对方这才告诉我们，当晚的口令是"新春一一快乐”，并说我们到预定高地走错了路，随即带路把我们送到了预定高地，我抬手看表时间已是次日凌晨1点多钟。到了指定位置，李技师把身上的手枪解下交给我，叫我先站第一班岗，这时我们几乎是两天两夜没合过眼。我趴在战壕里，两眼不停的扫视漆黑的四周，睏倦至极，握枪的手多次掉下又抬起，远处间歇传来枪炮声。到达一小时后，通讯兵接通了山下大本营的电话线，但通话的第一个内容却是"你们被敌军包围了，赶快撒回"。我一听传达，汗毛顿时竖了起来，赶紧叫李技师和秦老兵快走。当我们急匆匆下山返回时，沿途并未遇到所谓的"敌人"，实际是一场虚惊。回到连队已近凌晨5时，其时未出去或早已归队的战友在帐篷里已酣然入睡，我们也找个地方和衣睡去。

回顾我们149师的越战，绕不过去的是发生在四号桥的战斗，虽然我本人当时并不在现场。我们师接受的任务是沿沙巴方向攻击前来增援甘塘守敌的越王牌师316A师，这也是整个自卫还击战中一个师对一个师的作战。

令人遗憾的是，13军所部在与我师交接时，误把10号公路上的三号桥当成了四号桥，说这一带已被友军控制。结果，我师446团2营列队进入实际的四号桥，中了敌军的埋伏。在密集的枪炮下，该营虽损失惨重，但干部并未惊惶失措，而是牢牢掌握部队，以5连为尖兵开展反伏击战，并最终打穿伏击圈，取得四号桥战斗胜利。

1979年自卫反击战时，时任149师作训科的赵献德科长在4号桥留影，后任西藏军区副参谋长。

1979年自卫反击战时，时任149师侦察科的陈宝林付科长在4号桥留影，后任重庆警备区付司今员。

当年著名的四号桥反伏击战斗就发生在这里，四号桥对面就是越军重兵防守的1796高地。

四号桥全景

由北往南拍摄四号桥，部队当时由北往南进攻，对面山上是越军火力点。

由北往南拍摄，部队当时由北向南进攻

十号公路，山上都是越军火力点。

四号桥周围的山头

149师师炮团参战老兵程月星及149师 446团参战老兵刘春虎在4号桥（以上图片来源于“白石秀玉”）

战斗中，师部曾呼唤我团给予炮火支援，可是由于团里指挥系统一上来就失灵，我们的四个炮营此时全未展开。我当时问总机班许昌弟班长，监听到师部与团部的对话没有，他说："康虎振师长在电话里大骂余团长，说：‘余光辉，你的炮打不响，给我滚回国去’。"我听了心里十分难受。不过，3月2日446团向桥对岸守敌发起全面攻击时，我团炮群实施火力急袭，有力支援了步兵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