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庆祝党的100岁诞辰！

你知道吗？

我党的一大会议并不是7月1日召开，究竟哪一天召开？为何后来将7月1日定为党的生日？

金哥今天就给大家聊聊。

先看看一大会址：

有两个！

开始几天的会议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

后来租界警察意外闯入会场，打断会议，后期会议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进行；

特殊的历史时期，造就了特殊的经历，可以说，从诞生之日起，中共就与众不同！有哪个政党创党会议跑到两个地方进行？

一大的参加者有哪些：

一共有16人，其中国内各地区的党代表13人：

上海代表李达（也是会议的组织者），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广州代表陈公博；武汉代表董必武；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

共产国际代表2人：马林，尼克尔斯基。

另外还有李达的妻子王会悟，也是会议组织者；后来在租界警察破坏之后，王会悟负责将会议转移到她的老家，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进行，这就是红船的由来。

党的一大会议究竟是哪一天举行的？1980年之前，很长时间都没搞清楚。

之所以很长时间没搞清楚，是跟当时的环境直接相关：

时局复杂，保密措施严格，会议参加者来去匆匆，没有详细的会议记录，而且中间被租界警察打断过一次，被迫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进行。

结果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出现了20多种说法，即使是一大会议的参加者也都说得不一致：

张国焘，李达认为是7月1日，陈公博认为是7月20日；

陈潭秋认为是7月底，马林，周佛海只知道是7月，他们都无法说出具体日期。

张国焘和毛主席

真正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的是从事党史教学的解放军后勤学院教师邵维正；

他在1978年被借调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编写组，次年，他开始了对中共一大日期的考证工作。

要考证一大会议举行的日期，当然最好是问参加过一大的当事人，好在那时还有三位亲历者在世：包惠僧，刘仁静，王会悟，于是邵维正就逐一采访他们。

包惠僧很健谈，聊的内容很广泛，但对一大会议日期的考证帮助都不太大，后来包惠僧突发内脏血管爆裂而去世，这一条线中断了；

包惠僧

刘仁静给邵维正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他记得是先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之后，再赶往上海去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

于是，邵维正就从这个突破口开始，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家图书馆里找到了《少年中国》杂志，里面记载着当时南京年会全过程，写着刘仁静于7月2日到达南京，年会开了3天半，然后刘仁静赶往上海！

这下明白了，一大会议至少是7月6日以后举行；

刘仁静

邵维正访问王会悟，一大组织者李达的夫人，也参与了一大的组织工作，由于年老体衰，很多记忆已经模糊，只提供了一大达标借住博文女校以及转移到嘉兴南湖开会的细节；

经过访问三位一大会议的亲历者，邵维正了解了很多一大会议的细节，知道了一大会议至少是7月6日以后进行，但具体日期还是无法确定，真正的突破是靠着一桩奸杀案！

没错，邵维正靠着一桩奸杀案确定了中共一大会议举行的具体日期！

邵维正搜集到一大参加者陈公博的回忆：

“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到一声尖叫，继而便闻一女子悲惨呼叫……那案子直至下午6点多钟才被发觉，凶手早已逃走。”

另一个一大会议参加者周佛海的回忆也验证了陈公博的回忆：

“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大东旅社……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晚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

邵维正从一大组织者李达夫妇以及其他当事人的回忆中，也提到此事，那么突破口就来了！只要查证出这桩奸杀案的日子，不就能确定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召开的确切日期了吗？（一大在上海一共召开了6次会议）

功夫不负有心人！邵维正还真找到了：

《申报》有“大东旅馆发现谋杀案，被害者为一华丽少妇”的记载，此事发生的时间，系1921年7月31日凌晨。

邵维正推断：一大最后一次会议（第6次会议）就是7月30日，每天开一次会，中间休息2天，就是往前推8天，7月23日就是中共一大开幕的日子！

由于租界巡铺闯入一大会场，王会悟于是第二天紧急组织会议参加者转移到她的家乡嘉兴，包了一艘游船，准备了一桌酒菜，还有麻将牌，以此为掩护，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一大闭幕应该是7月31日！

这些推断和此前邵维正发现的共产国际一份档案记载吻合：

这份报告开头部分，就很明确地点出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时间:“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共有6个小组，有53个党员。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通过邵维正的推断和共产国际的档案记载，就可以完全确定中共一大是7月23日召开，7月31日闭幕。

邵维正将这些考证资料整理成《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发表在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的创刊号上，得知此事的胡乔木动情的说：

这位同志下了这么大的功夫，弄清了几十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党史研究的一大成果啊！

既然党的创党会议是7月23日召开，31日闭幕，为何将党的生日定为7月1日呢？

下面金哥继续给大家聊。

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特殊的决定：

1938年，延安抗日根据地要举行建党17周年纪念活动，但由于时间比较长，资料严重不足，即使是在延安的一大参与者毛主席，董必武也不清楚一大召开的确切日期，于是大家决定，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毛主席在他著名的《论持久战》这篇文章中，对此做了确认：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共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

1941年6月，党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廿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第一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确认了“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此后一直延续下来。

从另一个侧面看，一次创党会议两个地方召开，事后都不记得具体日期，不正是我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众多艰难险阻的真实写照吗？

从1921年6个小组，53名党员，到2021年9500万党员，100年间我党从小壮大，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如今迈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愧是光荣伟大的党！

只要心中有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哪一天生日，并不重要。

谨以此文献给党的百岁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