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之人 . 陈年旧事

一九七零至一九七一近两年，我们公司在四川硫酸厂搞安装。硫酸厂是三线厂，地处茅店子，沱江从厂旁边静静流过。周未也曾结伴上重龙山，访苏家湾。

四十多年后，我的资中学生送给我一册《资中文史资料》。上面载有清光绪廿六年，钦点状元资中骆成骧事迹。

骆成骧按例在高中后，做了翰林院编修。随后做过黔、桂乡试主考，山西提学使，京师大学堂首席提调；筹办北京蜀学堂、京师大学堂、四川高等学校、资属中学；在桂林法政学校、四川法政学校、四川高等学校、成都高等师范等校执教。丁忧期间，也在重龙山设馆授徒。

梁启超说:“状元公对教书有瘾！”

辛亥革命前，骆成骧对儿子言:“清政久失人望，不免于亡，予豈不知？然革命事业，人可为，汝不可，因吾家所受知遇，非众比也。”骆氏心怀忧济，然感恩知遇。武昌首义后，赞同清室逊位，支持护国倒袁。助陈宦，祭楊禹昌，荐张澜，祭蔡锷，通身瘦骨。做省议长，当都督顾问，主持筹赈局，常以两菜一湯为满足，瘦骨精铜，清廉自牧。資中人敬重乡贤，勒石刊碑，将骆氏名句“世间惟有读书乐，天下无如吃饭难”立于状元故里。

年轻时为状元家乡建设出过力，中年后教育过資中孩子，总是我生命过程中的幸福的事情。

我生在旧社会，没过过水深火热的日子，但亲历了1959至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那一段，也算验证过骆成骧那句话——“吃饭难”。

在改革开放之前，物质条件不足，粮、油、肉、布等等，都计划到人。

“三年自然灾害”时，城镇居民(成年者)每月供粮27市斤(下同)，中学生每月31斤。工厂职工则按工种供应。

当时，毛泽东主席给自己订下三条规矩——“不吃肉，不吃蛋，不超标吃粮。”

六亿人的饭碗，该要装多少粮食？——吃饭，难乎？

1959年，我12岁，“吃长饭的时候”。那些年，我家条件在我们小镇大约可列中等。父亲是纤夫，定量高，每月都会省些粮食回家。舅舅在乡下，总会接济一些。小镇近郊是菜蔬生产队，人们能去捡点菜叶菜帮的。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在屋后坟山开荒种菜，捡柴，养兔。我家没有人得过不少人患上甚至致命的浮肿病。

自然，许多食物今天闻所未闻，但曾经盛进我家碗中。

——烂透或半烂的红薯，捣成细粉，反复漂洗，做成的苕粑。细米灰干炒加微盐的“炒面”。白水牛皮菜老茎(去粗皮后，半透明状，味甜)。素炒鹅儿腸(野饲草，鹅喜食)，素炒鬼针草尖，素炒灰灰菜、马齿莧，槐花细糠饼，火烤蝗虫蟋蟀。添加甘蔗皮细末的馒头。

这些食物，营养也有，裹腹还行，重要的是它们诠释着生活不容易。

骆成骧，1865年5月20日生于会泽。本姓李，七岁丧母，父不理家，生活艰难，遂将儿子过继在会泽经商的资中骆腾焕。因家庭变故离乡背井的骆成骧，对生活之难的认识，自然异于常人。

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年近卅，放在今天叫剩女。一进家门便成娘——后娘。哥哥姐姐的生母离世了，父亲要续弦。母亲没读过书，但厨艺、女红闻名乡里。母亲是将生我那时，给大姐忙嫁装。

我没見过爷爷，大姐说老人家帮人撑船，那一回一上船，半年没消息，那年父亲十二岁。家有老母，弟、妹，饭还得吃。于是父亲提了大提篼，开始小卖买，不仅挣钱换米，还备齐了年货。十三岁，父亲做纤夫。

沱江流过资中，经过内江，便到了富顺，到了邓关。邓关，川盐济楚主要码头，当年人称小香港。邓关人在釜溪河，沱江跑船的多。

我们老家那一带，把煤窑矿工，水上船工，一个視为“埋了没死的人”，一个看作“死了没埋的人”。

土改那年，我们父亲、母亲、一岁的妹妹，分得一条十四吨的木船。三姐、十岁的八哥，四岁的我到乡下分地。

那年我随船下泸州，盐船到大头城边大磨盘滩头，搁浅了。暗礁把船中间仓壁钻开一个窖隆，江水涌入船仓。母亲找出木尺，套上白旗呼救。盐被转到其他船上，我家船被拖到滩上。父亲把仓板铺开，盖了船蓬，做成一个临时小屋。当晚，母亲带着妹妹、我就留宿滩头，守往漏船。父亲连夜赶回邓关，请人、买材料修船。是夜也，滩声哗哗，星空寥廓，时有水鸟孤鸣。我怕极，偎紧母亲，握住妹妹。水上人家，真不容易。現在忆起，依然心有余悸。大头城，南宋虎关城发展而成，距赵化十五里，自古民风剽悍。人说附近青山岭解放前曾有匪徒出没，而夜宿大磨盘滩头那时，刚解放两年。

在硫酸厂安装时，我已经干了五年起重工。起重工定量43斤，比别的工种高好几斤。我的工资28.50元(人民币，下同)，活工资4.00元，家庭粮贴5.00元，每天施工补贴0.20元，总共43.70元。食堂每月底发10.00元饭菜票，在下月中发工资时扣除，这样我每月到手现金33.20元。每月给母亲30.00元做她和两个妹妹的生活费，余下3.50元是的买书、纸笔、牙膏牙刷、以及私房。父亲在我念初中一年级时，姐姐们便让他退职了，他的生活由姐姐每月寄10.00元。平时父亲也干临工、捡柴火。

早上，两个馒头一两稀饭，不买咸菜。中午四两饭，一个0.04分的蔬菜，晚上与中午相同。饭票每斤0.15元，一斤三两0.20元，每天菜金0.11元，一天伙食费(0.2+0.11)0.33元。

我们食堂的各种蔬菜，比如包菜、白菜单炒，一份四分。青笋、韭菜之类加肉片、肉丝炒，一份一角。红烧肉(凭票)，一份三角。——0.33元饭菜钱，只能精打细算，因此我的红烧肉票都存着，不敢用——一份红烧肉，三天小菜钱。

每月回家，母亲总要设法弄个好菜，让我补充些。那次，我生日没法回去，母亲炸了一小碗肉丸命带去资中，到时蒸了即可。然而蒸的那天，肉丸上或多或少，生出一些绿霉来。闻之无异味，一蒸霉没了。夹入嘴中，肉味中混进苦涩。弃之不舍，嚼之多味。好舌尖敌不饿肚子，我最终一粒一粒让它们塞进我的胃中——它总比烂红苕粑味道好！

人的一生，吃饭总是头等大事。营养、卡路里都在三餐中。一顿两顿不吃，问题不大；一天两天不吃，就有麻烦。——当然，僻谷的，生病的不在此例。

关于“吃饭难”，骆成骧不是随便一说。

难与不难，可以转化。赵恒说:“书中自有千钟粟”，用读书解决吃饭难题，也非妄语。

自从我工作了，家里窘迫的日子开始缓解，吃饭没那么难了。母亲先是希望我有个“不晒太阳不淋雨”的工作，后又说:“你能挣60.00块钱就好了。我20.00，老汉20.00，你自己20.00。”——“老汉”是我爸。父母要求并不高，温饱就足够。我们兄妹却不同，希望能过得更好些。过好些，就得变。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求知就是变！求知最便捷的路子莫过于上学读书，而不是事事处处，亲历亲为。

我六岁上学时，户口刚从皂桷树乡下迁到镇上。那时我家在镇上没房子，全家住在那条十四吨的木船上。早上走好几里上学，中午吃馆子，下午放学再走回船泊处。

那时候，小学分两段。一到四年级曰初小，初小毕业考五、六年级的高小。

升高小考试的榜文贴在路边大墙上。我那姓名之后的“家庭出身”栏，赫然写着地主两个字。从此骆成骧先生所谓“读书乐”，便悄悄离我而去。

那些年，“地主”不是好玩艺儿，地主崽子叫“可教育好子女”，在贫下中农、工人、城市贫民子女面前，总是低一头。甚至你没招谁惹谁，便有人喊“地主的娃儿”！声音刺耳，直击心灵。课文中的地主字样，都象是针对我的。

我问父亲: “你十二岁提篮做生意糊口，十三岁当纤夫，怎成‘地主’了呢？”父亲说:“他喊你‘地主’，你便问他，是劳动地主还是剥削地主？是工商业兼地主，还是地主兼工商业？”——他没有解答我的疑问。

土改时，父母，大妹分得十四吨那条盐船；三姐八哥和我，分地到乡下；么爹幺妈与四姐也是分乡下。大姐二姐都出嫁了。很多年后，我在旧船照上，看到那船主是么爹的名字，父亲仅是船工。

么爹读过私塾，当过保长，想来是我家那些土地的管理者，或者地契上的主人就是他了。

在什么都“向工农开门”的岁月，“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很难。直到一次统考，我算术考了校第二，语文考了班第一，在同学老师眼里，我方被归为同类。然而，我最终还是没能考上县里的公立中学，只能进入私立釜溪中学求学。不巧的是初一年级未，学校被停办，只能辍学打工，那年我十四——幸好那时并不计较“童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