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三点论－李约瑟难题

　　古代中国最为著名的科技成果莫过于四大发明，即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活字印刷术，这是中国先贤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的光辉足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就从铁矿石中发现了磁石，并制造出了最早的指南针——司南。东汉时期，蔡伦改进造纸术，使中国人拥有了既经济又便利的书写材料。造纸术传播到欧洲以后，便掀起了一场人类文字载体的革命。隋唐时期，中国的炼丹家发明了火药。到了宋朝，人们将火药填装在竹筒里，发明了世界第一支“火药火箭”，以后又发明了火枪，成为近代枪炮的“始祖”。宋仁宗庆历年间，毕舁发明活字印刷术，比德国古登堡的印刷术早400年。四大发明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而且传播到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尾舵、罗盘、多重桅杆等改进航海和导航技术，欧洲绝不会有导致地理大发现的航行，哥伦布也就不可能远航至美洲，欧洲人也不可能建立那么多殖民地国。

　　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马橙，使骑手能安然地坐在马上，欧洲就不会有骑士时代。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枪炮和火药，也就不可能用子弹击穿骑士的盔甲, 把他们打下马去，因而就不可能结束骑士时代。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造纸术和印刷术，欧洲可能要更长期地停留在手抄书本的状况，书面文献就不可能如此广泛流传。”这是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一书中的一段话。

　　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文中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的教育工具，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英国学者贝尔纳在他的名著《历史上的科学》中说，中国“在许多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这些观点都在指向一个事实：中国曾经在世界上长期领跑，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过卓越贡献。然而，翻开《科学家传记百科全书》，想从中找出对世界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作出重大贡献的本土华人，却会有一种沙里淘金的感觉。

　　为什么那么多的假说、学说、定理、定律、原理和重大发明，不是出自有几千年悠久历史，有闻名于世的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中国而源于西方？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中国曾保持令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技术水平，那时中国的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但16世纪以后，欧洲诞生了近代科学，中国的文明却没有能够产生与欧洲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科学史上把这个问题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据现代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人类最原始的两种信仰:一是天地信仰，二是祖先信仰。天地信仰和祖先信仰的产生，是源于人类初期对自然界以及祖先的崇拜。

　　原始宗教产生的同时，人类社会就存在神创论者和无神论者两大群体，而且无神论者占绝大多数。无神论者多是祖先崇拜，认为我们拥有的这一切都是祖先创造的，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遺产，我们要做的就是继承和发展。同时，无神论者在置疑有神鬼存在的同时，提出了“上帝是怎样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世界永恒的难题，这是神创论者无法回避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有用事实证明上帝的存在这一条路。神创论者不能不对宇宙的起源和地球生命的产生，进行无休止的思考和探索，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想象力，提升了人的思维力，产生了一大批思想家。丰富的想象使观察细致、感知敏锐，而细致的观察、敏锐的感知又使人的思维更加丰富和深刻，于是创作出许多神话故事和经书，进而产生了哲学。

　　宗教是社会形态。随着人类的文明化，宗教界开始用理性思考宇宙最初的本原及本原如何产生世界的演化过程。对宇宙和世间万物的系统性思考，便产生了哲学。哲学源于希腊。哲学是人类为不断提高思维能力而进行的思想认识活动。质疑是哲学的起点。哲学开始研究的问题是“世界的本原”，早期自然哲学就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希腊三贤的苏格拉底是数学的创始人，认为“世界是数”，世上的一切都是由数组成。柏拉图认为，世界不仅是数而且是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是由规律的所构成的。规律是可认识的，规律是独立于人之外的，规律不随时间、地点和研究者而改变。亚里士多德因而成为物理学的创始人、科学的鼻祖。柏拉图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三大人生哲学命题，是对人自身的认识，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人类的想象力，使人的感知敏锐、观察细致，而敏锐的感知和细致的观察又使人的想象更加丰富和深刻，进而提升了人的思维力。

　　哲学无国界。哲学在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后，又以宗教的形式进行传播。之后，只要能通过实验加以实证的观念，就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能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各种不同学科，从而促进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不同的哲学体系凝聚着不同的群体，以不同的方式认识世界，从而导致世界的发展呈现多样性，并且逐渐形成一种相互牵制的局面。

　　哲学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总和，哲学家研究的范围包罗万象，无所不及，比思想家更有想象力。哲学家一定是思想家，但思想家不一定是哲学家。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哲学通过对事物演化机制的深入探索，反复论证，去伪存真，从感性思维进化到理性逻辑思维，最终发现了事物演化的规律，产生了科学，科学不存在过去时、现代时和将来时。

　　显然，没有宗教就不会有哲学，没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就不会有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科学的普及，使更多的人认识了宇宙万物的发展规律，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教堂。人类历史上的科学大发现时代是由神创论者创造的。

在无神论者的头脑中，从来就没有思考过“上帝是怎样创造世界的？”这个问题。无神论者在思想上是根据社会需求来确定自己的社会实践，在从事技术研究过程中，想象力始终跟不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在世界范围内，随着科学的发展，无神论者人数锐减，至今没有一个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家。无神论者的思维逻辑，更适应技术大发明时代的世界潮流，但能成为真正发明家的仍是极少数。

　　信仰就是坚信上帝的存在。一生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寻找“上帝是怎样创造这个世界的？”的答案，以证明上帝的存在。信仰与权力、利益无关联，极为纯净。对权力、利益的追求不是信仰是欲望。与权力、利益有关联的信念可以是理想是梦想，信念是人对与现实相关联的未知领域的一种预期和美好憧憬。信念既受已知世界的影响和制约，又是通向未知精神王国的桥梁。

　　思想家是对客观现实的认识，有独创见解并能自成体系的人。中国历代思想家宣扬的以《周易》、《阴阳五行》为代表的学说，是天人合一、对立统一、治国理政和为人处世的关系学。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是关系社会，整个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汉族是祖先信仰，从古至今都是把历史放在高位，崇拜祖先，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汉族只有思想家，没有哲学家，因而科学发源地不在中国。因此，各个领域只要进行改革创新就必然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公元前221年，自秦代实行中央集权制以来，从基层到中央，通过官来集权，是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社会，即“官本位”。秦始皇“梵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了春秋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局面。对内实行文化专制,顺者昌，逆者亡，禁锢了人民的思想，营造了一个要么孤独，要么慵俗的人文环境。无知、轻信遏制了人的想象力，急功近利如影随行，使汉族的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绘画、雕塑、医学、建筑的品位难以提升。言论不自由、意志不自由，遏抑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其影响长达2000多年之久，致使《科学家传记百科全书》中的中国科学家寥若晨星。

　　隋朝以前是唯成份论，选拔官员重家世轻才德，致使出身寒门的平民百姓无法步入仕途。为了巩固和扩大统治阶层的政治基础，隋朝开始改为科举制，使任何应试者都有成为官吏的机会，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较高文化素养的文官队伍，从而改变了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给统治阶层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国家体制决定教育体制。隋朝以后是唯成分论与唯学历论并存。读书—考试—做官三者相关联，把权力、地位与学识结合起来，学而优则仕，从而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如唐代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繁荣。

　　科举制度改善了用人制度，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无疑是一种公开、公平、公正的方法。日本、韩国、越南均效法中国科举，越南废除科举还在中国之后。

　　16—17世纪，欧洲来中国的传教士通过写“游记”，把科举制度介绍到欧洲。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开、公平、公正的考试制度。

　　教育体制决定国民素质。科举的弊端出自考试的内容与考核的形式。从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写出合乎格式的文章，不允许任意抒发自己的见解，不重视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对科举考试，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体所朿缚。无论是思考能力，还是眼界都受到极大的限制。

　　由士而仕是读书人的追求，学子以通过科举考试作为读书的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了做官、发家致富、光宗耀祖。培养的是能说会写，缺乏想象力的工具型人材。科举制度在为朝廷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各行各业的精英为了名利，被困科场，虚耗光阴，一事无成。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类技能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多数失意于科场。另一方面，由于急功近利，使民间众多发明创造在起始阶段，因不能很快见效获利，得不到社会的吸纳而自生自灭，严重阻碍了我国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特权阶层为了政权的稳固，通过科举考试把人的灵魂关进牢笼，剥夺了人的思想自由。言论不自由，思想不可能自由。灵魂不自由，行动不可能自由。想象力依赖于思想的自由、意志的自由。缺乏自由必然失去创新能力。功利不能激发灵感，只能扼杀人的智慧和滋生腐败。言论不自由，是导致人治社会历史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之一。想象力的缺失，使民族的大智慧难以发挥，体现在创新能力的缺失，因而难以登上高端科学和高端技术的高峰。

　　任何科学发展，技术发明，文艺创作，没有想象力的参与是不可思议的。灵感是人类一切创新的起点。灵感思维是在自由的环境中迸发出的火花，没有灵感就没有创新。

　　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统计，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8年，共产生了1001项能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30项，这30项全部出在公元1500年之前。最后一项重大发明，是中国明朝第九代皇帝明孝宗朱祐樘，于1498年发明的世界上第一把牙刷。

　　在1500年以后的500年间，世界有838项重大发明，这些重大发明很快在全世界得到传播，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而中国的发明创造乏善可陈。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亨利·奥古斯特·罗兰在《为纯科学呼吁》一文中说;“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

　　历史上的辉煌只能欣赏不能复制，复制是没有价值的，复古是倒退。把历史放在高位是创新乏力，缺乏想象力使我们这个民族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哲学的起点是宗教，科学的起点是哲学。宗教—哲学—科学是用数学这一红线串联起来的。数学是人类想象力的结晶。古代汉族是一个宗教信仰、哲学、科学、音乐、数学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其根源是头脑中不存在“上帝是怎样创造这个世界的？”这个问题，才产生了李约瑟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