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历史丨一朵战胜天文学家的云

1760年3月里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名叫纪尧姆·勒·根蒂尔（Guillaume Le Gentil）的一个法国男子站在甲板上眺望远方无限延伸的海天交界线，心里怀揣着兴奋与些许不安。他脚下的船正从法国开往法兰西岛（今毛里求斯），在那里他将转乘另一艘船前往最终的目的地——本地治里（Pondicherry，印度东海岸一城市）。几天前，他接受法国科学院的委派，前往那里进行金星凌日的天文观测，进而为计算日地距离提供实地数据。就在此刻，还有许多和他肩负相同任务的科考小队正站在前往世界各地的船上，期待共同完成这个伟大的科学任务。默默进行了十余年星云观察后，这个年近不惑的天文学家第一次面临百年难遇的机会。

说百年难遇是毫无夸张的：由于公转周期的差异，金星凌日平均每百余年出现两次，两次间隔八年。纪尧姆准备观测的，是十八世纪的第一次金星凌日（1761年），上一次观测要追溯到122年前的1639年，而第二次金星凌日（1769年）后，下一次则要等到105年后的1874年。换言之，人一生最多能看到两次金星凌日。对宁可从当时最正统的神学转到天文学的纪尧姆来说，承担此次任务当然是至幸之事。

纪尧姆旅行足迹（来源：Helen Sawyer Hogg）

7月到达法兰西岛后，由于没有找到前往印度的船，纪尧姆只好等在那里。期间他得知一个令他有点不安的消息：法国和英国在印度开战了。加上当时不利于航行的季风，以及偶然感染的严重痢疾，纪尧姆想要放弃计划，前往东边四百公里外的罗德里格岛，与在那里等候观测的同事会合。然而，在当地的长官和朋友的劝说下，纪尧姆还是登上了一艘前往印度支援的护卫舰。

在海上航行近一年后，船来到印度西侧的马拉巴尔海岸。纪尧姆从过往的其他船只得知，本地治里已经被英国占领。经过激烈的争论后，船长最终决定不靠岸，而是将船直接开回法兰西岛。在回忆录中写下这段不幸遭遇后，纪尧姆无奈地为自己开脱：“……我不应该因为没能到达目的地而受到责备，我请求其他同行给予我公道的评价，当他们看到我的回忆录时将会理解我的缘由……”

1761年6月6日，金星凌日。纪尧姆完成了观测——只不过是在海浪中颠簸的船上。如同完成仪式一般，他忠实地记录下那些因偏差过大而早已失去意义的坐标数据。观测结束后，他决心等待1769年的第二次，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的金星凌日。从此以后，他的大脑中开始了一个长达2919天的倒计时。

在回到法兰西岛后的等待时间里，纪尧姆考察周边岛屿的风土人情来打发时间。期间，他通过计算发现，与本地治里相比，金星凌日当天菲律宾城市马尼拉的太阳高度更高，更有利于观察。因此纪尧姆决定更换观测点。

1766年5月，做好万全准备的纪尧姆再次离开法兰西岛。也许他意识到了这个岛对他的不祥之处，所以打算完成观测后不经过这里，另取他路回欧洲。但女神摩伊赖早已纺好他的命运丝线，容不得躲避。

三个月后，纪尧姆来到马尼拉，发现这里的自然条件确实非常适合进行天文观测。可是当地的西班牙长官显然不喜欢一个远道而来的法国人带着一堆古怪仪器在自己领土乱转。1768年2月，为自身安全起见，纪尧姆不得不选择离开马尼拉，动身前往六年前最初的目的地——本地治里（此时已回归法国统治）。

在本地治里，一切都显得如此完美：纪尧姆住进地方长官的乡间别墅里，那里有华丽的马车，流畅的音乐和芬芳的美酒；长官带着工程师和他一起确定观测站选址，并督促尽快完工；观测仪器得到专人的保养和维护。随着观测站的日渐完工，纪尧姆多年按捺在心底里的火焰开始猛烈燃烧。在第一次观测失败后，这团火就被点燃了。刚开始它很小，但总会每隔一段时间突然变大。纪尧姆屡次想熄灭它，但却怎么也不行。后来，他只能拼命工作，来让自己忘却它的存在，同时祈祷在第二次观测来临前不被它烧成焦炭。

纪尧姆日记中绘制的本地治里，中间旗帜右侧建筑（HI）即是他的观测站（来源：Linda Hall Library）

脑中计时器的滴答声越来越大，昭示了那个宿命时刻的到来。

1769年6月3日，又一次金星凌日。多月来晴朗的天空忽然布上云朵。风把云从西吹到东，从南吹到北，纪尧姆的心也跟着在肚子里从左移到右，从下移到上。上天就这样把对人类的戏弄以如此具象化的方式呈现出来。而当金星出现在太阳的背景前时，一片云恰好完全遮住太阳。纪尧姆死死盯着它，祈祷风能把它吹走。但风停了，刚刚四处游移的云都静止下来，仿佛川流不息的人群看到街头的滑稽把戏突然纷纷驻足。也许一秒后，也许一个世纪后，直到那片云轻飘飘地离开，露出刺眼的太阳时，纪尧姆知道一切都结束了。身旁精心校准过的望远镜低垂着，和纪尧姆一起无言咀嚼这酝酿了八年的第二次失败。

纪尧姆的日记记录下这一绝望的时刻：

“我远离家乡，走过上万里海路，似乎仅仅是为了成为那朵致命的云的见证者，看着它在我进行观测时恰好来到太阳前，把我这些年来痛苦和疲倦结出的果实夺走……观测结束后超过两周的时间里，我陷入一种极度的沮丧中，几乎没有勇气提起笔来继续我的日记；等到需要向祖国报告我的观测结果时，笔几次从我手中掉下……”

当然，我知道你想问什么：马尼拉那天晴空万里。

1770年3月1日，大病初愈的纪尧姆不愿死在异国，强撑病体登上返乡的船只。漂泊半生的他已彻底厌倦了广袤的海洋，他唯一想的只有回家。船计划在一个中转站（没错，就是法兰西岛）停靠几天，然后径直开往法国。法兰西岛注定要见证纪尧姆的所有失败：他因病情加重留在了这里养病，随后改乘下一艘回国，离开时他暗下决心要永远离开这个地方，却在路上被飓风摧毁船只，狼狈地逃回法兰西岛。

终于，经过十一年六个月又十三天后，纪尧姆再次踏上祖国的领土。这个失败者要面临的，是改嫁的妻子，争夺他“遗产”的继承人，不翼而飞的委托资金，以及被科学院剥夺的头衔……

古犹太有一句著名的谚语：人类一计划，上帝就发笑（Man plans and God laughs）。会笑代表某种幽默感的存在。但世界上存在一个具有幽默感的上帝，本身并不是件幽默的事。生活中充斥的巧合，只会让身处其中的渺小个体感到上帝的恶意，尽管这也许只是上帝幽默感的独特体现。

历史上这种幽默往往充满残酷意味：

1400年（中国明建文二年）5月19日，发动叛乱的燕王朱棣率兵十余万与李景隆带领的朝廷六十万大军在白沟河决一死战。双方从早上打到中午，都已疲乏不堪。就在局势渐渐向李景隆倾斜时，一阵狂风吹来，把他军中的大将旗吹断掉落在地。随之掉落的，还有十几万颗人头和一顶皇冠。

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帝国年仅二十一岁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围困君士坦丁堡，这一东罗马帝国最后的堡垒长达五十三天后，决定发起最后的总攻。城里的统治者，君士坦丁十一世倚仗千年来不断修筑的坚固城墙，抵抗住大炮的轰击，打退一波又一波正面进攻。然而，一扇被遗忘的，未上锁的小门，将城墙内外连通起来。随之连通的，还有城外八万嗜血的大军和城内五万脆弱的妇孺老人。

拜占庭时期的君士坦丁堡地图，左上城墙那扇不起眼的小门有自己的名字：科克波塔（来源：wiki）

当纪尧姆望着遮日的白云时，当李景隆望着掉落的将旗时，当君士坦丁十一世望着洞开的城门时，他们的目光将和历史上不断出现，且还将一直延续到人类命运尽头的无数失败者一样，黯然而落寞。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提到，人类能够有别于其他动物，关键在于拥有相信同一个故事的想象力。人类确实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而言，一切文艺作品都是人类愿意相信的理想化故事，它们是我们脱离上帝那种可怕幽默感的工具。一部电影两小时的影像，一本小说三百页的文字，一篇乐章四千行的音符，这些数字会使你拥有某种程度上的安心，相信结尾总会填充些什么，不至于空无一物——这是人类利用想象力创造的最美，最动听的故事，它的名字叫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