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条链子拖死的人生

「何为命运，没人能够说得清，即使你经历过。

如果说死亡是服从命运的摆布，那么活着就是对命运的抗争。

命运对人最大的诱惑和人对命运最大的疑惑，就是不能去预知它。」

——《生死链》

1996年1月5日，雪后。

宋学文提前了半个小时出门上班。他喜欢骑着自行车，从城南的宿舍出发，去到城北的工厂。路上，能将吉林这座东北老城的风貌，尽收眼底。

吉林的冬天无可媲美，大雪覆盖整座城市，冰挂垂在枝头。江岸的雾凇美景，掩盖了寒冬的凋敝。

宋学文是吉林某化工厂的一名管线工。他出生于吉林松江镇的小乡村，18岁中专毕业后，进入吉林某化工厂工作。

他总是有着挥洒不完的热情和活力。他爱写作，是厂里的宣传骨干。前不久，他还在厂里的越野跑比赛中，拿到好名次。他工作出色，不到一年，就当上组长。

他的人生本该顺遂，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情。

宋学文年轻时的照片

9点左右，宋学文路过施工现场。雪地里，一条类似“钥匙链”的白色链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捡了起来，附近有工人在清理积雪。

“谁丢了钥匙链？”他问道。众人摇头。

没找到失主，又急着上班，宋学文将“钥匙链”放进右裤袋，决定中午再寻。

此后的故事，像是一个悲剧的开头。

9点30分，宋学文感到一阵恶心。他以为自己得了重感冒，便告假回工地宿舍休息。

10点，头疼越来越严重，他开始呕吐，从每二三十分钟一次，加速到每两三分钟一次。他感觉体内像是有东西在灼烧和溶解，他怀疑是食物中毒。

呕吐持续到下午4点，右腿开始胀痛，一些水泡从皮肤里渗了出来，被褥被汗水浸湿。身体里的水分感觉要被榨干，他喝了大量的水，但于事无补。

凭借着仅剩的力气，他从六楼休息室爬到五楼值班室，请工友送他去医院。

下午5点，施工队长赶来。他想起了什么似的，问宋学文是否有捡到一条白色链子。宋学文想到早上那条“钥匙链”，点了点头。

雪地里的链子（电影《站起来》截图）《站起来》根据宋学文的真实经历改编

队长的脸色变了。

这条链子是核放射物质铱－192。它本该用于工地射线探伤作业，但由于操作人员的失误，“链子”从工作容器中脱落，掉落在雪地里。那时，中国核工业起步不久，化工厂还没给所有员工普及核辐射用具的知识。

那一年，宋学文19岁。他成了中国首例核辐射受害者。

他接受核辐射的量达到2.9戈瑞，而正常人的接受量不应超过0.5戈瑞。更糟糕的是，他右腿的核辐射吸收量达到3738戈瑞。

核辐射击溃了他的皮肤和肌肉，毒素在一步步侵蚀他的身体。

他从未想到，那条无意拾起的链子，将反复折磨他此后23年的人生。

1月7日下午1点，北京解放军307医院。

即便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眼前的画面还是令医生心里一惊。

男人有着一张年轻帅气的脸庞，四肢却几乎没一块好的地方。他的右腿扭曲成100度，皮肤被积液撑得发亮。小腿外侧鼓出一个拳头大的水泡，似乎随时就要胀破。

他挣扎着起来：“医生，给我一片止痛药吧。”

宋学文住院时的照片

毒素压迫到神经，疼痛占据了宋学文的大脑。为了减轻痛苦，他几乎每天都要服用可卡因和杜冷丁，甚至因此染上毒瘾。

每当毒瘾发作时，他让家人和医护人员走开。他用头去撞病床上的木栏，来保持清醒。就这样，他三次成瘾，又三次戒掉。

他如此形容自己的痛苦：“每天早晨我都会在疼痛中醒来，无力地摆动几下头，望一眼窗外狭小的天空。我也只能用这个动作来迎接每个早晨。”

治疗花了2年的时间。宋学文经历7次手术，缝合300多针。

他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病变了就治，溃烂了就截。“核辐射疾病的可怕之处在于，你不知道它下一步会破坏哪儿。”

经历截肢手术后的宋学文

第一次手术，他失去左臂和右腿。

医生在他的肢体上画下截肢记号。这个动作宋学文再熟悉不过：他在工地做的就是管工，每天拿着图纸和尺子，测量所需长度，在管子上画线，截掉。

出院之后，意外又发生了。宋学文右手的手指甲过了一个月，也没有变长。

不祥的预感被验证。没过几天，他的无名指有些红肿，局部出现白色死皮，指甲缝渗出黄色液体。

他再次进院。毒素侵蚀了他的左腿和右手。这一次，他要截掉仅剩的左腿和右手的四根手指。

宋学文告诉医生，再等一等。他想趁着还有一条腿的时候，再回家过一次年。那时，他还是一个1米79的小伙子，后来，他再穿上假肢，也只有1米7的个头。

他将自己形容为一只摔断腿的蚂蚁，跌落在命运滚滚的湍流中。

此后，每次出行的时候，宋学文总要撑一把伞。他躲藏在伞后面，把自己挡得严严实实，经过的人影令他感到恐惧。

《站起来》电影剧照

他让母亲给他买了一副皮手套。此后，无论冬夏，他都戴着这幅手套——这让他的手看起来更像正常人的手。只有到晚上关了灯，他才摘下。

他无心打量外面的世界，也害怕别人的目光顺着缝儿溜进来。

一个电话，闯入了这条缝隙。

座机电话是母亲买的。她担心宋学文整天待在家里闷着，便攒钱买了部电话，让他和外界保持联系。

一天凌晨5点，宋学文在座机上随意按下一个号码，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孩的声音。

谁也没能想到，这个女孩后来会成为他的朋友，甚至成为他的妻子。

宋学文和妻子杨光的合照

女孩叫杨光，在医院里做出纳员，那晚她正在值夜班。

宋学文担心女孩挂电话，便胡诌一个理由：今天是我的生日，但没人祝我生日快乐，所以想找人聊聊天。

“那，我祝你生日快乐！”没想到，女孩跟他聊了起来。

两人交换了笔名。宋学文的笔名叫“贺鼎郸”，倒过来念是“丹顶鹤”。女孩叫杨光，小名是“叶子”，开朗大方，像向日葵一样。

宋学文的幽默吸引了女孩的注意。他们聊文学、聊美食、聊看待世界的方式。直到早上9点，才挂掉电话。

两人惊讶地发现，他们竟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同年同月生、都喜欢电台节目，就连看杂志都爱从后往前看。

杨光乐观积极，像一缕阳光，从窗子里透进来，扫除他内心的阴霾。

《站起来》电影剧照

为了让宋学文能摆脱自卑心理，重拾信心，杨光设计了一个闯关游戏：如果学会了用筷子，那她就奖励每天给他打一个电话；要是能自己洗漱，就给他看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另一边，杨光把他的照片拿给父母看。母亲一下就落泪了。“你要想好能不能对得起人家，别过几天日子就不过，这样会把人家给坑了。”

此时，宋学文的生活已陷入困境。他用于治疗的花费成了无底洞，公司对他的合理要求也置之不理，约定好的赔偿一拖再拖。

宋学文决定讨回公道。1999年，杨光辞去工作，陪宋学文踏上去北京的火车。她向宋学文坦露自己的心声。

“从我决定踏上火车的那一刻起，我知道，我的命运从此就和你连在了一起。我希望我能带给你快乐，并分担你的痛苦。”

那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他们在307医院附近租了一间小屋，一待就是3个月。

她每天帮宋学文穿衣服、端饭端菜、处理大小便。出行遇到楼梯的时候，她就将宋学文背到背上。那时，宋学文的体重有40公斤。

《站起来》电影剧照

一天天过去，生活更加拮据。杨光找到一份织毛衣的活，一件挣50元，三个月里，她织了80多件。宋学文也学会了用左臂的残端洗碗和擦桌子，照顾两个人的起居。

宋学文不忍心看杨光辛劳，就偷偷留了一张纸条，说自己去上班了。等杨光找到宋学文的时候，发现他在街边乞讨。那一次，杨光忍不住在大街上哭了。

宋学文说：“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一定会在另一个地方给你开一扇窗。而杨光就是这扇窗，是给予我敢于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周围异样目光而不自卑的勇气和力量。”

“如果父母给了我第一次生命，医院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么我的妻子就是给了我第三次生命。”

他们攒下律师费，将化工厂告上法庭。2000年，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宋学文获得48万元的赔偿。

杨光想到宋学文的梦想，拉着他去装了一副假肢。时隔多年，宋学文重新站了起来。然而，除去医药费、假肢费等支出，赔偿金只剩下8000多元。

日子过得紧巴而快乐。

2006年，宋学文和杨光结婚。他们决定回到宋学文的老家，开一个幼儿园，照料大山里的孩子。

他们请不起装修工人，就自己往墙上抹水泥，没有校车司机，杨光就去学开车。

宋学文夫妇开了一间幼儿园

宋学文心疼妻子每天早上5点要起来铲雪，就把轮椅改造成“铲雪车”。在左侧的假肢上固定住一个塑料铲，右手操纵着电动轮椅，清理积雪。

杨光鼓励宋学文捡起写作的笔。他用仅剩的一节骨头，敲下了30万字，把病痛、爱情、打官司的艰难都写进自传《生死链》里。

拿到第一份样书的时候，他送给了杨光。“谨以此书献给我生命的守护神和知心爱人——叶子”。

此后不久，他仅剩的那节手指因为溃烂，被截去了一段。

有导演知道了宋学文的故事，想把它拍成电影，邀请宋学文担任男主角。

这部叫做《站起来》的电影，根据宋学文的真实故事改编，并由他本人亲自出演，于2011年3月11日上映。

电影在宋学文打赢官司的那一刻戛然而止，人们也记住了这个乐观坚强的男人。

但遗憾的是，现实总不如电影中美好。电影上映当天，在日本福岛，因为地震福岛核电站发生严重的核泄漏事故。对于无数人来说，这是一场灾难。

2016年，宋学文又迎来了一个奇迹，他有了自己的儿子。医生曾告诉宋学文，核辐射影响了他的生育能力，他或许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万幸小家伙健康活泼，DNA检测也表明，孩子未受到任何核辐射的影响，全家都松了口气。

这个小生命，给宋学文带来无穷的欢乐。

他喜欢和儿子玩“密码”游戏。他用假肢和右臂抱紧儿子，问道“密码是什么”，儿子答“爸爸”，他才把手放开，乐此不疲。

宋学文和儿子

为了不让自己闲下来，宋学文又开始试着在社交平台卖家乡的特产大米。大米便宜，质量又好，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赚到几千块。

幸福之余，宋学文开始害怕。命运如海浪，他只能在下一个浪峰来临之前，享受间隙里的种种快乐，做尽一切可能的事情。

他不知道，下一个浪峰何时来袭。

媒体镜头里的宋学文，身材精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左半边脸因为核辐射的影响，肌肉萎缩，表情显得有些不自然。

报道里，有人称他是中国的“尼克·胡哲”（天生没有四肢的澳大利亚演说家），是男版“张海迪”。

宋学文说，自己谁也不是，就是宋学文，是中国首例核辐射受害者。

“我一直把我的好的东西展现给大家，实际上，我的痛苦都被我隐藏起来了。在这种痛苦之下，这个我才是真实的我。我受这伤害20年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它的尽头在哪。”

他打定主意，要在活着的时候，再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他想成立一个基金会，专门帮助和他一样受核辐射伤害的病人。

这个愿望没有达成。

2016年，宋学文在家中突然吐血。他的病情浮出水面，他患有肝硬化、胆结石、胃出血、白内障、高血压等13种并发症。这些年来，核辐射未曾停止对他的伤害。

宋学文又一次回到307医院，当年的实习医生已成为业内骨干。他无力支付进一步治疗的费用。在北京住了一周院后，他回了家乡。医生让他定期复查，他没钱就拖着不去。

核辐射也损害了他的记忆力。那些亲戚邻里的名字，他时常记不起来。他担心有一天，自己会忘掉妻子的名字。

宋学文想给妻儿留下更多的钱。2019年初，他接下一个光纤改造的小工程，在离家300多公里的松原镇上。

回家一趟需要半天的时间，宋学文决定平时就不回家。他算了算，等工期结束，6月底能和家人团圆。

他每天早晨5点起床，带着工人出工，在施工现场指挥调动。4月22日晚上，宋学文和记者通了电话。他说起自己的近况——施工队遇到阻碍，不得不停工，孩子在家里感冒发烧。自己着急上火，出现胃出血的症状。

这些，他都不和家人说。他习惯报喜不报忧。

宋学文夫妇

4月23日，宋学文像平常一样，吃完早餐，戴好假肢，坐上轮椅去工地。临行前，他给杨光打了一通视频电话，两人唠了会家常。他讲了最近的趣事，把杨光逗得捧腹。

几个小时候，杨光接到工地打来的电话，学文吐血了。

她焦急地打给宋学文，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崩溃。“叶子你知道吗？太难了。”

杨光有些茫然，她不知道是继续等待电话，还是立即出发去往松原。过了一会，噩耗传来，宋学文经抢救无效去世。

回忆闪过杨光的脑海。

2016年的冬天，她想陪宋学文去北京复查，宋学文摇了摇头，留她在家照看儿子。

他独自踏上这趟火车。临走前，他去了雾淞岛，看雾凇和冰雕。吉林的冬天，松柳凝霜，犹如雪浪，枯枝也被大雪赋予了新的生命。他说，得记住这里最美的模样。

那天阳光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