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篮队长,家里有矿,你敢娶我吗?”

“我,女篮队长,家里有矿,你敢娶我吗?”

甚多文学巨擘描摹过爱情。王小波言“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时,你是我的军旗”。莎士比亚言“爱情像海一样深沉,我给人的越多,自己就越富,因为这两者都是没有穷尽的”。沈从文言“我们相爱一生,还是太短”。

民国,一个文学大师辈出的时代。鲁迅、沈从文、林语堂、张爱玲、林徽因、钱钟书、郁达夫、冰心、陈寅恪……文人和文人间细腻微妙地碰撞,打造出民国各具特色的爱情传奇。走进民国大师的情感世界,便是走进一段鲜活的民国人文史。本文所描绘的传奇故事,只不过是民国爱情大海中飞溅起来的几束浪花罢了。但是,近百年来,这些浪花穿越时空,抵达有情人心底,至今仍在他们心间泛起无数涟漪。

“我,女篮队长,家里有矿,你敢娶我吗?”

“我,女篮队长,家里有矿,你敢娶我吗?”

别人对我无意中念到你的名字,我心就抖战,身就沁汗!并不当到别人,只在那有星子的夜里,我才敢低低的喊叫你的名字。

——沈从文《我喜欢你》

1929年9月,新学期伊始。

沈从文第一次登上大学讲台,紧张到长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有文字曾这样记载:

众目睽睽之下,沈从文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才终于开口;而一旦开口,又急促难控,结果把准备的内容匆匆讲完,再次陷入窘迫;最后,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课堂下听讲的,有一位女生,名叫张兆和。听说沈从文是大兵出身,也曾拜读过他几篇小说,“可我们并不觉得他是可尊敬的老师,不过是会写写白话文小说的青年人而已。”这话是张兆和说给二姐张允和的,当时她对沈从文的印象大抵如此。

张兆和出生于安徽合肥一个大家族,曾祖父张树声是清末淮军将领,做过两广总督、直隶总督。

1927年,她与二姐一起进入中国公学预科,是学校招收的第一批女生。张兆和不仅成绩优异,又擅长体育,担任着女子篮球队队长,追求她的人几乎要排起长队。

“我,女篮队长,家里有矿,你敢娶我吗?”

张兆和(二排左3)

沈从文来此教书那年,张兆和已在外文系读到二年级。

某些情愫是在心底里暗暗生长起来的。

他总是在傍晚散步时,不自觉地走到女生宿舍楼下,希望能偶遇,又希望不被她看到。然而有时候真的遇上了张兆和,他又只是呆呆地站着,不知怎么开口,最后只是机械地蹦出几句“最近功课跟得上吗”“最近在读些什么书呢”。

无辜的张兆和对这个害羞的老师感到十分好笑,又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心中开始狐疑。不久后,她收到一封信,上面写着:“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

这是来自沈从文的第一封情书。张兆和没有太惊慌,她用一贯对付情书的方法来回应——不予理会。

在日记里,张兆和写:我是一个庸庸的女孩,我不懂得什么叫爱——那诗人小说家在书中低回悱恻赞美着的爱!

然而,沈从文的信一封接一封涌来,她终于感到不堪其扰,找到了校长胡适家里。本以为校长会替学生做主,劝退“打扰”到她的老师,哪知胡适却来了句,“他顽固地爱着你。”

张兆和愤然地回道:“我顽固地不爱他。”

“我,女篮队长,家里有矿,你敢娶我吗?”

沈从文年轻时

没过多久,一封情感真挚的信又来到她跟前:

“……互相在顽固中生存,我总是爱你你总是不爱我,能够这样也仍然是很好的事。我若快乐一点便可以使你不负疚,以后总是极力去学做个快乐人的。”

吃了闭门羹的沈从文,一度郁郁寡欢。他在公开发表的信件中这样表达情感:

“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我想到这些,我十分忧郁了。

在同一人事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

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这样安慰到自己也还是毫无用处,为“人生的飘忽”这类感觉,我不能够忍受这件事来强作欢笑了。

我的月亮就只在回忆里光明全圆,这悲哀,自然不是你用得着负疚的,因为并不是由于你爱不爱我。

……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

“我,女篮队长,家里有矿,你敢娶我吗?”

年轻时的沈从文&张兆和

时间在消逝,他们的情感慢慢变化着。

1933年春,两人外出游玩,“路过一小乡村中,碰到人家有老者死亡,报庙招魂当中一个小女儿的哭泣,形成《边城》写作的幻念。”

他当即许下愿心:”我懂得这个有丧事女孩子的欢乐和痛苦,正和懂得你的纯厚与爱好一样多一样深切。我要把她的不幸,和你为人的善良部分结合起来,好好用一个故事重现,作为我给你一件礼物。你信不信?”

同年9月,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结婚。

1934年,《边城》顺利出版,那个说着要把喜欢的女孩子写进书里作为礼物送她的青年,实现了他的承诺。

“我,女篮队长,家里有矿,你敢娶我吗?”

小刺猬,我们之相处,实有深因,它们以它们自己的心,来相窥探猜测,哪里会明白呢。

——鲁迅《两地书》

九月,厦门。

温热的海风扑面而来,穿蓝布长衫、身材瘦削的男子静坐在相思树下发呆。光脚的渔夫们越过他身旁,嘴里哼唱着难懂的闽南歌。

人群逐渐走远,歌声也悠然远去,身侧却传来几声闷哼。男子一扭头,看到一头猪在吃相思树的叶子。他怒目而视,与那头猪展开决斗。

“相思树叶子是不该给猪啖的!”

男子一个飞脚上去,将猪踢退了。浓重的一字胡向上撇了撇,略显出几分得意。路过的同事看见这幅场景,询问究竟。他说,“这是个秘密,不能告诉你。”

这位与猪搏斗的男子,就是写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先生。而这位永远以一副怒发冲冠之态面对世人的铮铮烈骨,口中所言的秘密就是他后来的妻子许广平。

彼时,他们分居两地,只能通过频繁的通信,诉说思念。

“我,女篮队长,家里有矿,你敢娶我吗?”

鲁迅

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27岁的齐耳短发姑娘踩着上课铃声而来,她跑过长长的走廊,直奔教室的第一排,好友已为她占好座位。两年以来,每到鲁迅的课,她都要雷打不动地坐在这个位置。

短发姑娘名为许广平。回忆两年前初见到鲁迅时,最惹她注意的是他那约两寸长的头发,粗且硬,真当得“怒发冲冠”的“冲”字。

“没有一丝名流学者自炫崇高的气息!没有一点教授绅士自我肥胖的风度!难怪我要在声声呐喊中见到你。“——广平感激地想着,坐直了身子。

鲁迅先生:

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首盼着稀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讲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座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这时许是按抑不住了吧,所以向先生陈述

……

落款思虑了许久,她在“学生许广平”前,又添了一些字——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

“我,女篮队长,家里有矿,你敢娶我吗?”

鲁迅&许广平

午后,书房。

三屉书桌上摊着一封来信。

读完第一段,看看落款,鲁迅想起来了,就是那个总喜欢坐第一排的姑娘。个头高高的,在同学中年龄大一些。读罢,他顺手放到了书桌上。

第二天上午,鲁迅又细读了一遍来信。

他提起毛笔,开始回信。

广平兄:

今天收到来信,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写下去看。……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连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哪里,只好交白卷了。

……

“我,女篮队长,家里有矿,你敢娶我吗?”

鲁迅&许广平&两人之子周海婴

许广平是隔天收到回信的。当她打开信封,抽出那张信纸时,第一行三个字跳了出来——广平兄。她顷刻间变得手脚无措:“不,先生吾师,原谅我太愚小了!我值得而且敢配当‘兄’吗?不!不!”

接下来的去信中,她大胆地与先生辩论起“广平兄”的“兄”字来。鲁迅也认真地作答。

许广平开始吐露自己对校政的失望,越写越欢喜。署名时,她想起了半月前先生回信中所说的“恐怕于‘小鬼’无甚好处”,笑了,美滋滋地写下一个自己最为满意的署名——小鬼许广平。

此时,距两人初次通信,刚好一个月。

后来的通信中,鲁迅称许广平“小刺猬”“莲蓬”“害马”“乖姑”,她称鲁迅“嫩弟”“小白象”。亲密不已。

1932年12月,鲁迅将两人往来大部分书信编辑修改后出版,命名为《两地书》。

两年后,鲁迅在送给许广平的《芥子园画谱》上所题的“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正是他们爱情生活的写照。

1936年,鲁迅病逝时,许广平38岁,此后她一直没有再婚,直至1968年去世,享年70岁。

“我,女篮队长,家里有矿,你敢娶我吗?”

梦醒来,我身在忘川,立在属于我的那块三生石旁,三生石上只有爱玲的名字,可我看不到爱玲你在哪儿,原是今生今世已惘然,山河岁月空惆怅,我,终将是要等着你的。

——胡兰成《我身在忘川》

结束长达3年的感情,张爱玲干脆利落地走了。

自她与胡兰成分手后,胡依旧是每写一文都要寄予她,直至写成《吾妻张爱玲》后,张爱玲把他寄去的所有书信原址退回,算是彻底为这段感情画下句点。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的时间考虑的。你不要再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

或许,在张爱玲心中,这段感情是早就结束了的。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胡兰成被划为文化汉奸受政府通缉,到温州老家避难,与秀美成婚。婚后,张爱玲去看他,要他在妻子同自己之间做出选择。胡兰成不愿舍去妻子,更不愿失去张爱玲,张爱玲在大雨中愤然离去。

间隔没几日,胡兰成又回到上海,去寻张爱玲,他们再不像从前那般亲近,甚至在胡轻触张爱玲手臂时,她低吼一声,再不愿被碰。

那晚,胡兰成睡在沙发上。早晨,他起身去看张爱玲,她伏在他肩头哽咽一声“兰成”。这声轻唤,便是最后的道别,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胡兰成懊恼,给她写信。“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无用。

“我,女篮队长,家里有矿,你敢娶我吗?”

张爱玲

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乃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

但传奇的发源地,却只是一篇短小精悍的小说。是小说,为他们这对苦侣做了媒。

“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铃。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

——张爱玲《封锁》,发表于《天地》杂志

1944年初春,南京一座庭院的草坪上,一个中年男人躺在藤椅上翻读杂志《天地》。一篇小说,他才刚读了个开头,就不由得坐直了身子,细细地读了一遍又一遍。

这个男人就是胡兰成,他读的小说就是张爱玲的《封锁》。

读完文章的当下,胡兰成便想:这人我是一定要见的。从作家苏青那里抄得张爱玲的地址后,他就急奔而去,得来的却只是老妈妈的一句“张小姐不见人的”。

胡兰成是极不死心的人,想要做的事一刻也耽搁不下,想要见的人是一定要见的。那时他只有一个念头,“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

胡兰成当即就立于家门口写下自己的电话和地址,从张爱玲的门缝塞进去。

翌日下午,张爱玲就给胡兰成打去电话,说要去看他。在胡兰成大西路美丽园的住处,两人相谈甚欢,一谈就是五个小时,茶喝淡了一壶又一壶。张爱玲起身告辞时,胡兰成坚持送她归去。

二月末的天气里,两人并肩走在大西路上,梧桐树儿正在鼓芽,一枝枝蠢蠢欲动的模样,而他们,好得已经宛若多年的朋友。

一来二去,两人从隔天见一次,变为每天见面,整夜整夜地说话,才握着手,天就快亮了。

为了和张爱玲结婚,胡兰成离婚登布告,一次登了两则。他有两个妻子。在《山河岁月》里,胡兰成写:“连英娣与我离异的那天,我到爱玲处有泪,爱玲亦不同情。”

面对着对于情欲欢爱贪飨不足的胡兰成,张爱玲爱得克制却浓烈,她写胡兰成在屋内读书的情景:“屋内是金沙金粉深埋的宁静,窗外风雨琳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或许这爱就像是毛姆曾在《面纱》中写道的那样,“我知道你是个二流货色,然而我爱你。”

“我,女篮队长,家里有矿,你敢娶我吗?”

张爱玲&胡兰成

因时局发展,也因胡兰成的汉奸身份,两人各自逃命。胡兰成辗转到武汉,认识了护士小周,自此背信于张爱玲。他只称“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人人都要疯掉了”,在张爱玲面前大声朗读他写给小周的文章。

不论胡兰成同秀美、小周、一枝如何,张爱玲是真的不喜欢胡兰成了。

最后,那个“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的张爱玲不见了。

当初,张爱玲在两人的婚书上写道:“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胡兰成在后面又加了一句“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如今看来,未能实现愿景的是胡兰成。

而且,私自写一张婚书就算结婚,张爱玲并不这样认为,她说,“不喜欢这些秘密举行结婚仪式的事,觉得是自骗自。”这种没有法律上的夫妇关系和实质性的婚姻生活,只能算“约会”。

胡兰成初见张爱玲时,给她写下“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但胡兰成终是不能明白她的。

张爱玲原是极心高气傲的,宁可重新回到尘埃之中,也不甘让胡兰成再时时仰望了。她不会愚笨到永远只做他窗前的那轮明月,只要一抬头,就时时都能被他望见。

她敢爱敢恨,果断决绝,不拖泥带水,从胡兰成那句“爱玲已不要我了”可见一斑。

傲娇如张爱玲。忘川水是她先饮尽的。“今日有两件喜事,一是发稿费了,二是胡兰成死了。”

“我,女篮队长,家里有矿,你敢娶我吗?”

“我,女篮队长,家里有矿,你敢娶我吗?”

“我自己亦尽了所有力量,去回护他的病体,却眼看着他的生命一点一滴耗尽,终至一筹莫展。我一向相信人定胜天,常常逆数而行,然而人力毕竟不敌天命,人生大限,无人能破。"

——白先勇《树犹如此》

白先勇一生只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名为《孽子》。

作为华语同志文学的开山之作,这一作品被认为是他自身的真实写照。白先勇从不避讳自己的同志身份,但他更习惯将王国祥称呼为“挚友”,陪伴他35年之久的挚友。

比起相伴度日的恋人,挚友是对人生伴侣更崇高的褒奖。

似乎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在建国中学读高二时,有一天,白先勇迟到了,他跌跌撞撞地向楼梯上跑,结果正好撞到另一个迟到的少年,这个人就是王国祥,与他同年级,不同班。

那年,他们同为17岁,对未来的人生充满了期待。后来,两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相约考去台南成功大学。至此,有一年的时间,他们租住在学校附近的军眷村,共同饮食起居。

之后,白先勇因出于对文学的热爱,重考到台大,致力于研究西方文学。为了与恋人在一起,王国祥也转学到台大。

两人再次成为校友。

“我,女篮队长,家里有矿,你敢娶我吗?”

白先勇&王国祥(右)

恋人突如其来的一场病,中断了当下甜蜜的生活。王国祥患上了一种极为罕有的血液病,西医治疗一年多,病情毫无起色。所幸,在江南名医的治疗下,王国祥的病情逐渐好转起来,半年后便不用再输血了。

1973年,白先勇在美国的“隐谷”定居。屋主偏爱常春藤,前后院爬满了藤葛,若全部清除,工程浩大。王国祥从东岸赶来帮忙,两人合力把家园重新改造,才奠定下日后园子发展的基础。

他们在后院一起种下三株意大利柏树。起初只有三四尺高,日后便抽发得傲视群伦,需要两个人合抱,才能把树身圈住。

而在选择花木时,白先勇与爱人遍搜城中苗圃,最后选中了三十多株各色品种的茶花幼木,作为园中的主调。

他曾在文章中记载:百花中我独钟情茶花,茶花高贵,白茶雅洁,红茶秾丽,粉茶花俏生生、娇滴滴,自是惹人怜惜。即使不开花,一树碧亭亭,也是好看。

事实上,白先勇如此喜欢茶花,是因为茶花为王国祥的最爱。

不知不觉,10余年过去了。这段时间内,白先勇完成了长篇《孽子》的写作。

1989年,白先勇偶然发现后院意大利柏树中的一棵,叶尖露出点点焦黄。起初,他以为是暑天干热,没料到才几天功夫,那棵树就枯焦而亡。没有多久,王国祥也就生病了。

送到医院检查,听说是“再生不良性贫血”,白先勇心中一寒,这正是29年前差点夺走王国祥生命的绝症。

“我,女篮队长,家里有矿,你敢娶我吗?”

白先勇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姹紫嫣红开遍》

旧病复发,这次形势更加险峻。自此,白先勇与爱人展开了长达三年共同抵御病魔的艰辛日子,那是一场同命运抗争的生死搏斗。

他为爱人奔波到台湾,甚至内陆各省市求医,“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时,抢救王国祥的生命,对于我重于一切。”

哪里都没有特效药。白先勇只能眼看着爱人的生命一点一滴耗尽。

“五点二十分,他的心脏终于停止。我执着国祥的手,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霎时间,天人两分,死生契阔,在人间,我向王国祥告了永别。”

往后的日子,冬去春来,园中的茶花竞相开放,热闹非凡。20多年后,他与爱人一起种下的老茶纷纷长过屋檐,每株盛开起来,都有上百朵。

“春日负暄,我坐在园中靠椅上,品茗阅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总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楞楞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我,女篮队长,家里有矿,你敢娶我吗?”

白先勇

“我,女篮队长,家里有矿,你敢娶我吗?”

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

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谷方。

——钱钟书 《赠绛》

多年后,杨绛回忆与钱钟书初见时的印象:“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

这是杨绛答朋友问时的一句话。事实上,当时的偶然一面,两人已互留下了印象。

不久之后,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

从此两人便每天一封信,越写越勤,开始了鸿雁往来,直至杨绛发觉自己坠入爱河。“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杨绛生长在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十几岁的年纪,出落得淡泊、优雅,引得不少同龄人的追求。钱家封建而传统,从未优先考虑过这位女孩。

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甚至有意与好友结秦晋之好,他希望儿子能与叶公超的女儿促成婚配。无奈,钱钟书没有亲近对方的意愿。

“我,女篮队长,家里有矿,你敢娶我吗?”

年轻时的杨绛与钱钟书

钱家最终接受杨绛,源于一封信,那是杨绛写给钱钟书的,却被钱基博擅自拆看。里面提到:现在吾二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

阅读至此,钱基博大为赞赏,直接给杨绛回信一封,认下了这个准儿媳。

1935年7月,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关于这段婚礼的描写,可从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里窥见一二。

杨绛也证实过此事。她曾幽默调侃:(《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我,女篮队长,家里有矿,你敢娶我吗?”

杨绛与钱钟书

是怎样一个柔软而坚强的人,才能保护另一个人身上与生俱来的孩子气?

在杨绛眼中,钱钟书是众兄弟中比较稚钝的一个,“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

就在结婚的同一年,钱钟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他远赴异国他乡。没有了旁人的照顾,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原形毕露”,在生活中越发表现得笨手笨脚。杨绛便揽下一切琐事。

甚至在住院生产时期,钱钟书也不断跑到她跟前,诉说自己闯下的“祸”。台灯弄坏了,墨水染了桌布,门把手脱落……

杨绛统统告诉他,不要紧,她能解决。钱钟书便很放心地回家去了。事实上,她也是第一次处理这些问题。

钱的母亲曾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我,女篮队长,家里有矿,你敢娶我吗?”

暮年的杨绛与钱钟书

生活中的照顾是相互的。钱钟书看到杨绛因不能习惯异国生活而消瘦,从小连火柴都没划过的他,便日日早起,为她做爱心早餐,且每次都要用小桌子端到床上去。

后来,钱钟书将做早餐的习惯延续了几十年。

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

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谷方。

一首《赠绛》,将他对妻子的心疼表现得淋漓尽致。

1946年,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的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杨绛,本名杨季康。

故事再回到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的一句话:“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她把它念给钱钟书,钱当即回复,“我和他一样。”

杨绛答,“我也一样。”

“我,女篮队长,家里有矿,你敢娶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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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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