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作家只能写苦难而不能歌颂美好？

近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网络上受到了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其主要攻击点则是说莫言只是揭露黑暗面，而没有歌颂当下的美好现实。说莫言迎合了西方的价值观，这个说法并不新鲜。著名导演张艺谋在多年前也是被媒体及吃瓜看客指责痛斥为“暴露中国的阴暗面，迎合西方，讨好西方，为西方拍电影”。想不到三十多年过去了，这种棍子论调还有市场。

作家在当下面临的事实，可谓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一个知识分子（有个别极端的网友，甚至把知识分子故意写成蜘识分子，这种无缘无故的仇恨让人想起文革的年代，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被无端丑化与诋毁的时代里，承担着精神追求与价值挖掘的作家们，又如何确认自己的身份与责任担当呢？

作家在面对世界，面对浩瀚的历史画面时，他的写作从普通人看来，确实有批判现实、揭露黑暗与歌颂美好两种选择，但为什么真正的作家只能批判现实，书写苦难，而不能歌颂呢。这里面其实牵扯到作家写作的初衷起源与终极目的。

作家为什么写作（不提商业写作，那是为钱而写）？简单来说，他是有话要说，不平而鸣。鲁迅先生的杂文就是如此。从深层意义来说，作家的写作根源在于对苦难存在的勘探与挖掘，譬如鲁迅的《野草》、卡夫卡的《变形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莫言的《檀香刑》、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皆是如此。

有的人不理解，认为当下社会已经跟以前的社会不一样了，没有特别的苦难，有的只是欢乐与美好（其实只是表象与皮相）。但是他们忘记了，历史不容遗忘。历史的苦难只有在它被记忆的时候，才有可能转化为积极的思想资源，以及必要的前车之鉴。譬如莫言的写作，他的很多作品其出发点就不是当下的现实，而是文革背景或者更远的过往。这还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在于——存在的本质其实就是苦难，人无法避免。

苦难的终极指向乃是死亡，而死亡是任何人所无法逃脱的命运。这一无法逃脱的宿命是苦难的最终呈现。所以说，无论生活如何幸福美好，但人的生存最终要面对死亡，无法摆脱死亡的降临，“记住，你将死去。”正是这种宿命，让真正的作家只能书写苦难，以此抵达人的生存本质，探寻人的生存真相，而不能廉价地歌颂现实。事实上，在死亡面前，任何的乐观与快乐都是肤浅的、苍白的。

更何况二十世纪向人类所展现的是什么呢？两次世界大战、纳粹集中营、苏联大清洗、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红色高棉大屠杀、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等等等，人类还有什么自信心说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而不是废墟呢。所以德国人阿多诺会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的理解就是在这样的人间惨剧的存在下，歌颂现实美好是不可能的。

真正的作家所书写的绝不是个人的一己悲欢，而是整个人类的受苦以及作为生命的有限性所带来的痛苦折磨（人无法拒绝正常的死亡），就像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六王毕，四海一”，何等雄风，何等霸气。然而面对死亡，依旧如常人一般，展现出弱者的一面：害怕、恐惧，还梦想去求长生不死药。

所以说，帝王将相也好，世俗百姓也好，吃瓜群众也好，最终都无法逃脱死亡的阴影及死亡的到来。在死亡来临的那一刻，我想绝大多数的人是害怕与恐惧的，没有人想死。害怕与恐惧，乃是人的常态与生而为人的局限。不可摆脱的宿命与局限，让人最终感受到存在的荒谬。真正的作家面对这个“存在的终极真相”，他只能书写苦难与受难，并在苦难与受难的书写里确认人类的良知与尊严。

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是完美无缺，没有任何痛苦与灾难，仿佛天堂一般。那么作家确实不需要再书写苦难与创伤。但现实往往是残忍冷酷的，死亡的阴影、生存的局限性、生命的不确定性（任何人都有可能突然离世）弥漫在人世间。真正的作家那颗渴望完美的心灵是永远无法与当下的现实发生和解的，他的任务就是批判现实、揭示存在的真相，呈现未来的可能性。

对苦难与创伤记忆的书写，正是为了苦难不再重演；对苦难与黑暗的勘探与挖掘，正是为了呈现光明的到来。如果仅仅只是心理阴暗地把玩黑暗与苦难，那是被黑暗与苦难所压垮的人，哪里还有心思写小说呢。心有光明，渴望光明，才能书写黑暗与苦难，才能不被黑暗与苦难所打倒。这需要作家有一颗大心脏，有一颗不屈的灵魂，有勇气担当与背负黑暗与苦难。莫言小说如是观，一切伟大的小说亦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