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侠骨恐无多：金庸去世三周年纪念

金庸先生走了三周年了，当时觉得消息来的特别突然。然而人生自古谁无死，就凭借“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四部作品，足以在这个世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问世间，有谁不知道射雕英雄。又有谁不知道乔峰、杨过、令狐冲、韦小宝等江湖人物呢。金庸小说自20世纪80年代登陆内地之后，形成不可思议的阅读浪潮，几乎是“凡有井水处，皆有看金庸者”。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金庸小说由“俗”变“雅”，其文学价值逐渐被文化界所认同（1994年5月，装帧精美的北京三联版《金庸作品集》的印行，喻示着金庸小说本身的价值转型，即它已经从单纯的阅读和消费价值转变成经典文本才具有的收藏价值。），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一川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列为文学大师之一，排名第四，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老舍、郁达夫、王蒙之前。王一川谈及这次编选思想时说：“金庸于文学史的意义，在于金庸的作品特点是用通俗的手法表现极深的意义，情节和细节虽然荒诞，却写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对儒释道兵等古典文化的神韵有重新构建，而且作品体现了人的理想性格和对人性的考察。”金庸并非只是写下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四部武侠小说的那个个别意义上的作者，他还使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现成为可能。金庸确立了新派武侠小说这种话语方式的丰富性与包容性，并影响了古龙、温瑞安、萧逸、卧龙生、诸葛青云等几乎所有的武侠作者。就此而言，金庸“作为作者的作用超出了他的作品的局限，使某些以他的作品为模式的相象和类似的因素进行循环——各种独特的符号、人物、关系和结构可以纳入其他的作品。”

金庸小说不能等闲视之，如仅仅以小说读者的眼光泛泛而读，诚如前贤所说：“所求者狭而有限，则所得者亦狭而有限（旅美学人陈世骧语）。如能探求追索作者未必明言的心史，可能会增加一些新的阅读乐趣。譬如《天龙八部》遗留下未曾言说的余味，则是悲天悯人的仁慈和宁静淡远的高致。金庸最成功之处在于把使古老的文化资源的源头活水涌入现代人生活的自觉意识层面，从而点醒沉睡于民族集体无意识深处的文化心灵。从小说文本来看，金庸确实是一位自觉追求思想性的武侠小说家，他自己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金庸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五四”新文学的经验，在保持武侠小说传统型范的同时，通过自己的艺术创造，体现出现代人应有的时代意识，成功地实现了武侠小说从思想到艺术的多方面的革新，使作品呈现出许多崭新的质素。

“红学”专家冯其庸先生就认为“贯穿在金庸小说里的思想主流，是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与旧武侠小说平庸乏味的文字相比较，金庸小说的语言有其独特之处。它既有传统小说语言的优美、精练、准确、传神等特点，而又流畅易懂，文章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金庸还杂用了各地的方言，借以刻画人物，如吴语的软绵，川语的佶屈，用来无不曲尽其妙，加之还不时杂以诗词韵语，这样从总体来说，就大大增加了小说的文学色彩。昔年《金瓶梅》一书不登大雅之堂，后来还不是成为一部经典的纯文学代表作品。所以批评家李陀先生会说“金庸武侠使传统白话文起死回生。”

大多数的武侠小说流于“打打杀杀”，以武和拳头来吸引读者。金庸也不例外，但金庸作品的特色是“剑”上还有“书”，譬如《书剑恩仇录》，“恩仇”是人类所具有的喜怒哀乐的感情，喜乐的执著凝聚为“恩”，哀怒的执著凝聚为“仇”，而“剑”是一种实践恩仇的力量，“书”是对“剑”的一种反思与沉淀。一“书”一“剑”，以书为主，形成了贯穿金庸全部作品的两条主线和基调。“剑”中含有“书”味，这种渗透于金庸小说的内在意味使金庸作品超越了武侠小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小说，成为一种文化和哲学现象。故海外学者有云，读金庸小说可以当参禅。金庸对长篇的把握可谓出神入化，金庸的长篇，越到后来气势越足，往往四册篇幅的小说，第三册末结构还在继续展开，可是到了第四册，峰回路转，一一收拾干净，结束有力。在《笑傲江湖》一书里，对武学的超脱令人耳目一新，“无招胜有招”这一石破天惊的构思体现了金庸作品灿烂夺目的思想内涵。

金庸借武侠小说这种“古代形式”的创作，其实是当代境遇、现代心态的重新书写。借助于复杂错乱的时序、古代人物的装束与品格，掺合着现代人的孤独、焦灼与渴望，构建出一个怀旧式的侠义之邦。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不同于卢卡奇所美化的希腊式的“史诗世界”，即那个葆有“完整文明”的世界，而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破碎世界，带有现代性的创伤记忆。现代小说的主角是一个“有问题的个人”，是一个寻求者。然而小说的主角最后可以“瞥视”到意义的光芒，但这光芒却不能穿透现实，改变现实。具体到金庸的作品，它所呈现的是一个“有问题的个人”遭遇一个有问题的世界：《书剑恩仇录》是恢复汉室江山的使命与陈家洛个人情感的冲撞；在《雪山飞狐》以及“射雕三部曲”是雪洗父仇、个人成长的艰难历程。学者陈平原认为：“武侠小说的根本观念在于‘拯救’，‘写梦’与‘圆梦’只是武侠小说的表面形式，内在精神是祈求他人拯救以获得新生和在拯救他人中超越生命的局限性。”

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往往曲折书写并宣泄着乱世情结所深藏的焦灼和不安，它们构成一个纷繁交错的政治空间，以及爱恨交织的情感世界。这种政治空间以江湖的身份缓缓展开，自成一统，形成兰波所言的“在别处的生活”，以及保罗·利柯所指出的“不仅仅是现实之外的梦境”，是借文学作品“塑造了一个新现实”本身。然而正如任大小姐所说的那样：“江湖风波险恶”，纵然是“在别处的生活”，依然照耀着现实的血腥影子。于是乎《天龙八部》里的萧峰厌倦了江湖的暴力、段誉厌倦了杀人的武学，《笑傲江湖》的令狐冲厌倦了对权力的膜拜与痴迷，《连城诀》里的狄云厌倦了金银财宝的贪婪。他们逃避于宏大叙事的包裹之中，成为试图超越历史、民族、国家的旁观者和局外人，他们最终选择的是个人的自由。正如葛兆光先生所分析的那样：“他们更注重内心对理想世界的领悟和领悟中得到的快感，而不是外在于人的理想世界本身。”

作为一种类型化的作品，武侠小说本身提供了一种逃避式的空间，在这种空间中凸显的是对于传统伦理、江湖道义的回归与怀旧，而不是杰姆逊意义上对于“当下”与救世神学式的“最终治愈的时刻”的怀旧与回归。读者沉迷于武侠小说之中，实际上是与小说主人公的认同状态相一致，从而达到一种自我幻化、自我遗忘。真正意味深长的武侠乌托邦不仅仅是构造一个“懒汉的乐园”，而是在编织梦幻的同时，也不放弃对现实的关注，《笑傲江湖》、《鹿鼎记》诸作莫不如此，这正是金庸武侠“寄托遥深”之处，也就是在这种有关现世惨痛现实的戏剧化、陌生化的表述中，我们能够辨认出现实世界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金庸小说的讽刺策略，达成一种亦庄亦谐的文化批判。

金庸最重要的几部作品，其主人公的“父亲”总是先验地缺席或亡故，譬如郭靖、杨过、令狐冲、乔峰、韦小宝、张无忌。正是在“父亲”缺席（不在场）的前提下，这些英雄主角才可能无所顾忌地捣毁“历史与传统”的必然逻辑，失去了父亲的儿子（讲述者与主角）才真正具有了一种毫无着落的自由自在。 金庸武侠小说中所描写的既远离现实又影射现实的“江湖世界”，“具有重新描绘生活的虚构的力量”，承载了读者本能的幸福渴求、对内在压抑的升华以及对于现实的批判。其高妙之处在于，它将这种压抑与渴求，建构于历史的丰富性与文化的多义性之上，它还消解了新派武侠中俯拾皆是的怪诞夸张的风格和赤裸裸的血腥暴力——譬如《天龙八部》里无名老僧所说的“武学障”，即以佛法化解杀人武学的欲望。金庸一只手写武侠小说，另一只手撰写“铁肩担道义”的政论文章，恰如陈平原先生所强调的“办报纸、写社评对于《笑傲江湖》、《鹿鼎记》等小说创作的意义。”事实上，只要对新中国政治略有了解，都会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小说里读出强烈的“寓言”意味，正是政论家的见识、史学家的学养，以及小说家的想象力，三者合一，方才造就了金庸的辉煌。

金庸先生的离去，无疑昭示一个巨大的“乌托邦的幻灭”。可以说，在武侠小说的领域里，他的影响与身影无以伦比，他的离去，预示武侠江湖的“永恒消失”。金庸之后，侠义英雄尽成前朝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