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维夫

今年7月10日，以色列一项有关娼妓的法案正式生效，根据该法，试图寻求性服务的客户及在性服务场所、以金钱等报酬接受性服务而被发现者，将面临处罚，初犯将被罚款2000以色列新舍克勒（约美金530元），三年内再犯者则会面临两倍的罚金，最高可面临7万5300新舍克勒（约美金2万400元）的罚金。

以色列国会于2018年底通过这项法案，到今年7月法案正式生效，中间相隔了18个月的缓冲期，旨在让政府能为性工作者打造庇护所，或辅导并协助性工作者转业。为此，政府于2019年投入了3000万新舍克勒的预算。

在此法生效之前，性贩卖、经营妓院、中介色情、诱使女性为娼都已经被视为违法行为，但从事性工作本身则不违法，也不会受到处罚，这项新法首度将嫖娼纳入违法行为之一。尽管此法被不少女权组织视为是对女性及性工作从业者的保护，但缺乏相关配套措施、且没有多家考虑如何处理寻芳客性需求等问题，还是让这项新法引发一些争议。

以色列卖淫业概述

2017年，一份以色列司法部的调查报告估计，在以色列，女性性工作者所获得的年收益为12亿8462万8000新舍克勒（约合美金3亿4400万）；这份官方报告还估计，在以色列，约有1万1500名性工作者，其中1万人为成年女性，1000人为未成年女性，520人为成年男性，40人为未成年男性；这些性工作者每天平均接待5.5位客人，每次平均酬劳为288新舍克勒（约合美金77元）。

被喻为是最古老行业的娼妓业，往往与移民或是其他方式的人口流动现象脱离不了关系。

特拉维夫这个古老的海港城市，就是现代以色列娼妓业发展的先驱，尤其是在20世纪初，大量欧洲移民涌入之际，特拉维夫的娼妓业颇为发达；来到巴勒斯坦的移民以及在特拉维夫港停泊的船员，都是娼妓业的潜在客户；随着欧洲犹太移民的涌入，一些来自欧洲的阿什肯纳兹犹太女性也开始投入娼妓业，这让不少欧洲犹太移民感到不安，因为他们认为，巴勒斯坦本地的阿拉伯人，很可能因此对来自欧洲的犹太女性，贴上「娼妓」的刻板印象。

与现代的性贩卖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也有不少欧洲犹太女性是因为受到「白奴」（white slave）贩子的诱骗，才被拐到巴勒斯坦从妓。

1949年，也就是以色列建国一年后，娼妓合法化。1962年的一项法案禁止拉客、扰乱公共秩序、及经营妓院等嫖娼场所。也就是说，尽管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娼妓，但执法单位若发现上述情况，便可以对娼妓及相关人员进行取缔。

1974年，特拉维夫警方夜巡时在本耶胡达街发现的两位娼妓

特拉维夫向来是娼妓业最繁荣的城市。1978年，当时的市长表示，特拉维夫之所以面临严重的人口外移，除了生活品质下降，还与娼妓、暴力与犯罪的猖獗脱不了关系。学者估计，1970年代，特拉维夫有400至600位站街女、约70位在公寓或饭店提供服务的娼妓；在一些现今繁荣的商业区或高级住宅区街道，如哈亚克街（Hayarkon Street）、阿尔罗佐罗夫街（Arlosoroff Street）、本耶胡达街（Ben Yehuda Street）及诺尔道大道（Nordau Boulevard）。以色列警方于1975至1979年间，分别逮捕了683位、427位、270位及161位娼妓；同一时间，在现今媲美纽约第五大道的国家广场（Kikar Hamedina），则有145位因为从娼相关因素遭到警方逮捕。

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市更新及仕绅化的发展，娼妓在特拉维夫聚集的地点也随之改变。自上世纪90年代，位于特拉维夫南部的奈夫沙安南（Neve Sha'anan）这个围绕在特拉维夫中央车站、外籍劳工与来自非洲的寻求庇护者聚集的区域，逐渐成了特拉维夫娼妓群聚的中心。

过去30年来，非法移民以及不少合法移民，也成为以色列性工作的主力。一个女性组织就表示，自2001年至2009年，该组织援助了超过1600位被贩卖至以色列从娼的女性，这些女性绝大多数来自东欧，也有些来自中亚，少部分来自波罗的海国家，她们的年龄多介于16岁及33岁之间，约半数为单亲妈妈。

在政府采取一连串措施打击人口贩卖，并遣返被贩卖至以色列的外国籍女性性工作者后，妓院与色情中介业者，转向瞄准许多从前苏联国家合法移民至以色列的新移民女性，或是相对弱势的本地女性。

复制「北欧模式」

以色列这项针对娼妓所实施的新法案，是复制最早在瑞典实行的「北欧模式」简而言之，在北欧模式下，购买性服务是违法的，但卖淫并不违法，且国家与私人组织会协助性工作者转业。拥戴北欧模式者认为，这是最能有效减少娼妓的作法，且在处罚上针对比较「强势」的嫖客，而非相对弱势的性工作者；之所以不处罚性工作者，目的在鼓励性工作者愿意在遭受性暴力、其他肢体暴力或剥削等情况时，能勇于出面报案。

的确有研究证实，性工作除罪化后，性工作者在遇到问题时，会更愿意向执法单位求助；联合国爱滋病联合规划署（UNAIDS）在2012年出版的报告就显示，在新西兰对性工作进行除罪化之后，较多的性工作者表示，他们更勇于对难搞的客户说不，并在必要时，寻求警方的协助。

然而，一份发表于2014年，针对加拿大的研究却显示，在该国采用北欧模式以后，性工作者所报告的暴力攻击数量并没有较之前显着增加。

此外，假定处罚嫖客真能有效减低寻芳客的数量，那么市场对娼妓的需求将下降，但对于不知道如何或无法迅速转行的性工作者来说，这不见得是一大福音。

有评论者就撰文指出，原本预计在18个月缓冲期期间，必须建成的庇护所及其他相关辅导转业机构，并未如期完成，这将导致以色列这项新法在执行上缺乏配套措施。如此一来，原本立意良好，欲保护及帮助相对弱势性工作者的法案，反倒可能因为缺乏适当辅导机制，让她们失去生计。

1974年，特拉维夫一角的一位妓女

性工作让女权抬头，抑或是对女性的压迫？

2015年8月，约600位以色列民众聚集在特拉维夫为一位化名为杰西卡（Jessica）的性工作者进行示威，杰西卡疑似因为不堪生活及工作的困境而轻生，示威民众不满政府没有妥善处罚她的雇主。

到现场参与示威的，还包括一个专门帮助性工作者转业组织的成员，他们表示，杰西卡是自该组织从2008年成立以来，以色列第31位轻生的性工作者，他们的平均年龄为40岁。

对以色列新法案的支持者来说，该法可望减少对性服务的需求，也能保护娼妓，让他们在受到迫害或遭遇困境时，勇于向执法机构或有关单位投诉及求助，而不会重演杰西卡的悲剧。

只是，对于性服务产业的存续，仍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性工作就像一般的职业一样，牵涉利益交换，客户给予性工作者金钱或其他方式的报酬，以换取性服务；还有人主张，性产业是少数女性在报酬上远高于男性的产业之一，试图以法律来减少对性服务的需求，反而会剥夺想要从事这行的女性，赚取金钱的机会。

几年前，在以色列司法部推动这项惩罚嫖客的新法案时，便有一些娼妓写信给当时的司法部长，呼吁该部门停止推动这项法案，因为该法案将伤害到她们的权益。

此外，也有一些研究显示，在性工作合法化的国家或地区，性工作者遭受的暴力袭击显著较低，因为合法甚至是制度化的妓院，反而可能为性工作者提供更安全的保护，吓阻具有暴力倾向或其他问题的寻芳客。

相对地，主张废娼者则质疑，性工作者与所谓「客户」之间，其实存在着与一般职业迥异的不对等关系，他们认为，当一个人必须出卖自己的肉体以换取金钱等报酬时，不平等已经产生了。

性工作产业中，通常因此存在比其他产业更多的压迫、剥削，及精神、肉体与心灵上的各种虐待，且通常从业人员是女性占多数。一份调查指出，在以色列，高达95％的性工作者是女性，这也意味着，女性常是性工作产业的受害者。

最后，寻芳客的议题也是值得切入的角度。一些调查显示，不少嫖客是性成瘾者，或是因为在社交上相对疏离、对人际交往缺乏自信，才会选择以金钱交换性服务，取代社会一般「认可」的方式，约会、结婚，以寻求性伴侣。

有专家也因此建议，单是处罚嫖客并不会自动消弭他们基于生理或心理而产生的性需求，反而可能会让娼妓地下化，让性工作者的安全与健康陷入进一步的危险之中；因此政府与社会，在试图鼓励性工作者转业、减少性服务需求之际，也必须针对寻芳客，拟定必要的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