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人鸟低飞》⑨ | 怀着一个男人的孩子，她嫁给另一个男人

昨天，我们读到了萧红与两个男人的情感纠葛。因为不同的人生追求，她决定与相恋五年的萧军分手；因为自己最在乎的写作获得对方认可，她选择与端木蕻良在一起。来来往往，缘起缘灭，都是命定吧。

动乱时代，萧红与端木蕻良又逃亡至何方？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共读吧。

怀上萧军的孩子

萧红觉得自己像一个掐断了根的游魂，东飘西荡，居无定所。

1938年春天，正式与萧军提出分手之后，她与端木前往武汉，两人很快在那里结婚。

对这种匆忙的结合，朋友表示无法理解。她以反问回应对方的质疑：“我为什么要独自一个人？就因为我是女人吗！”

端木在家时，他会开着留声机，一天唱到晚；端木不在，萧红就关掉留声机，一个人听胡琴。胡琴的曲调，让她想起祖父当年念唐诗的声音。

人生进入新阶段，像一本书翻开新的一页。生活的奔波，情感的折磨，让萧红显得很憔悴，落在旁人眼里，简直成了枯败的花。

“一个问题，牵肠挂肚地结束，又一个问题就开始了。”萧红认为，一切都是咎由自取，所以必须忍受。

命运总喜欢跟这个一生追求爱与自由的东北女孩开玩笑——当初遇见萧军时，肚子里怀着前未婚夫的孩子。如今跟端木在一起了，她又发现，自己怀上了萧军的孩子。

每一次，遇见新的人，总是怀着前面那个人的孩子。为了眼前人，也是出于生存的窘迫，她总是无法做成母亲。

萧红恨自己投胎做了女人，她觉得自己这一生，毁在女人的身份，也因此得不到公平对待。

这些年来，她看过太多白眼，到了这种地步，说不定哪天就给日本人的炸弹炸死。既如此，那就没什么可隐瞒，不如光光彩彩地做人。

当她将怀孕的事情向端木坦白，他说决定去前线当战地记者。在萧红眼里，这是端木离开自己的名正言顺的理由。

“你走了，我怎么办？”这句话，曾经对萧军说过。如今，她决定将它咽进肚内。

战乱、疾病、即将被抛弃的境地、还未出世就没了父亲的婴儿……世事动荡，人情难测，萧红找不到一丝安全感，又无人诉说，只能关起门窗独自痛哭。

端木没有走成，他的战地记者梦破灭了。

人们东奔西走，忙着撤离，武汉成了一座慌乱的城。

萧红挺着大肚子，撇着外八脚，一个人去码头，一个人渡江，仿佛去哪里都是一个人。

她决定和朋友一起去往四川。结果呢，朋友走了，端木也先走了，他们让萧红乘坐另一条据说更安全的船。

日本人的飞机时不时在头顶盘旋，炸弹随时会像冰雹那样落下，地面的人，成了惊弓之鸟。

萧红搬去作家朋友那里，住在楼梯间，地铺就搭在楼梯的墙角，人来人往。

明天会怎样，谁也无法预料。现实再残酷，也无妨美好的理想。萧红告诉朋友，等到了重庆，她打算开一家小咖啡馆，为作家交流聚会提供地方。

思绪一旦回归眼前的现实，她只能默默祈祷，生一个男孩吧，不要遭她这份罪。

孩子出生就死了

在赶去往重庆的途中，萧红又一个人了。

一个女人，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挺着大肚子独自逃难的女人，其中艰辛，常人难以体会。

不小心跌倒了，她努力想爬起来，可是找不到力气。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不是骨肉，而成了一团死棉花。

此时此刻，萧红会想写什么呢？书上写道：

“死，也是很容易的。摔个跟头就死了。没吃着苦，也没遭到罪，没被日本人的炸弹炸得身首分家，已经很好。生命是个大包袱，翻翻看看，它又什么可留恋的！”

就在萧红几乎要自我放弃时，一位船工走了过来，将她搀扶起来。前面的路，还得她自己去过走。前面的江，还得她一个人渡。

端木等在重庆那边的码头。他接过萧红的包袱，眼睛却望着别处。他自己住在男宿舍，将萧红安顿在朋友那里。一路走来的艰难、恐慌，萧红只字不提，因为这些都是她自己的事，跟端木无关。

她变得很任性，即便有孕在身，即便整夜咳嗽，依然想抽烟。朋友不忍心，想劝阻，她就拖着浮肿的脚自己去买。

还由着自己性子喝酒，喝了酒，话就多了起来。她想不明白，为何自己总是一个人走路。哈尔滨、日本、西安，现在到了重庆，每到重要时刻，总是一个人。这到底为何？

“她白天不断地抽烟，晚上喝着烈酒。她整个人被向上顶着。她脸色极坏，步履艰难。所有的衣服都不能穿了。她只坐在窗口看着绿色的重庆，层层叠叠的重庆。”

这是这一时期萧红的状态。

她甚至不知道孩子会在哪一天出生，不但生活错乱，身体内里也紊乱。有时候，她想着已经丢过一个孩子，这一次，决定把孩子留住，亲手带大。恍恍惚惚里，她又感觉自己命中不会有孩子。

女人的直觉总是很准。生产那天，医生告诉萧红，婴儿，是死的。一生出来就死了。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是怎样的打击，无人能够感同身受。

萧红突然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写作，只有纸和笔不会抛弃自己。如果还能活下去，她就要不停地写，不辜负纸和笔的不离不弃。而且她有一种感觉，再不写，自己就没时间了。

留不下孩子，至少还能留下书。

孩子会死，书不会灭。

逃离重庆

写作，成为萧红最后的希望和慰藉。

人一旦有了动力，状态就会改变。她搬去歌乐山，和一位叫池田幸子的朋友住在一起。

每天起床后，萧红会含一口水，喷向衣服，用装了开水的杯子把衣服熨平，整整齐齐地穿在身上。她还向幸子借了脂粉盒，将自己打扮一番，然后才坐到桌前，开始神圣的写作。

有一天，端木捧着春天的鲜花来看她，两人脸色都呈现积年不见的笑容。

就像这本书的作者理解的那样，“也许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更优秀、更体贴的男人，但是她，没有时间和机会。要走近一个人是相当阻碍的。”

不久，萧红和端木又生活到一起。他俩先是租了旅馆，很快搬到复旦大学校址附近的教师住房。

有很多事情，无法说清楚，往往只是转瞬间的念头，就在无意之间改变未来的方向。

在重庆，萧红如愿获得一张心平气和的桌子，和端木一起创作。他写的是长篇小说《大江》；萧红在这张桌子上完成了《逃难》、《回忆鲁迅先生》等短篇，还有《呼兰河传》初稿。

因为将更多精力投入写作，或许因为从之情感创伤中吸取了教训，萧红不再过分依赖男人。她开始意识到，两个人在一起久了，谁都会厌烦。

写作中感到疲倦了，她就去天井里站一会儿。那里有几只半人高的花盆，栽着扭曲的盆景。不知道是否受龚自珍《病梅馆记》的影响，萧红把盆景叫作“病树”。

院子里有几位教授家请了女佣人，粗声大嗓的，端木感到非常讨厌。每次她们从窗前甬道经过，他就会放下笔，对她们训斥一番。

这个时候，萧红就会制止他，因为她觉得，她们虽然是下人，也不该随便受人斥责。

端木惹了麻烦，眼看着不好收拾，他就索性躲进房间，关了门不再出来。等萧红收拾完残局，他已经在里间沙发上睡了一觉，带着懈怠的睡意，讪讪地出来了。

如果生活一直这样过下去，不用愁茶米油盐，能够安安静静地写作，有时要为鸡毛蒜皮的事烦恼，或者争吵，这样的日子已经让人满足。

可是连这样的日子，萧红都没命享受。日本人的飞机来到了重庆的上空！

从东北逃亡青岛，从青岛逃亡上海，从上海逃亡武汉，后来辗转带来重庆，还是没能逃过日本人的飞机！萧红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过度紧张的警报器！

恰在这时，香港那边有人请端木去做事。他俩想着，这是一个离开重庆的机会，至少香港那边还是安全的。

熟识的朋友劝他们别去，山长水阔，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可萧红厌倦了担惊受怕的日子，她决定离开，从此以后，尽量追求享乐。

毕竟，她快三十岁了。

结语

今天，我们读到的是：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结婚，为躲避战火去往重庆，在那里生下一个死婴。好不容易，在重庆获得安宁的写作环境，可惜一年多后，他俩再次为躲避战火决定去往香港。

在香港，萧红走完人生中最后的岁月。那又是怎样一番境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