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继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之后，身经百战锻炼出一张最厚脸皮的日本外务省，居然成了“破防二代目”。

（传 世 名 作）

26日，赵立坚个人推特账户发布了中国90后插画师画作《神奈氚冲浪里》。这幅作品根据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的著名作品《神奈川冲浪里》二次创作。

（原作）

这幅二创作品中，原作白色的浪花化作人类畸形的手指，搏击风浪的船员成了倾倒核废水的罪人，巍峨的富士山变为核电站的烟囱，还有忙着鞠躬的日本官员群像……

（二创作者见水印）

结果不到一天，素来在外宣战场所向披靡的日本外务省破防了。日本外务副大臣佐藤正久发推表示“不可接受”；随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也急了，宣称“强烈抗议”，还“要求删帖”。

28日，外交部记者会上，赵立坚对日方的“删帖要求”做出正面回应：

我不仅没删，还置顶了。

并且直言：

“日方做了坏事，还不让别人说吗？”

跟当时莫里森一样，日方火急火燎地抗议，反而张大了自家丑事的国际影响。

毕竟，擅排核污水入海这种造成全球影响的大事件，除去几家邻国，国际舆论上此前却几乎是万马齐喑，平时人权、环保喊得震天响的西方世界、环保人士、国际组织，似乎人间蒸发了一般。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甚至公开感谢日本在决定处理福岛核电站核污水方面作出公开透明化的努力，期待日本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继续协调。

而IAEA总干事格罗西对“日本宣布决定如何处理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中储存的核废水”的声明表示欢迎。格罗西还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准备好为监测和审查该计划的安全和透明执行方面提供技术支持。

瑞典环保“小公主”格雷塔·通贝里也只是转发了新闻，连句评论都没有。好家伙，中国砍棵树你都能骂好几天，日本排放一百多万吨核污水在你那儿就不叫事儿了？

国籍一换，骂声一片。日本做了，没人管；中国没做，一帮人盯着骂，中国人吃口肉，都要为破坏亚马逊雨林背锅。

日本这种“好人缘”，除了大家熟知的外务省功劳外，还与日本政府悄悄扶植的一股势力息息相关。

1

我们就以联合国为例看看日本人在国际社会混得有多好。

很多人认为在联合国体系内日本是没什么话语权的，毕竟联合国当初就是二战战胜国建立的国际组织，而日本法西斯就是制裁对象，是战争罪人。

而且，日本多次寻求入常失败，这也被视为日本在联合国没有话语权的表现。

事实真的如此吗？

除了入常这个突破底线的要求，日本在联合国可以说是人多势众，呼风唤雨。

联合国日籍官员的数量名列前茅，各分管机构和各大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中，日本高官层出不穷。

比如，联合国分管机构里，分管联合国财政工作的助理秘书长高须幸雄，分管联合国新闻、裁军、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明石康，分管宣传工作的副秘书长法眼健作，分管人道主义工作的副秘书长大岛贤三，分管裁军工作的副秘书长阿部信泰，分管裁军工作的副秘书长田中信明，分管新闻工作的副秘书长赤坂清隆。

（赤坂清隆）

大型国际组织中，国际能源署总干事田中伸男，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绪方贞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柳井俊二，国际海事机构事务局长关水康司，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区域合作司司长西本伴子，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亚洲局局长忍足谦朗，世界银行独立监察小组主席渡边惠美，还有在福岛核危机期间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天野之弥。

（绪方贞子）

自1957年明石康成为联合国总部第一位日本职员，六十余年时间，日本人在联合国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零到千、从初级职员到总干事，成为联合国大职场里一股庞大的力量。

当然，无利不起早，日本疯狂往联合国里塞人，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样一来，联合国相关决策会更容易反映日本的想法。

例如，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秘书长天野之弥，联合国副秘书长、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满泉，他们都是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性人才，非常有名。

（天野之弥）

日本认为要想实现朝鲜无核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必不可少。另外，日本作为唯一的核受害国，要求进行核裁军。这些立场都能很容易通过天野之弥、中满泉等在国际社会上提出。

这次日本排放核污水，IAEA作为最权威的国际组织，态度却暧昧不清，和前任总干事天野之弥也有莫大关系，毕竟天野在IAEA主政十年，十年间，日本在IAEA的话语权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再如，日本右翼、鹰派中的鹰派、对华极不友好、铁杆亲美派的柳井俊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国际海洋法法庭原庭长。

柳井一手策划了臭名昭著的“南海仲裁案”，2016年7月12日，由柳井俊二指派的五名法官组成的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南海仲裁案做出“最终裁决”，判菲律宾“胜诉”，并否定了“九段线”，还宣称中国对南海海域没有“历史性所有权”。

由于中国强烈反对、抵制、不参与、不出席，菲律宾政府竟然“出了两份钱”，替中国把仲裁费交了，买来了这个梦寐以求的“胜诉”结果。

日本外务大臣就仲裁庭公布最终裁决称，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裁决”为“最终结果”，对当事国“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国有必要接受“裁决”，并称强烈期待当事国接受裁决。

这一荒谬的仲裁闹剧逼得联合国官方发声明，“常设仲裁法院”与联合国没有任何关系，并暗示柳井俊二的临时法庭就相当于联合国里的莆田系。

海牙国际法庭（又称国际法院）同时发表声明指出，国际法院作为完全不同的另一机构，自始至终未曾参与所谓的南海仲裁案。

可怕的是，日本的国家意志，有可能通过这些国际组织高官转化为所谓的“国际共识”。这对上的是中国，阴谋没有得逞，但若是一个小国遇到这种事，有力量抵抗吗？

日本的力量还不限于此，除了拥有众多国际组织高官，日本还是亚洲拥有国际组织总部最多的国家，众多国际组织在东京设立代表处。

日本的国际组织外交在其整体对外关系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吸引国际组织落户也作为日本国际组织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日本外务省2017年最新的相关统计数据，落户日本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有39个，而选址于东京都的主就有26个。

（联合国相关机构）

（联合国以外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众多国际组织落户日本，使得日本增加了数条向世界发声的渠道，国际影响力也得到了提升。与此同时，大量国际会议、国际活动也将举办地点选择在了日本，日本敞开了更多面向世界的窗口。

七十多年前，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但是今天，日本是众多国际组织的大本营和掌门人，除了不能拥有五常的一票否决权，日本在很多领域的国际话语权甚至都超过了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也远胜我们。

比如这次，日本公然排放核污水，威胁全人类生命安全，国际组织要么默不作声要么甚至贸然支持，足以说明问题。

2

从1945年陷入谷底，日本在国际组织的这种影响力反转，是怎么做到的？

这就是日本外务省和联合国JPO项目（Junior Professional Officer,青年专业人员）的功劳了。

日本长期以来都堪称联合国的“模范会员国”。

可能没有哪个国家比日本更重视在联合国中的作用了，日本人对于往联合国里塞人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诉求，几乎把这当成一项国家战略在推动。

2015年，日本内阁府议会发布《“日本再兴战略”2015年修订》，其“中短期工程表”就定下了至2025年联合国相关国际组织中的日本人国际公务员人数达到1000人的小目标。

日本前外相河野太郎曾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会面中直截了当地提出，“政策往后排，首先得雇日本人，不然就减你们预算”。

（河野太郎会见古特雷斯）

日本外务省专门设有综合外交政策局，分为“联合国政策课”与“联合国行政课”。

“联合国政策课”通过安理会、联合国大会等场合，从事关于联合国政治活动的工作；“联合国行政课”通过经社理事会，从事与经济有关的工作。

外务省还另有一个条约局，专门从事关于各种法律事务的工作。整个外务省加起来有将近十分之一的职员在从事与联合国有关的工作。

（日本现任外相茂木敏充）

政策上重视，出钱出力也不含糊。

2019年之前，日本长期都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缴纳国，2005年缴费比例甚至达到了19.468%，金额高达3.464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22%。这跟日本在联合国表面上的体量和地位完全不相符。

除会费以外，为了支援联合国的各种活动，日本还参与各种筹款。联合国人类安全基金、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公署、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等机构，日本都是主要出资国。

联合国大学的永久总部也位于东京，土地和建筑物分别由东京都和日本政府无偿提供，一分钱不要。

（联合国大学）

当然了，对于精明的日本人来说，每一分投资都要有回报，出钱出力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出人”，往联合国里拼命塞人。

而日本往联合国塞人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利用了联合国的JPO项目。

JPO即Junior Professional Officer，青年专业人员项目，是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一个重要招聘渠道。

由于该项目对于国际组织来说可以补充人力资源，对于国家来说可以培养未来从事国际发展的人员，对个人来说可以积累国际组织工作经验，一石三鸟，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

尤其是日本，简直是拿出了我国对待高考的劲头来对待JPO，用举国体制来为联合国输送人才。

在政府层面，日本内阁府、外务省、文部科学省、国际组织的驻外代表机构联合起来培养和输送JPO，日本文部科学省专门有财政拨款实施国际开发合作支援中心项目，激发各高校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

日本外务省建立了专门的国际组织人才选送协调机构：国际机构人事中心，组织宣讲会，提供信息，设立选举委员会运作JPO的留任事宜，其很大的一块工作就是选拔和培训JPO。

（外务省国际机构人事中心网站）

中心定期发布各国际组织JPO的招募信息，并建立了电子人才库，请有兴趣的人员登录到人才库中，当发现有符合条件的应聘信息，准确、快速地反馈给登记者。

中心会联合各高校，请有国际组织公务员经历的日本人开展讲座、宣讲会、专题会、研讨会，每年这类活动有50—60次之多，还提供各种应聘资料。如中心在纽约的办事处每年编写《联合国系统国际组织的就职：国际公务员应聘指导资料》，并发布在中心网页上。

日本厚生劳动省作为医疗卫生人才的管理部门，也一直在积极地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并建立了人才库，尤其与WHO合作广泛。

日本高校开展各类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为JPO项目提供后备人才，多所高校都开设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课程、项目甚至专业。

如神户大学国际合作研究科以博士生为对象的“国际公务员培养项目”，广岛大学与得克萨斯大学合作的多学位“国际公务员培养特别项目”，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科开设的“国际合作的即战力人才培养项目”等等。

在日本官方的全力支持和运作下，日本的联合国JPO项目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截至2019年，共有882名日籍国际公务员在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组织就职，而其中47.3%，即417位都曾经参与过JPO项目。

3

说了这么多，不是说挖门盗洞往国际组织里钻这事有多可取，但望眼一看，这么干的还不止日本一家。

单说往联合国塞人，国际上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比如美国，走的是学院派路线，从学生抓起。美国的大学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案上契合国际组织关注方向，注重利用人脉资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每个学生在选择某区域性研究作为研究重点领域后还需结合研究某一全球性议题；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Capstone项目要求学生建立小型咨询团队，为外来客户各类项目提供真实服务；马里兰大学的“午餐计时器（Lunch-Timers）”活动，为学生提供与来自不同领域国际组织官员以午餐形式交流的机会。

（学生在法新社进行资产和要素模型方面的Capstone项目 /哥大全球中心）

此外，美国已经在一些国际组织中实现了学长“帮扶带”，形成关系网，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员中大部分来自哈佛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

又如瑞士，著名的“中立国”，众多国际组织大本营。截至2017年1月，共有40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与超过250个非政府国际组织总部或秘书处落户瑞士，地点集中于日内瓦、伯尔尼、洛桑、巴塞尔等地。

瑞士政府充分利用落户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与国际组织签订用人协议。政府还推出了“国际组织青年职员培训计划”，由多项针对某个国际组织所需人才专项培训计划组成，如专为联合国总部及其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航天局等输送人员的专项计划。

（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万国宫）

我们的近邻韩国，潘基文当联合国秘书长前，在联合国还没什么存在感，当潘基文卸任时，韩国已经可以和日本掰掰手腕了。

截至2018年12月，韩国籍职员在58个国际组织机构的任职人数高达852人，比2006年（245人）增加了607人。其中，高级别官员在2015年数量为50人，比2006年（30人）增加了20人。

而国际组织中的中国身影，相比我们的体量、国际地位和会费，实在是不相匹配。

1988年以来，联合国开始实施现行的秘书处职位分配办法，按三个因素在会员国间分配职位。

会籍因素：职位总数40％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会员国；

会费因素：职位总数55％按各国缴纳会费比额分配；

人口因素：职位总数5％依会员国人口按比例分配，每一幅度还有上下增减15%的弹性。

办法相对来说还是很公平的，但实际执行起来就有多有少了，多的比如日本，严重超员，少的比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

截至2018年年底，联合国秘书处专业及以上职类，中国籍职员的数量适当范围是169～229人，实际职员只有89人，离低限差80人；印度的数量适当范围是46～62人，实际职员62人，达到其高限；英国的数量适当范围是83～112人，实际职员123人，超过其高限。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最新的2019年至2021年各成员国会费分摊比例预算，中国的分摊比例（12.01%）排名超过日本（8.56%），升至第二位。虽然缴纳了高昂会费，但目前我国在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中，任职人数仍然较少。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更严重的是，不仅人少，整体职位也偏低。中国籍职员在国际组织中主要担任职位以翻译、会务、后勤保障为主，中层管理人员非常匮乏。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中国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能积极地开展公共外交来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

造成当前这种局面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中国国际组织人才储备严重不足，这是制约联合国系统内中国籍国际职员晋升和人数增加的最大瓶颈，目前中国合格的国际组织人才总体规模较小，数量有限，储备严重不足，难以向国际组织推送足够多的合格人才。

二是中国国际组织人才推送力度不够。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对国际组织人才推送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把它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来看待，而只是将其看作外交工作的一项补充，日本从1974年开始参加联合国JPO项目，而我国从六、七年前才开始，足足晚起步四十多年，差距可想而知。

三是中国公众尤其是年轻人，对国际组织缺乏了解和认识，导致中国国际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基础不够雄厚。不信大家可以问问身边的年轻人，博士也好，硕士也好，有几个想过去国际组织工作的？

我们不去抢，但他国的蜂拥而上，让我们别无选择。当前我国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决策层对国际组织和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讲话中指出，要加强能力建设和战略投入，加强对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高度重视全球治理方面的人才培养。

在2016年9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中，中央领导同志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突破人才瓶颈，做好人才储备，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此后，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迅速出台相关政策和举措，不断加大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培训和推送的力度，取得积极进展。

首先是部委及社会组织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自2015年以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连续主办9期面向中央国家机关的国际组织后备人员培训班，为学员参与国际组织竞聘提供理论及应用型指导，并与中国联合国协会联合主办面向社会及高校群体的中国国际公务员能力建设培训班，至今已举办9期。

商务部、农业部等部委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签订备忘录，进一步推动人才输送与合作。

教育部已举办3期推送高校毕业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工作培训班，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2019年在国际组织实习项目基础上增设了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项目，首批共有14所高校17个项目入选，进一步加大定点、专项培养力度。

此外，中国科学院、国家原子能机构分别针对科研系统及核工业系统的国际职员后备人才举办培训班，为有志于加入相关机构的学员提供有效信息渠道，加强我国专业领域国际组织人才队伍建设。

（中科院国际组织任职及后备人员培训班）

其次是国内高校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经过对国内高校初步调研，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综合性大学及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代表的外语类院校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层次上开展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

比如北京大学依托学科优势设立国际公共政策专业硕士项目、“燕京学堂”项目等国际组织专业人才培养方式，探索相关学科、学位交叉培养方式。

北京外国语大学依托多语种优势，2010年起实施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探索国际组织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硕士项目，采取“1+1+1”培养模式，专门成立国际组织学院，培养国际组织需要的语言+专业双复合型人才。

当中国下定决心追赶，脚步总是很快，是时候拿回我们应有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了。

国际舞台上，中国不想再做，也不再需要做一个沉默的巨人。

参考资料：

《环球》杂志：聚焦日本的国际组织攻略：送人送钱黏住联合国

来梦婕：《新时代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思考》

《中国人才》2020年第12期：《日本培养选拔国际组织人才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