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刀切”的政策也可能是好政策吗？

当然！

最近，“中国好声音”节目组突然爆出一则通告：

接国家有关部门通知，要求停止所有综艺节目的选秀活动。

这场综艺海选的整顿，要从一次“倒奶事件”说起。

当时正火爆的《青春有你3》选秀节目策划了一个为偶像助力的打call、投票方式——购买赞助商的奶制品，扫瓶盖内二维码为爱豆助力。

5月初，有人曝出一段“倒奶取票”的视频，画面显示成箱成箱的牛奶被揭盖取票，白花花的牛奶扔入沟渠。更有人表示还有数千箱牛奶将被倒掉“取票”。

今天的中国，远远没到可以如此奢侈的地步，这么几千箱几千箱白白倒掉，简直匪夷所思。更何况，史上最严《反食品浪费法》颁布没几天，《青3》这波算是自己撞上枪口了。

5月8日，网信办点名饭圈网络行为。

5月10日，北京广电局明文打击“花钱买票”、集资打投等行为。

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媒接连发声，中宣部、网信办、广电总局先后下场，综艺海选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结果是，出品方被约谈，《青3》录制也被责令暂停整顿。

正当很多人以为这次暂停整顿只不过是又一次杀鸡儆猴时，一向口碑和观众缘不错的《中国好声音》也曝出了停办通知，彻底打消了任何侥幸心理。

随之而来，一些熟悉的声音出现了：

的确，每一次出现类似行业整顿甚至取缔的时候，“一刀切”总能成为部分忠实粉丝、观众以及利益相关群体的“喷点”。

但从2000年开始，内地娱乐圈选秀这个娱乐产业的细分领域已历经无数丑闻、风波，有无数迭代、改进、整顿的机会，制作和包装机制的成熟度眼见上升，可就是挡不住黑料不断往外冒，以至于今天公然与国家新颁法律唱对台戏。

不一刀切了，要留着过年吗？

1、明星不够，选秀来凑

以前，台上的明星可不是这么批量造出来的。

在电影《霸王别姬》中，小豆子和伙伴偷溜出去，看到了风光无限，满堂喝彩的京剧名角，第一反应是哭了出来：

他们怎么成的角啊，得挨多少打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成角啊？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在戏班子的学徒制下，一个小孩子要经历坐牢一般的“坐科”生涯，抻筋压腿，任打任骂，才能一步步从配角杀出重围，演上主角，成为台柱，跻身名角者更是凤毛麟角。

古今内外，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演艺”这个行当与其他底层体力活没有区别，而且地位更低。因为他们要靠取悦他人换得一口吃食，或者有幸卖身给达官贵人或者金主，才能有一身体面的衣服和稳定的生活。

在大众眼里，他们吃穿再光鲜亮丽，仍旧只能被归于下九流，只有极少数能够功成名就，出入上流社会。

关于这些类，中国有《霸王别姬》里的段小楼和程蝶衣；法国有《巴黎圣母院》的女主角，街头卖艺的吉普赛姑娘艾丝美拉达；2018年美国西部风格电影《巴斯特的歌谣》里也刻画了一位因为赚钱不如一只“天才鸡”，最终被残忍抛弃的“人彘”表演者。

但人的精神需求也是日常生活的刚需。无论是从事生产还是从事演艺，每一个创造价值的劳动者都值得尊重，每一种付出都必须有应得的回报。

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旧社会被歧视的所谓“下九流”，从戏剧到相声、评戏等等等等，都有了平等的身份，成为了普通劳动人民的一份子，开始面向普通人创作文艺作品。

与此同时，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的同时期，好莱坞的滚滚资本却把同样身份的一批人推向了另一个极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影、留声机等技术的发展，大大拓展了表演艺术的受众群，并形成了自发追星的现象。

另一方面，影音技术的进步、娱乐商业化的成熟，大大强化了资本的力量。传统学徒制下靠苦练基本功出来的艺术家，在经济效益上，逐渐让位于资本精心包装出的“明星”。

把这个趋势推向极致的，就是好莱坞的“明星制”，而“明星制”的一开始，就充满了后来乌烟瘴气的炒作恶臭。

美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位明星叫佛罗伦萨·劳伦斯。公司老板为了给电影造势，先散布谣言，说她被杀害，然后让她在圣路易影院的首映式上奇迹般地出现，效果出奇的好，却开了个极坏的头，也给资本打开了一条金光大道。

1910年代开始，明星成了影片的核心，成了头号商标，聚集了稳定的观众群。通过围绕明星，稳定输出相同性质的影视产品，好莱坞的资本家们赚得盆满钵满，进入了黄金时代。

而让“明星制”走上巅峰的，是一个叫诺玛·简·莫太森的航模厂女工。

在好莱坞的包装下，这位出身平凡、家庭不幸，只是生了一副好皮囊的漂亮女孩，短短几年就压过了贵族身份、芭蕾舞功底、歌舞剧团出身的奥黛丽·赫本，成为了全世界最出名的性感女星，连肯尼迪总统都和她闹绯闻。

她有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玛丽莲·梦露。

但“明星制”成也明星，败也明星。

当超级巨星的影响力逐渐压过背后的资本时，就越来越不受控制了。生活腐化、绯闻满天、权色交易，明星制将玛丽莲·梦露推上了世界之巅，也把她扼死在最辉煌的时刻。

1962年，玛丽莲·梦露神秘自杀，也把“明星制”从巅峰推下。

今天的好莱坞，一边是巨星效应不再，票房毒药横行，另一边也已经陷入过度IP化，不断炒剩饭的境地。

同样，在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香港，从邵氏到TVB，通过延续传统戏剧班子的模式，建立起了一套糅合了巨星与学徒的“造星”机制，各种大大小小的天王天后辉煌一时，却在2000年之后同样青黄不接。

电影之外，其他演艺娱乐相关产业也一样。

乔丹、周杰伦，都是可遇不可求，一旦过了现象级巨星过了事业黄金期，伴随的往往是整个地区行业的下行。

加之，电视、互联网等等娱乐方式的出现，人们对精神娱乐的需求越发旺盛，而且越来越挑剔，但梦露、成龙这样的“金矿”却难以复刻。

所以，无论是吃苦挨打的传统戏班子、体系化培养的香港电影圈还是金钱、技术开路的好莱坞，背后的资本始终面临着那个困扰幼年程蝶衣的问题：

怎么才能更快成角！

即，如何把依赖天赋、才气、努力、运气的文娱行业，变成标准化、易变现的流水线产品。

于是，综艺选秀，这台最高效的“造星”机器被推上了前台。

2、选美不如选偶像

如果说，好莱坞的明星包装中，“皮囊”终究只能算电影这个综合艺术形式的核心之一，那么“综艺选秀”从一开始，就直奔着最肤浅的色相而来——选美。

现代意义上，服务于大众娱乐的选秀，是1852年开始的美国小姐MISS USA。

最早的国际选美，是1913年在伦敦举办的全世界第一次选美比赛举行。参赛选手来自英国、法国、丹麦、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食色性也，选美比赛的热潮，席卷全球，也包括当时思想保守的中国。

1946年的“上海小姐”选美大赛是由黑帮大佬杜月笙主办，以赈灾之名，吸引3000多佳丽报名，包括了学生、舞女、交际花、电影明星、沪上名媛，还设置了泳装环节，一时间惊世骇俗。

“上海小姐”火爆一时，总决赛还要限售，而且选票都是按钱多少计算，价值从1万到10万元不等，谁获得选票价值最高谁赢，最后由京剧大师梅兰芳颁奖。

整个运作流程，像极了今天的著名导师颁奖，粉丝砸钱打投，就差没倒牛奶了。

最后的钱进了杜月笙口袋，赈灾早就没人管了。

真正商业化运营的选美赛事，是1951年英国创立的世界小姐选美大赛（miss world），1952年环球小姐选美大赛（miss universe）以及1960年国际小姐选美大赛（miss international）。

“选美时代”的黎明卡上了好莱坞明星制的黄金时代衰落的末期，因为人们对“明星制”大多疲倦了，资本便给出了另一个选择：

喜欢什么选什么。

从1973年开始，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也开始每年一次的选美大赛，之后统一由无线电视（TVB）举办——即“香港小姐”。

由于TVB自己也是香港电影、电视巨头，所以历届“港姐”无不是一出道，就明星光环加身、各路资源环抱、代言广告排队任挑，出现了赵雅芝、张曼玉、邱淑贞、袁咏仪、钟丽缇、佘诗曼等等红极一时，至今耳熟能详的明星，背后的各路金主自然也是赚翻。

但港姐毕竟不是演艺科班出身，大多数“港姐”最终并没能成功入圈，或者没红多久便销声匿迹，或嫁入豪门或回归平凡，比如"最美港姐"李嘉欣。

进入20世纪，选美比赛本身也进入了审美疲劳，加上互联网、电子游戏等多媒体娱乐方式的冲击，“选美”不再受人待见。

失去了光环护体的“港姐选美”被丑闻、花边围绕，各路八卦小报为了热度，倾向于用种种恶趣味，“猪腩肉”、“八字波”、“甲组脚”之类的恶俗比喻，让“你比港姐还丑”成为全社会谈资。

加之香港电影电视行业的衰落，港姐早已没有了当年万分之一的风头。

至于选美发源的美国那边，由于好莱坞不像TVB一样对“选美冠军”一条龙服务，所以要成为明星，也只能是万丈高楼平地起，辉煌只能靠自己。

结果，虽然选美在美国历史悠久，几十年来很多选美比赛赢家也试图转型好莱坞，但更多是依靠后来的努力，而不是选美比赛的现成资源。

其中最著名的比如“黑珍珠”哈利·贝瑞、“神奇女侠”盖尔·加朵，但没几个人知道或者在意她们选美冠军的身份。

2000年之后，“选美”在美国的人气越来越低。懂王特朗普就是专门办选美比赛的，连第二任妻子都是选美冠军。

1996年~2005年间，特朗普集团包办了“美国小姐”和“环球小姐”两大选美赛事，结果是特朗普6次破产，最终将比赛举办权卖给了别人。

固执如懂王都割爱了，可见以“美”这个肤浅要素为核心的选秀，虽然有话题、有热度、能炒作，但容易疲劳，真不赚钱。

资本当然不干了，于是迭代也就是从此开始的。

2001年英国电视台推出选秀鼻祖节目《流行偶像》，首届落幕便挖掘出了三名歌坛优质偶像：威尔-扬(Will Young)、葛瑞-盖斯(Gareth Gates)和达拉斯(Darius)，一时间偶像旋风席卷全球。

美国FOX广播公司眼前一亮，以7000多万美元买下节目版权并加以适当改编，这就是被誉为“世界流行选秀节目教母”的《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 ）。

《美国偶像》从2002年起每年举办一届，目的是发掘新一代的美国歌手，获得冠军的选手即可获得一纸价值百万美元的唱片合约。

多年来，《美国偶像》一直是FOX春季档的收视利器，连续十一年高居季度收视统计榜单前列，被誉为“美国真人秀之王”，吸金能力压过了其他电视、电影。

从选美到选艺，这下，一条“明星流水线”、收视率印钞机立马打通了。

3、选什么都不如直接圈钱

2003年8月，在湖南广电背后的资本推动下，一档大型无门槛音乐选秀《超级男声》在湖南卫视娱乐频道上线，两周时间，省内报名人数从几百人增加到两千多人。

中国这次走在了世界潮流前沿。

2004年，第一届《超级女声》推出，增加了武汉、成都、南京三个赛区，成为暑假期的全国性活动。

2005年，《超级女声》参赛人数超15万，决赛收视率超过了新闻联播，掀起一场全民大狂欢，甚至直接让赞助商蒙牛的早餐奶销售额翻了十倍。

《超级女声》现象级爆红，湖南卫视趁机成立负责明星包装、品牌宣传的天娱传媒，全面进军娱乐业。

那个夏天，年轻人拿着小灵通纷纷给自己的偶像短信投票，湖南卫视盆满钵满，上下游产业链收益超过十年，中国娱乐产业的“财富密码”被发掘出来。

一时间，各类综艺选秀节目层出不穷，连央视也借力春晚的舞台，推出了草根选秀节目《星光大道》。

但这场造星运动很快出现了一个老问题:

选秀明星往往昙花一现，绝大多数，怎么捧都不红。

从超级女声、快乐男声、超级星光大道到中国好声音等等每年换着不同的节目不断地举办，也出了李宇春、张靓颖、周笔畅、薛之谦、张杰等等热门明星，但能够延续产业繁荣的新星似乎越来越少，大众耳熟能详的都是老面孔。

还有很多剑走偏锋的，比如，大衣哥（超级星光大道第五名）这样的并没有找到合适发展道路的选手，完全变成了草根网红。李玉刚，更是从选秀明星走上了国家表演殿堂，基本与娱乐圈划出界限了。

即便门槛高一点的专业歌手选秀，比如《中国好声音》，现在也已经播到第七季了，红遍全国走向世界。

可是，越到后来风头全给了导师们，选手中如今只有张碧晨依旧活跃在头条，第一届冠军梁博则更加低调，，完全没有一档全民现象级王牌节目出身的痕迹。

要知道，选秀明星的火热毕竟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背后还有一堆娱乐公司等着包装明星，一堆资本等着圈钱，选手不红怎么能行呢？

于是更加粗暴的新模式又出来了。

2018年开始，参考高度内卷化的韩国娱乐圈一档王牌节目《produce 101》，《偶像练习生》、中国版《创造 101》等“流量节目”带火了“偶像养成”题材。

与过去着重渲染选手个人的能力、经历不同，此类节目“选手”只是一锅食材，如何制造热度与流量，炒热炒熟成一份快餐，快速推向粉圈、推向市场，完成一波收割才是重要的。

毕竟每个选手身上都倾注了一家资本的资源和钱，而选手的成绩，决定了投资人的资本能否增值。

随着短时间集中喷发的一波波快餐化“偶像养成”，练习生们质量不断下滑。破音、跑调，跳舞不齐、挤眉弄眼，活脱脱从选偶像，变成了学校联欢会。

观众越来越不买账，参与度越来越低，职业粉丝、微博评论、秘密成团、虚假热搜，一整套造假流程，就成了拉赞助、拉投资、收割粉丝的必须。

“倒奶打投”，不过是“假投票、割韭菜、赚快钱”的一种必要浪费而已。

但这一波资本还嫌赚得不够多，于是就有了“对赌协议”。

比如我们的“国民锦鲤”杨超越，身上就背了经纪公司三年七千万的对赌协议。经纪公司先以9600万把60%的股票卖给另外一家公司，如果杨超越三年没能赚够七千万，经纪公司就会一分没得失去全部股份。

这期间，杨超越赚的钱，只有30%给经纪公司，其中6%才是杨超越的。也就说是，杨超越一年赚了6000多万，真正到手也才360万，算上纳税，就更少了。

比起完成资本家变身的郑爽，杨超越完全就是被高比例剥削的打工人，赚的钱都给了资本，没见多少真正投入在演艺水平的培养上。

深受打工人欢迎的超越妹妹，终究不过是资本家用完即弃的镰刀而已。

戏班子也好，明星制也好，选美、综艺选秀也罢，本质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但站在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看法。

观众眼里，谁让我开心我就选谁；选手心里，谁本事更高谁应该就红；但在资本手里，谁能来钱就捧红谁，最好是不必培养艺人、不用服务观众，只要动动手指，钱就来了。

2019年，中国偶像养成类选秀节目的“韩国爹”——《produce 101》的节目制作人安俊英、发行公司Mnet战略内容事业部部长金容范等数十人被立案拘留，安、金两人被移送至检察机关。

原因，简单来说就是这两个人为了利益操纵排名，牵涉金额上亿韩元，把特别喜欢偶像产业的韩国国民玩得团团转。

观众老爷们看你综艺选秀，是来消遣娱乐的，不是被玩的。岂能容忍资本家站着，甚至躺着都能把钱挣了？

没了你张屠户，就要吃带毛的猪？

一刀切，切得好，该切！

参考资料：

吴睿鸫.不可纵容“打投”乱象[N].人民公安报,2021-05-13.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