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阳县韩城革命史（十三）韩城官庄的反抗斗争

韩城以东4公里的官庄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建立了中共党支部,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后因国民党破坏,转入低潮。抗日战争爆发后,党组织得到恢复。

1938年秋到1940年,中共宜阳县委书记邵文杰、县委宣传部长兼三区区委书记张惠生多次来到官庄,在这里发展党员,办党员训练班,办农民夜校,提高党员和群众的阶级觉悟。在县委、区委领导下,,官庄党支部也积极开展了反压迫斗争。

官庄是个大村,有两个保。其中有一个保长叫周天祥。他平时任意摊粮派款欺压百姓,引起群众不满。1939年7月,上边要壮丁。按当时的规矩,弟兄多的先出壮丁,弟兄少的晚出壮丁,孤子可不出壮丁。全保出壮丁排有次序。本来轮到保长周天祥的三弟去当壮丁,可是周天祥不想让他三弟去,强行把甲长杨克振抓去顶替,引起群众极大愤慨。

党支部把这一情况向区委书记张惠生汇报后,张惠生说:“要抓住这一事例,发动群众对周天祥进行斗争”。这时,在周天祥这个保的7个甲长中,有杨和尚、张风午、马元三个是共产党员。在张惠生亲自指导下,党支部决定由杨和尚出头,发动甲长们和群众到区部告状。因杨和尚是大老粗,张惠生担心他见官害怕,说不到理上,就在事先一个夜晚进行了演习;由张惠生装做国民党区长,杨和尚是原告,赵丙彦装作被告(即周天祥),演习几遍。张惠生感到满意了,就让杨和尚带领40多人到位于韩城的国民党区公所去告状。

后区公所传周天祥到区里过堂。经过一场激烈舌战,说得周天祥理屈词穷,低头认罪。替他辩护的联保主任冯金邦见势不妙,就溜了。结果在群众强烈要求下,区公所分别撤了周天祥和冯金邦的保长和联保主任职务。不久,官庄党支部书记王振华和党员杜安俊被委为官庄东、西保(56保、57保)的保长。这样,党支部掌握了官庄村的地方政权。

党支部掌握政权后,想方设法与恶势力进行斗争,维护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利益。1939年冬,他们成立了公开组织“农林会”(国民党当局提倡成立的组织),目的是看护庄稼、林木,维持农村秩序的。但是他们可以利用这个组织团结广大民众与土豪劣绅进行斗争。同时他们又成立了秘密组织“长工互助会”一方面互助互济,另一方面可以联合起来与地主进行斗争。

这时,一些地主豪绅依仗权势经常不出杂差。每次上边派下来杂差总得分给大家,让大家替他们负担。这样就形成了富裕户不交差,贫困户多交差的不合理现象。共产党员担任保长后,根据党支部的意见,他们对交差办法重新作出规定。即按各户“银两”多少摊派杂差。“银两”多的多交,“银两”少的少交，无“银两”的(赤贫户)不交。(银两”是国民党当局衡量某一户房地产多少好坏的尺度。凡“银两”多的都是富裕户,无“银两的是雇农、佃农)并把这种新规定经“农林会”讨论通过,向群众公布,群众一致拥护。

有一个地主叫杜发显,他地多粮多财产多,因此“银两”多。但他依仗他一个儿子是国民党方城县长,与本县官府相勾结,经常不交杂差。新规定公布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到官庄村收军粮,保长杜安俊(共产党员)按每户的“银两多少分派了各户应交的军麦数,给杜发显分派了1500斤小麦的任务，杜发显和往常一样顶住不交。杜安俊把其他户的任务收齐,又去催杜发显交粮，他仍不交。杜安俊把杜发显带去见中央军连长,报告了杜发显顶住不交军粮的事。中央军连长大怒,用手枪对着杜发显骂道:“别人都交齐了,你他妈的竟敢抗交军粮，再不交我毙了你!”杜发显吓得两腿发软,战战惊惊地忙说:“我交,我交”。他乖乖地交出了1500斤小麦。

又有一次,上边派杂差款,有个豪绅叫赵昆汉,他仗其弟赵云生在第一战区长官部任上校参议,顶住不交杂差。杜安俊就带人去把他家的大树出了两棵抵了杂差款。1941年夏,由于国民党当局加紧反共,为保存力量,中共宜阳党组织区委以上干部奉命撤往陕北,革命再次处于低潮。

1942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初二日)官庄党支部书记王振华和党员王宝善被捕。在失掉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官庄共产党员自动在张凤午家开会,选举张风午任支部书记,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42年夏,在大地主杜发显的支持下,杜乾当上了保长。杜乾依仗杜发显的权势欺压百姓,横行霸道,民愤极大。

党支部领导党员发动群众,总结杜乾的恶迹,由杨和尚(甲长,共产党员)出头,到国民党区、县、专署告状。最后又到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告状。经过几个月的周折,终于迫使当局把杜乾的保长职务撤掉,使人心大快。官庄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对恶势力进行反复斗争,有力的维护了群众的政治经济利益,受到了群众的称赞。

故都韩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