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聪、傅敏两兄弟的选择

一、哥哥傅聪（英国籍）知名华人音乐家，今年12月28日英国死于新冠病毒，终年86岁。

傅聪1954年公派赴波兰留学，第二年参加萧邦国际钢琴大赛，获得第三名和“最佳马祖卡演奏奖”，成为首位在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音乐家。1958年其父傅雷被打为右派，傅聪被通知提前结束学业回国，等待他的可能是从此再没机会登台。那年12月，傅聪取得英国驻华沙领事馆的签证，登上了去英国的班机。国家困难时期公派留学波兰，在中国大使馆阻止无效后飞去英国，被英媒大肆宣传，标题就是“中国著名钢琴家叛逃伦敦”。

傅雷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自己倾注大量心血教育而成的儿子，为何竟然跑到了“敌国”。家与国，亲情伦理与国家伦理之间形成了紧张的对抗。整整两天两夜，傅雷不吃不喝米粒未进，就那样气若游丝地躺着。这是傅聪对傅雷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我们看《傅雷家书》也可以发现，从1958年到1959年，傅聪与父母之间的通信中断了一年多。直到1959年10月1日，朱梅馥才写信给傅聪道：接到此信，赶快写信来，只有你的信，是我同你爸爸唯一的安慰。据说，这还是夏衍帮忙将傅雷家的情况转达给领导人，他们才得以恢复通信。

傅雷在信中这样告诫傅聪：你既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好多话，妈妈已说了，我不想再重复……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你既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为了身体，为了精神，为了艺术，为了国家的荣誉，你都不能不大大减少你的演出。为这件事，我从接信以来未能安睡，往往为此一夜数惊！

在傅雷的教育之下傅聪立下了“三大原则”：不入英国籍，不去台湾，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傅雷嘱咐傅聪：“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做音乐家，最后才是做钢琴家。”（傅聪2014年1月来新加坡公演，他当时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自己在做人处事方面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可见父亲的教诲多年后仍在他耳畔回荡，这是后话。）

到了1964年，为了得以继续留在英国，傅聪最终还是加入了英国国籍。这对傅雷来说，无疑是傅聪给他的第二次打击。得知这个消息的傅雷，近乎绝望，倒不是害怕自己被怎样，而是意识到傅聪可能永远回不来了。傅雷和傅聪之间的通信又中断了好几个月，傅雷在给傅聪的信中这样写道：

再彻底的谅解也减除不了我们沉重的心情。民族自尊心受了伤害，非短时期内所能平复……我们知道一切官方的文件只是一种形式，任何法律手续约束不了一个人的心——在这一点上我们始终相信你；我们也知道，文件可以单方面的取消，只是这样的一天遥远得望不见罢了。

临终时的傅雷并不平静，他想到了远在英国的傅聪。在遗书中，他这样写道：“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傅聪，是他倾注了毕生心血的长子，然而，在别人眼里，这个他最感到骄傲的儿子，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弟弟傅敏成为人民教师，已经退休，仍然健在，今年83岁。

相比傅聪的偶像光环，弟弟傅敏则显得默默无闻。傅敏从华东师大高中毕业保送到北京外交学院。1958年父亲被划为“右派”，1959年秋天北京外交学院忽然把傅敏作为“代培生”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外交家之梦从此破灭。1962年大学毕业生，竟然没有一个单位敢要他，是北京女一中老校长挺身而出，“这么个高才生，你们不要，我要”，傅敏才有了落脚处和工作。

大家只知道傅雷自杀了，却不知如今活下来的傅敏自杀过两次。当年，傅敏因为在一封信中讲述了对文革的种种不满，便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傅敏被关进学校的“土班房”后，被打得全身浮肿，面目全非。于是在一次上厕所的时候，他决心跳河自尽，却没有淹死。被红卫兵发现后，他又拼命往墙上撞，却被人救起，送入医院。由于他的身份是“现行反革命”，医生在给他缝头皮的时候，连麻醉针都不打。傅敏忍着剧痛，被缝了十几针，一声也没吭。“反革命”是没有自杀的权利的，自杀就意味着逃避革命，是罪上加罪，是“妄图以自杀对抗运动”，面临的只能是更严厉的处罚。傅敏被红卫兵拖回学校，又是一场接一场的批斗。傅敏痛不欲生，再一次趁上厕所的时候，试图触电自杀，依然未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傅敏在身体上遭受的痛苦远甚于傅雷。

傅敏遗传了父亲傅雷那种做事的执着，同样还遗传了傅雷那一身硬骨头。家破人亡、恋人分手、长期批斗，傅敏独自在无尽的黑暗中忍受着国内知识分子们所能遭遇的种种困苦。

改革开放的1979年，傅敏去英国探望亲人兄长傅聪，所有人都以为他会一去不返，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却选择了回国继续做一名中学教师（北京七中教英语），他还直接向学校提出两点要求，第一，不当任何“长”（出国前他是该校外语教研组组长），以集中精力钻研教学；第二，要办离婚手续（1974年傅敏结婚，其妻后去美国未归）。离婚后没房子，请求在学校里住宿。

“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对中学教师工作平凡而伟大的意义毫无认识。当时，《世界文学》的主编陈冰夷找我爸爸，想把我调走，结果爸爸说：‘他工作得很好，也很安心，不要去干扰他，引起思想上的波动。’就这样，我一直在中学教英语。”傅敏说：“如今，我是有20多年教龄的中学教师了。我深深地爱上了自己的职业。中学教师是很光荣的，是灵魂的工程师，是神圣的职业。在英国，他们的中学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的，教材也编得好，可惜教师缺乏事业心，缺乏高尚的献身精神。他们教书是为了赚钱，上课时学生听不听他不管，一看手表，到了时间，课没讲完也马上下讲台回去。这一点与我们中国很不一样。出去一年，我真感到我们中国的中学教师是最好的教师。我们中国有些中学教师为了培养学生，不计时间，不讲报酬，工资虽然低，可是命都舍得豁出去……我为做一个中学教师而感到自豪。在外国人面前，我总是很响亮地说，我是中国的一个中学教师！”

他的坎坷人生和他在苦难中始终没有泯灭的正直和善良感人至深。

图为傅聪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