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一个不愿多言，只一心想用文字构建故事宇宙的时代“说书人”。

他善于用冲击力极强的色彩语言去展现小说里那个诡谲的世界，在《红高粱》中人们会听到“喇叭里飘出暗红色的声音”，在《木匠和狗》中人们会看到“绿油油的血”；

而通过《檀香刑》中的那句“白太阳猝然变红”又几乎能在一瞬间带给人们震颤，就如同真的看到了小山子人头落地时的惨烈景象。

充满艺术性的想象，使得莫言笔下流淌的每一个故事，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抹奇异与瑰丽的基因，带给人一种强烈而又似是而非的真实感。

当故事的脉络循着历史的车辙缓缓向前推进时，无论何种艺术化的处理，都会让人有一种朦胧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可能源自莫言自身的经历，源自他身边的人们，或许更多的恰是源自曾经那个他切实走过的时代。

莫言笔下的故事所讲述的，往往是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或政策命题下的小人物的喜怒与哀愁，从身为亲历者的个体角度去解构一个时代，甚至是去揭开一个时代的假面，假面与血肉粘连，怪诞魔幻却又凸显真实。

“批判”类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坛中都是较为常见的存在，但唯一不同的在于，莫言决绝地立于时代背面，将连片的野草和碎落的岩石，这些他曾在年少时“用耳朵阅读”到的一切用怪诞的方式讲给世人听。

莫言身为先锋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其文字与其他文学作品只不过是流派不同而已，两者本应平等而视，但现阶段主流文化仍占领学界高地。虽然随着国家的开放与文化包容程度的提高，中国文学界逐渐趋向百家争鸣的向好态势，但纵观各类言论，却好似独独容不下一个莫言。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中曾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我们都知道，古代文人最常出现的情感状态便是怀才不遇，但这其实并非古时文人的专利，而是在任何行当都可能出现的心理状态，只不过文学界尤甚。

人们常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就很好地解释了“文人相轻”的原因，即自古文章的评判标准都是主观感性的。所以面对同一篇文章会有人赞美亦会有人厌恶批判，当然除此之外也免不了会有人有“酸葡萄”的心理，这些按常理而言都是正常的。但身为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家莫言，却遭受了长达八年的批判甚至谩骂。

早在莫言获诺奖的掌声尚未停息之时，张闳、蒋泥、陈桂婷等四十余位文学评论家和大学教授联合编著了一本厚厚的书籍——《莫言批判》。这本书对莫言和诺奖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书中多数笔墨都用来列举和抗诉莫言作品的“九大罪状”，其中控诉的内容不乏有“醉心于性描写”、“放逐道德批判”和“叙事不知分寸”等背离主流文学创作的所谓“出格之举”。

其实任何作品都绝非是完美的，在它允许被授予鲜花的同时，也应当做好被投掷石块的准备，所以无论何种声音都应当也必须要允许它的存在。

文学可以被批评，但文学批评要独立于宣传之外，如果妄图将文学批评异化成一个舆论的战场，并以此达到某种宣传目的，那么这个所谓的“批评”本身就值得被批评。乔治·奥威尔曾说过：“如果你不认同一本书的结论，那么你就很难认同他的文学价值。”

但总有些人的批评并非是建立在对于结论的不认同上，而是自己先创造一个结论，然后再带着已有的偏见，去书中寻找零碎的片段对结论加以佐证，这一通操作让某些西方媒体直呼内行。同样，资本世界的运行法则和这些抱有偏见的人们的想法一样，都充斥着简单的非黑即白，即妥妥的二元对立论。

大部分的人认为莫言作为中国人获诺奖是为国争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莫言是在丑化中国人和卖国，而莫言最终却靠着卖国的作品获得了诺奖，所以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莫言为了获得诺奖不惜卖国，是个彻头彻尾的跳梁小丑。人们根据此等漏洞百出的所谓推论，立即便展开了对莫言的口诛笔伐。

针对这套论调，且不说这套逻辑链环节是否严密、推论是否吊诡，单去思考其中所蕴含的各种“潜台词”，就已经让人感觉多有不适了。这套逻辑不仅是在否定莫言个人及其文学作品的价值，更是对诺奖的贬低，以及对众多竞选诺奖的优秀作家的无声嘲讽。

曹丕所言的“文人相轻”，其基本含义是指“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此类文人起码有自己的长处，顶多多了些文人特有的傲气与怀才不遇，但若只是为了吸引眼球和搅乱舆论所做的所谓“文学批评”，那则大可不必。

应激性爱国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和综合国力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发展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我们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硬生生拼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从2008年惨烈的广州春运危机，到世界上响当当的“基建狂魔”；从被迫处处仰人鼻息的代工大国，到引领5G创新的科技强国。

中国走过的路，每一步都浸透了艰辛，但也充满了坚定。此时的中国，在阅兵时我们的飞机早已不用再飞第二遍，而中国的外交官们也终于有底气夺回属于我们的国际话语权，并在面对美国刁难时说出那句震惊世界的话：“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

中国的本意并非震惊世界，不卑不亢地平视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的态度，我们相信从今日起平等对话必将成为外交对话的新常态。

曾几何时，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曾用一句：“这盛世，如您所愿，山河犹在，国泰民安”致敬周总理，而这句话也令无数中国人泪目。随着祖国的发展，人们的爱国热情也逐年升高。但非理性的盲目爱国使得一些人产生了一定的应激反应，但凡是描述中国不好的内容，他们都会如猫儿般跳起反驳。

中国不容许诋毁与抹黑的行为存在，但却也秉持开放与包容态度。对于恶意侮辱国家的行为定是要坚决反对，但对于因为文化和观念不同而产生的不予认同大可不必草木皆兵。现如今，网上常会出现“外国网友是如何看待中国的XXX”的视频与调查，其调查用于了解不同的观点，本身是没有错误的，但在评论和弹幕区中却总会出现一些应激性的爱国主义言论。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特别在意外国人的言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缺乏文化自信的体现，只有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才能对自身文化达到一个更深入的“全息化”认知。当周遭充斥着的都是大量的同质化内容和观点时就要小心了，唯有跑起来才会有风，同样唯有不同的观点不断相互碰撞，真理的光辉才会愈加熠熠生辉。

这就如同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的演讲中所提到的那个道理：“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只有以公平的眼光看待莫言的作品时，结论才不会跑偏，而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讨论才更有价值。

当摆脱应激性爱国时，或许才是真正从内心认可和热爱祖国的开始，而允许“莫言”们的存在，或许才是祖国真正树立起文化自信的印证。

其实，自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其文学作品就一直被学界的各类人士分析研究并加以批判，除却上述两点原因外，还有个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重要原因，那便是逐渐陷落的“舆论陷阱”。

在如今的网络时代，人人都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信息源发表观点，使得信息的来源纷繁且多变。除此之外，在如今这个信息交流以分秒为计量单位的时代里，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动都有可能产生“蝴蝶效应”，纵使是一个简单的控评操作都有可能带来无法估量的舆论冲击。

其实，进一步研究发现造成“舆论陷阱”的深层次原因是源自“后真相时代”的来临。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独有的“政治正确”，即凡是符合自己思想、立场、态度和偏好的事情便可视为真相，假的也是真的；否则都是假的，真的也是假的。

然而这种所谓的个体的“政治正确”是经不起游说和动员的，在这个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就能较大程度影响民意的“后真相时代”中，因为某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带节奏所引发的“舆论战”更是屡见不鲜。

我们每个人都被时代裹挟着向前，我们促进着时代的发展，时代也在塑造着新的我们，在这个的“后真相时代”里，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亦都无法避免其所带来的冲击。普通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站在聚光灯下又头戴“诺奖光环”的作家莫言呢？

但面对各种舆论冲击，莫言却表现得十分平淡与坦然，他任凭恶评袭来，却并不反驳，他只是低调又谦逊地说，他是一个作家，最好的说话方式便是写作，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