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库老故事」法库历史上的民间教育

辽、清两朝，法库地区民间教育比较兴旺发达。

（1）辽代民间教育

辽时法库地区居住的主要是契丹民族。契丹民族不定居，“铠甲天下，车马为家”，到处游牧、征战。因此，当时的教育以骑射为主。父传子，兄传弟。这就是辽代简单的家庭式教育。这种教育在辽代是很普遍的。

法库地区又是契丹贵族聚居的地方。现已发现头下军州和州县城遗址十余座。这些遗址当年住着辽朝的国舅、重臣等贵族。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和仕途之需要，他们不光学骑射和武艺，而且还要学文化。1976年在叶茂台镇西山发现的辽朝北府宰相萧义墓中，出土一幅《出行献食图》，画面上画着两个侍人，身穿契丹民族的长袍，腰间系带，足蹬软靴，头上梳着契丹民族特有的发型一一髡头。二人手捧酒食，桌下放着旅行用的包裹，在桌面上放着一函线装书。从画面上可以看出侍人正为主人出行准备携带的食品和物品，其中有一函书籍。从契丹贵族喜爱读书现象，可以想象到当时辽代贵族的教育情况。

契丹族是一个善于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的民族。特别是贵族学的知识很高深。萧义墓志中有这样的记载：“诗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谓元舅之宗，产奇隽也。礼记曰：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谓享嘉之会，登辅弼也。易义曰：鸿羽为仪，峨峨清远，谓君子之人，知进退也。传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谓仁爱之心，念劳旧也。”可见契丹族对《诗经》、《易经》、《礼记》、（左传》学习之深，引用之广，从此可窥视到它的教育程度。

柏家沟镇前山村出土的萧袍鲁墓志中记载，辽北府宰相萧袍鲁“好谈王霸之言，尤尚政刑之学。自比管、乐，孔明夙负于壮图。”这说明萧袍鲁对《经）、《史》的研究有一定的深度，从他自比管仲、乐毅、孔明，可以看出他受教育的程度。

（2）金元、明代的民间教育

法库地区金代、元代的教育不如辽代，明代基本荒无人烟，到后金时，属于重新开发地区。文化教育很差。由于正处在战乱时期，青年要去当兵，加之民族传统习惯的原因，当时还是以学骑射、武术为主。

（3）后金和清代的民间教育到了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法库地区住户逐渐增多，经济得到一定恢复和发展。因此，教育也开始复苏。除了进行骑射、武艺教育外，还要进行文化教育，办起了私塾。当时法库地区无论是占山户或后来户，多数编入八旗，成为旗人。清朝制度“旗不点元”，即旗人不参加科举考试。所以私塾是普及性的，课程设置除了《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古文观止〉等，还要学习《庄农杂志》、《名贤集》、《千字文〉、《孝经》、《朱子治家格言》等实用书籍。这时私塾有散馆和专馆。“专馆”是独家办的，请塾师一人，教本家的子弟；“散馆”是几家合办或由塾师在自家办的，教几家的子弟。

清朝中叶以后，又规定部分旗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这就大大地调动了旗人学习和办教育的积极性，很多旗人子弟入私塾读书。加之汉族的增多，教育进一步兴旺起来。这时的私塾分两种：一种是以科举为目的学馆，是高级的；一种是以识字为目的普通学馆。故这时法库也有了文举人、武举人和秀才。如徐三家子徐武堂是举人，半拉山吴姓考上武举人，南土城子信姓和蛇山沟杨宇霆考上秀才等。

（4）民国时期的教育

到了清末和民国初年，中国的教育有很大发展。相比之下，法库的教育仍然是落后的，在这个时期曾出现个发人深思的故事。大约在民国初年，今秀水河子镇喇嘛营村，全村数十户人家，只有一个刘先生识字，写信看信都请他代劳。一年隆冬季节，村民张老汉接到封信。老汉揣测是在外多年的儿子捎来的，急忙去找刘先生看信。不巧刘先生到外地串了门，得十几天才能回来。老汉心情急切，只好拿信到秀水河子请人给读。当念完信后，天已黑了，还下了大雪，回家途中，一不小心跌进沟里。老汉将要冻死时被过路人救回了家。这件事，使村人认识到没有文化不行。于是村人推举代表到县里找人，请求县里派教师到喇嘛营办教育。县里请了家住卡拉营子有名的教师陈景韶。陈到县里后，县将拟派陈景韶到喇嘛营教书的决定告知他，并把张老汉冻僵之事讲给他听。陈先生听后很受感动，连夜回家，准备第二天就去上任。到家后老伴问他被派到哪里教书，陈先生沉吟片刻说：“辞罢官邀出县城，抵家时已夜三更，妻呀何必频频问，秀水河西喇嘛营”。因为这个故事感人，所以这个故事和陈先生的诗在法库一直流传至今。

（5）近代的私人办学

法库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振兴法库，必须办好教育，在人们对教育认识不足的情况下，法库于清末民国初年成立了劝学所，还创办了简易师范，开始由私塾向公办学堂过渡。

任庆泰

在私人办学方面，较突出的是四台子村任庆泰，他独资为家乡办了一所小学。村人为其树碑刻石，立于校庭。碑文曰：“于清光绪中叶，独立出资，设立义塾，……义塾改为学堂，男女分为两校，建筑校舍，购置校园……”。还有教会办了一些学校。天主教办了私立志广小学，基督教办了私立崇德中学，王爷陵民办光远小学。这些私立学校，无论是师资和教学都是高水平的，不仅为法库培养出众多的人材，而且为法库后来的公办教育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在私人办学方面，另一个比较突出的是杨宇霆创办的平治学校。杨宇霆除自己带头捐资外，还向在外地做官的法库籍人征集资金，如洮昌道尹、奉天省议长、东三省官银号总办李友兰，广信公司总办张霭如，榷运局长靳造华，县长任化亭等都捐助了资金。共筹集资金40万大洋，办起了平治学校。

1925年学校初创时，有初中四个班，小学六个班。1926年开始有高中班。1928年8月增至高中四个班，初中八个班，小学八个班。

为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杨宇霆不惜重金聘请高水平的师资。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阅宝海和刘宗汉、北京大学毕业生、理学士杨荣久和王定、齐鲁大学毕业生李仲华、汇文大学毕业生王子明、晚清拔贡徐焕章、陆军少校姜继昌等均聘为该校教员。这些教员不仅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而且思想进步，爱国心强。在当时东北各地中学中，能聘到如此优秀师资，实属罕见。师资的高水平，带来了学生的高质量。平治学校第学期毕业生全部被东北大学、冯庸大学录取。以后各期毕业生也有很多考入名牌大学：协和医学院、唐山交通大学、东北讲武堂、南满医科大学等。毕业后，他们在教育、工程、医学、经济等系统均有建树。1931年“九・ー八”事变后，一部分学生投身革命，有的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如冯基平曾任北京市委副书记；有的参军参战，奔赴抗日第一线，杨家梓在南京保卫战中壮烈殉国。

平治学校从1925年创办，到1929年1月因杨宇霆逝世，经费无着，停办，虽似昙花一现，但其意义深远，成绩卓著。她不仅为国家培养了众多的人材，而且为法库地方教育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作者：温丽和 郭耀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