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外卖并不一份自由的工作，算法的管控更残酷

有好多人宁愿送外卖也不进工厂，他们认为送外卖是一份自由的工作，但这种自由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在逃离了生产流水线上管理人员有形的管束后，反而被困在无形的算法的监控中。拨开算法的迷雾，外卖骑手的困境反映的其实是愈发个体化的，并且不断脱离监管的劳动权益问题。

由于外卖骑手的工作是劳动密集型的，在空间上是分散的，而且他们作为原子化的个体和平台之间的力量关系是不平衡的，因此他们往往被认为缺少议价能力，难以在骑手之间建立社会关系，形成共同的身份认知，并组织发起集体行动，这是算法的极限控制能够畅行无阻的根源所在。

平台经济本质上是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包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它的生存与扩张主要依赖高资本投入与低成本运营，这一内在矛盾决定了平台企业不但不会承认与骑手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及其相应的雇主责任，更会通过削减单价、制造“赶工游戏”来提高骑手的劳动强度与速度，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必然导致劳动条件的恶化，推高社会风险。比如上海公安机关今年已经查处4.3万多起外卖骑手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这些交通事故给行人和骑手自身都带来伤害。

作为原子化的个体，骑手在遭遇平台企业日益精准的算法控制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结，形成有组织的利益团体，才能在与平台企业、消费者、政府监管部门的沟通、博弈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果得不到来自外界的更多帮助，骑手们在面对日常工作中的困境时往往会采取自发行动。根据对媒体报道的非正式统计，从2018年1月到现在，已经发生104起外卖骑手发起、参与的集体行动，主要诉求是加薪。其中一个案例发生在今年5月16日，河南省三门峡市数十名外卖骑手公开抗议新上任的代理商从外地带来约100名员工，导致老骑手能抢到的外卖订单大大减少。据骑手提供的资料，以往每天12点到1点的点餐高峰期，每名老骑手能接到17张单左右，但自从外地骑手加入后，高峰期每人接单量急降至5、6单，导致骑手都在街头苦等，严重影响工资收入。另一方面，代理商要求骑手重订劳务合同，当中未见任何有关薪酬的内容，骑手们的工资则由以往每单5元，下降到约4元。

在结构性的限制条件下，外卖骑手的出路大致有两种，其一是借助社交媒体在配送平台之外建立自己的社群团结网络，纳入不同区域和平台的骑手，作为线下有形组织的替代，通过讨论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形成有一些有约束力的共识，对平台企业发起诉求；其二是诉求消费者的支持。消费者是平台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他们一方面直接参与对骑手劳动过程的监督，通过评分系统对骑手的服务进行反馈，其结果会影响到骑手的日常收入；另一方面也是平台的监督者，他们的信任是做出消费选择的必要条件，因此平台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营销成本来留住消费者，这一点在现有的研究和讨论中往往被忽略了。

按照国外“消费者运动”的假设与实践，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道德标准有助于推动企业改善劳动条件。所谓的道德标准是消费者认识到自己购买的产品或服务是否会对生态环境、动物保护、以及工人权利等带来影响。如果他们相信自身的消费会带来不利的社会后果，就会选择不购买这些产品和服务，或者愿意出高一点的价格购买符合自身道德标准的东西。

哪一类消费者最有可能在消费过程中做出道德选择呢？国外的一项跨国研究描绘了这个群体，她们更可能是女性，年龄在30-44岁，城市居民，受教育程度相对高，政治态度进步。但是这个群体对平台工作的态度是否仍保持道德选择呢？尽管对这一点的学术研究比较少，但澳大利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无论是不是平台APP的消费者，都会关注工人的经济不稳定状况。

对消费者运动而言，平台经济两个特点可以用来作为倡议行动的发力点，首先，平台企业需要高度回应消费者的诉求，如果不同平台对骑手的行为表现出不同道德标准的差异，消费者就比较容易用较低的成本在不同平台之间做出消费选择；其次，平台经济的工作建立在消费者与骑手面对面的人际互动的基础上，从好的方面说，消费者可能会因为看到骑手的工作努力与困难而激发出理解和同情，从而更愿意支持骑手改善工作条件的诉求；但从不好的方面说，当骑手把对平台企业的不满宣泄在与消费者的互动中，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既损害平台企业的形象，也破坏消费者对平台企业的信任，从而影响消费选择。

总的来说，在一个劳资环境失衡的制度环境下，平台不但通过外包众包模糊的雇佣关系，而且利用算法优化加剧了劳动风险，技术进步掩盖了剥削，其本质还是现实生活中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权力不平等，特别是消费者也参与到平台对骑手劳动过程的监控之中。在狂飙突进的数字浪潮下，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作为社会底层的边缘群体无疑是最大的受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