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象学与中国民众的深层心理

星象学不仅在文化表层发生其影响，在诸如政治、军事、学术领域有所表现，而且因其为一种历史悠久而影响广泛的历史文化现象，终至对中国人的深层心理乃至思维方式发生了影响。这种影响经长期积淀沉淀，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定素质，尤其值得令人注意。以下我们简略提出这种影响的几项表现，与君共析。

第一，在星象学神秘深奥的外衣的迷惑下，古代中国人不曾意识到将科学与迷信区分开来，并进而驱除迷信，发展科学。

我们讲过，中国古代的星象学与古代天文学二位一体，但由于其以星象占测人事的非科学的目的和前提，导致中国古代天文学虽有长期连续的观测记录及不少相当精密的天象数据，但仍未能摆脱占星术的迷信性质的落后境地。若从原始社会算起，直到明清时期，其时间不可谓不长，但中国人迄未自觉到这层错误，且一直奉为天经地义，信服不已。

如果在人类认识的早期，科学与迷信的混杂乃一种必然而普遍的现象，那尚可以理解星象学与天文学的不分。但若到了近代以后，而仍执迷不悟，未有认识上的飞跃，那就不能不让人为之遗憾，慨叹其科学意识的迟钝了。这种将科学与迷信混淆不清的心理及认识，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普遍彻底地被人们克服或超越，否则就不能解释现在仍有不少人对荒唐无稽的迷信趋之若鹜的社会现象。稍微故弄一点玄虚，仍能使不少人上当受骗，这在今天并非新闻。此事固然有着欠缺科学知识的原因，但不可否认，它也是不知区分科学与迷信的意识之根深蒂固的表现。

第二，星象学导致中国人几千年的求知探索精神在思路上的偏歧及思维方式上的含糊。

从人类社会初期，人类还处于蒙昧状态之时，苍穹星空的变幻不定便作为一个巨大的未知之迷启发了人类求知探索精神。应该说，这是人类的本能心理，并是推动人类不断进步的永恒动力之一，是一种可贵的精神。但由于欠缺将科学与迷信区分开来的自觉意识，加上中国文化温和渐进的特性，中国人的这股求知探索精神从未能抛弃原始的蒙昧性，而是自始至终沿着一条偏歧的思路在蹒跚徘徊，同时导致其思维方式的含糊笼统，且缺乏对此的自觉。

所谓偏歧的思路，是指误认天有意志而针对人间善恶予以奖惩，因而迷信星象学之类方术便能认识这种天人关系，于是千百年来为探求这种天人关系而努力不已。由于不能祛除这些错误观念，总认为对天人关系就应如此努力追求，这便形成了一条偏歧的思路。

与此相关，由于观念及思路的错误，对于天人关系的思考，总是缺乏明晰分析和严密论证，以及严格概念和逻辑，久而久之，不曾觉醒以思改进，最终形成了一种前提自明而具体过程笼统含糊的思维方式。

所谓前提自明，即指关于天以及天人关系的观念作为整个思维过程的前提是先天自明，而未加论证的。以此自明性的观念为前提而展开的种种思考过程和方式则是笼统含糊，未以严格的概念规定和逻辑推理加以明晰分析和严密论证。这种思维方式虽也有论证，但往往是类比的，附会的，并非符合事物真正内在关联的。这种论述在星象学中，乃至思想家、政治家的著作和论文中随处可见，实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尽管今天人们站在现代科学和思想的基础上能够从中寻出诸如整体性、联系性之类的闪光之处，但这无救于整个思维方式的先天不足和历史性缺陷。

若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及在传统思维模式基础上发展不出来现代科学和思想。顺便提一句，正是由于这种偏歧的思路及含糊的思维方式，浪费和埋葬了许多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为那种徒劳的星象学探索和天人关系的追求做了梄牲。不是中国人不聪明智慧，而是其聪明智慧被其思路和思维方式断送了。当然，不是说这种思路、思维方式加上聪明才智毫无实际效果，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是其实际效果，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从人类发展的大局看，这种效果由于缺乏科学性、严密性和正确的致思方向而显出一定的局限性。否则人们就不会在今天还要讲什么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了。

第三，星象学影响人们把对国家政治、人生命运和社会状况的期待和理想置于错误的依托上，并由此造成了中国人的心理及文化的他人导向性，抑制了自我个性的觉醒及对自我价值和权力的追求。

人不是单独生活的，都是生存于一定的国家、社会之中，并都有自已的一生和命运。出于人之本能，人皆有追求幸福安定和自我发展的欲望和需要，并对此有着自已的期待和理想。但在中国古代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的期待和理想并不能顺利实现。这时人们的心理期望和需要便会转移而寻找替代物作为寄托。星象学以占测天人关系，预言未来变化为特色，便成了人们普遍信任的心理依托，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和实现的心理需要和理想，便在此找到寄托之处。古代中国人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心理依托物，只有星象学之类的方术堪胜其任。此种过程和结果在一代代的中国人的心灵路程中积久成势，渐而化为普遍的心理素质。

这种期待及理想的替代寄托，既成定势，便自然引起一种他人导向性，而使人们忘记了自我。任何社会中的人们的思维和行为，都受着某一种力量（观念的、风俗的）的主宰和引导。根据这种力量的性质是自我的还是他人的之不同，便可区分出两种对立的文化及社会心理：自我导向性的和他人导向性的。这种性质是一种文化或社会心理的普遍性质，一个人只要生活于这一文化或社会中，便不可避免且不知不觉地受这种性质的文化和社会心理的支配。若无外来异质文化或社会风俗的影响，无论其社会其文化还是其个人，一般都不会有质的改变，也不会有所觉醒。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于国家、社会、人生的期望和理想，既然不寄托于其自身的力量和价值，而寄托于那种外在的力量（如星象学宣扬的天人关系、宿命论）上，则其文化及社会心理的性质，就毫无疑问是属于他人导向性的。所谓他人，当然不是指某个具体的别人，而是指自我之外的某种存在，天、神、皇帝、清官、社会公理、人间公道、星象学等神秘方术乃至各种宗教信仰，都可成为这种意义上的“他人”。

以星象学为例，它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引导人们走向虚幻的依托，即便是帝王天子也不能真正自我导向，仍然拜倒于这种外在导向力量脚下，努力使自己的道德行为符合天意天道，否则也会受到天罚，重者身死国亡，荼炭生灵。在这种他人导向的深层力量的支配下，人们不能相信，可以不顾天经地义而独立自主地设计和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更遑论自我对社会和他人乃至整个人类的贡献。

这种力量内化为人们的普遍心理，外化为整个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形成超越时空的力量，使无数后来者成为它的牺牲品。所以人们很难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找到真正的觉悟者，而只能看到无数受此冥冥之力主宰而仍麻木不仁的芸芸众生。这也许是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逐渐丧失其生命活力的原因之一。中国人最爱讲天人关系，但天外有天，从来无人探测到这种星象之天之外的“天数”和冥冥之力，岂非莫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