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导向下的劳动力回流与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不仅要求产业兴旺，更要实现人的振兴，因此，引凤还巢，吸引外出农村劳动力回流迁移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乡村旅游有助于促进劳动力回流，但发展旅游并不必然引致劳动力回流，地方政府应因势利导，增强乡村的吸引力与宜居性，并制定合理的返乡就业与创业政策。

　　“强外流”与“弱回流”并存

　　我国正处于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之中，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大规模迁移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89%，较2010年提升14.21%，考虑到我国人口基数较大，近十年由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人口规模已超过2亿。然而，城镇化——尤其是大量流动人口依附于大型或超大型城市的“大都市化”——并不等同于农村人口的“市民化”。2020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5.4%，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3.89%）仍有差距。这一差距意味着部分农村劳动力进城市后无法享受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只能处于“半城市化”状态，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文化融入、社会融合、地方认同等问题不断凸显。

　　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在“强外流”的同时也存在着“弱回流”，他们不断地往复于城乡之间，形成了一种具有惯性的迁移模式。一方面，农村户籍人口在城市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在农村却享有宅基地和承包地权，这使得他们无论何时在农村总是有家可归的；另一方面，赡养与继承、落叶归根等传统的乡土文化仍未断裂，多数农村劳动力会在青壮年时进城务工，而在中老年时回乡务农，贺雪峰将此称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然而，这种模式却并不一定适用于“新生代”群体（学界多将1980年作为划分新生代与非新生代的时间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在文化素质上普遍更高，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群体受乡土文化的影响较小，与农村的联系弱化，对城市的认同感更高，并具有强烈的市民化意愿。但不可否认的是，部分新生代群体难以真正“嵌入”城市，只能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出现城市与乡村的“双重脱嵌”。

　　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迁移呈现出了循环往复的特征，城与乡的二元割裂使得多数农民工难以实现真正的“离土又离乡”。第一代农民工受家庭等因素的影响更倾向于返乡，而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则在留城与返乡之间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抉择。对于乡村地区，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乡村的文化衰退、空心化等问题亦不断加剧。因此，如何合理地配置人口资源，实现城乡统筹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议题。

　　“被动回流”向“主动回流”转变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旨在促进人口、资源等要素向乡村流动。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旅游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相比较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乡村工业，乡村旅游的发展是根植于乡村的，这种根植性使其既深度依托于乡村资源和乡土文化，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乡村资源的利用和文化价值的挖掘。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旅游发展不仅增强了乡村的经济活力，也为外出劳动力的主动回流提供了新的路径。

　　具体而言，旅游促进乡村振兴并引致劳动力回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旅游发展带动乡村产业兴旺，为返乡劳动力提供就业与创业机会，当地居民通过经营农家乐、家庭旅馆，出售特色农产品和工艺品等方式参与旅游并获得经济收益；其次，旅游发展推动乡村现代化建设，改善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环境，增强乡村吸引力（尤其是对新生代群体的吸引力），缩小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让乡村真正成为人们愿意在那里生产、生活和居住的地方；最后，旅游发展助力乡村文化振兴，重新挖掘乡土资源与文化价值，使乡村文化不再是现代化序列下的落后象征，而是承载着乡愁的集体文化记忆，增强乡村居民的地方认同，并促进外出人口回流。（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