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是指公元11世纪以后以西藏各教派先后形成为标志，在藏区广泛传播，并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到其他地区的（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1000多年来，佛教对藏族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教育，乃至生活习俗等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作为藏传佛教文化的主要载体，藏传佛教美术的历史脉络一直是史学界和美术界极其关注的话题。

布达拉宫

印度佛像艺术传入藏区之初，本土原始美术对它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以雍布拉岗宫壁画为例,画面上拥立聂赤赞普为王的情形和百姓庆祝的场面表明，当时的绘画技巧已从只能描绘动植物的阶段开始向人物描绘的较高水准发展。这都为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以苯教思想为主导的早期民俗美术对后来形成的藏传佛教艺术影响最大，如苯教神灵造型、图腾形制的影子至今依然存在于藏传佛教造像之中。因此，佛教造像艺术兴起之初外来艺术固然是主要因素，但是本土艺术因素的地位和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雍布拉岗宫

随着佛教在雪域的传播，佛教美术开始崭露头角并很快汲取西藏原始美术的养分，以一种全

新的藏传佛教造像面貌呈现在佛教文化之巅,藏传佛教美术梳理为以下几个分期：

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中叶是佛教美术在藏区的传入时期。

随着佛教被吐蕃统治阶层的正式接受，作为佛教传播的主要载体，佛教美术也从南亚次大陆、中国内地和西域传入藏区，由于跟本土宗教苯教的中突，佛教美术在这一时期尚处于萌芽阶段，传播范围很有限，主要在王室主持下的寺庙流传。其特点是早期寺庙建筑形制上，仿效印度模式，且模较小，主要是些“拉康”建筑，后期出现了规模相对较大的寺院，建筑形制在印度模式的基础上开始吸收周边其他地区的样式，并尝式注入本土元素。造像艺术方面，起初主要是域外佛像的引进，后期逐渐向本土风格的孕育阶段。

哲蚌寺

公元10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是藏传佛教美术的初兴时期。

随着佛教在藏区的再度兴起，佛教开始从王室走向民间，经过跟苯教的冲突和融合，佛教在藏区完成了其发展史上的藏化演变，全新的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具有本土特点的藏传佛教美术也开始孕育成熟，但在艺术风格上依然受到域外造像的强烈影响，藏西明显受到克什米尔艺术的影响，创造出古格克什米尔风格艺术。卫藏和藏东受到印度波罗艺术和中亚艺术风格的影响，产生“波罗一中亚”风格艺术。

松赞林寺墙顶壁画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藏传佛教艺术再次向内地传播，西夏成为藏传佛教艺术向内地传播的重要媒介。另外，唐卡艺术从装裱到表现形式有了新的突破，区别于绢画和纸画的唐卡正式形成。

呼和浩特大召寺大殿壁画

公元13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是藏传佛教美术风格成熟时期。

此时期是藏传佛教各教派大发展的时期。与吐蕃分治时期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寺院的功能不仅仅局限于宗教活动，而开始成为地方政治、文化中心，凸显政教合一的寺院功能。因此，寺院规模空前的庞大，寺院建筑的藏式风格更加明显，汉式琉璃、镀金屋顶成为重要建筑元素。藏传佛教绘塑艺术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展态势，并逐渐摆脱了对印度、尼泊尔技艺的借鉴与学习的束缚，开始形成全新的藏传佛教美术风格。藏传佛教艺术在内地的传播规模和渗透力度更加深入，汉藏佛教美术交流空前频繁，藏传佛教美术开始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丰富了中华民族艺术内容。

呼和浩特大召寺

公元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是藏传佛教美术繁荣时期。

随着格鲁派在全藏区取得政教领袖地位，格鲁派寺院如雨后春笋般遍布整个藏、蒙地，这些寺院建设和寺院建筑规模均达到历史顶峰。这一时期也是藏传佛教绘塑艺术发展史上的辉煌期，格鲁派寺院的大规模兴建和扩建给藏传佛区绘塑艺术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绘塑艺术很快达到全面成熟，一时大师辈出，风格迥异，在前代风格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将藏传佛教绘塑艺术演绎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藏传佛教美术由此进入一个全盛期。这一时期是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无论是寺庙建筑还是造像活动，其规模超过历代。尤其是清代宫廷藏传佛教美术创作从内容、题材、表现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丰富，其通过皇权的辐射力，影响直达东北、蒙古、新疆、藏区等广大地区。

呼和浩特大召寺

席力图召

20世纪中叶至今是藏传佛教美术延续与变异时期。

处于新时代的藏传佛教美术在延续前代传统的基础上，受到国际、国内文化氛围的冲击，特别是一部分新生代藏族艺术家开始关注国际美术、中华民族美术、现代美术等周围美术环境，试图借用新科学、新工艺、新思潮的影响，寻找新的艺术类型和表现手法。但他们的创作宗旨始终保持着藏族美术的特点，从而形成藏传佛教当代美术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化特点的审美特征。（以上内容节选自《藏传佛教美术简史》，编著：伯果、土旦才让）

独克宗古城大佛寺转经筒

关于我自己，一个非典型性狮子座的九零后，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喜欢奇奇怪怪的发现，还有一个奇奇怪怪的网名，快关注《晭啁周》，有趣不止眼前的只言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