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这个在中国很多地方非常流行的风俗，主要表现形式为，如果有孩童受到惊吓，或者有亲人重病不能治愈，会找人把他们的魂魄叫回来。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时期，很多南方社会已经流行招魂活动。

即使今天在豫南地区依然流行这类招魂习俗，比如河南光山县，商城县等地区，人们会拿着扫把，沿着患病者经常往来的街道或者小河等，喊着丢魂者乳名，进行叫魂。不仅是汉人居住地区，在傣族、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也有类似的风俗，而且他们在节日里，利用叫魂为家人祈福。

发生在清朝的“叫魂”事件

18世纪中国迎来了“康乾盛世”，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中国GDP是法国的8.2倍，英国的17.3倍，所占世界GDP的比重达到32.4%，比现在美国24%还要高出8个百分点，而且当时整个欧洲所占世界GDP比重仅为23.3%。

在这个盛世，中国国内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还是扩大速度上，都远超当时的欧洲。在江南到处都存在商业与货币化的商品经济，不仅可以种植农作物，而且还可以在城市当中从事手工业，或者服务业。原本依赖土地的农民，可以寻求雇佣，获得在城市当中就业的机会。

江浙地区是这个时期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而关于“叫魂”妖术的谣言也是从这块富庶之地传播开来的。1768年春天，浙江德清县竟标修石桥水门，石匠吴东明中标了该座石桥的修建。之后他的同乡拿了一张写有他侄子的符咒，让吴东明贴在木桩上，然后随着木桩打入水底。

据说打一次，就会震一下这个人的魂魄，当这根木桩打入水底，被诅咒之人，非死即病。吴东明得知其中缘由之后，将他的这个同乡送至官府。同乡随之被打25大板，此案随后就结案了。

不久之后，一个叫计兆美的乞丐从德清县流浪到杭州，被当地人以行踪诡异送官。他在逼供下撒谎，称自己用符咒夺走孩子魂魄。于是关于叫魂的谣言便传播开来，地方官吏根据自己以往的治理经验，把这一类的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愿多生事端。因为他们明白，只要过一段时间，这个谣言自己就会消散。

可是从1月初，一直到11月份，各地陆续出现了类似的叫魂的案件，而且案件事发地从浙江蔓延到全国，涉及全国十几个省份。作案手段千奇百怪，有些是写符咒进行拍打，有些是取别人家的衣服，还有些是取对方的头发。

由于类似案件众多，最终乾隆皇帝知晓这些信息，当他浏览这些信息，看到“剪头发”三字的时候，立刻触动了他敏感神经。虽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但是关于汉人“留头不留发”的痛苦记忆依然深刻。

同一时间很多地方都发生了类似的案件，这背后肯定有着巨大的政治阴谋。他相信有人借剪辫子来煽动汉人对满清的仇恨，并阴谋挑起叛乱，所以他立刻下令地方对妖术进行清剿。不仅如此，这次危机当中，官僚机构的表现让他非常愤怒和失望，也加强了他对这群官僚们，尤其是汉族官僚们的猜忌。

他怀疑这群官僚们懈怠懒惰，敷衍塞责，欺上瞒下，所以才导致这次“叫魂”的妖术横行无阻，到处蔓延。对于整个帝国来说，这种腐败的毒瘤同样也是一种危害，其程度不亚于民间的妖术。

“叫魂”的真相

上文提到，此时处于康乾盛世的巅峰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通货膨胀，社会不平等等问题。很多人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会沦落到社会的底层，这些人包括看上去像僧人或者道士的失业人员，有时住在寺庙内，但是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不断地四处游走，乞讨生活。

有些人为了生活，到处装神弄鬼，满嘴胡话，带着这种“妖术”四处流动，成为当时“叫魂”职业的从业者。代代相传的迷信，与妖术相结合，就形成了人们关于“叫魂”的恐慌。百姓当中流行各类传说，这些传说很难辨别真伪，但是范围却在不断扩大，于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

谣言的传播一般具备三个特征，分别是低风险，低成本，而且易扩散。这些谣言都是口耳相传，没有任何人验证这话的真伪，而且针对的对象都是那些外乡的“流民”，这些人没有任何本地资源，甚至送至官府屈打成招，或者屈打致死，也没有任何人去追责。

这些谣言由于包含恐怖信息，因此极易传播，这也激发了每个人的恐惧心理，而且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加入个人的判断，将怀疑与不安编织在这些妖术谣言当中，从而表达自己的恐慌与焦虑。

从1768年春天开始，一直到8月份，谣言从江南地区蔓延到山东，而且传至京城，其影响范围远超过官员们的预料。从始至终，这些官员都没有把这个当作“妖党”，而是当作谣言，妖党意味着谋反，如果所在辖区域有谋反者，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自己的仕途。

地方官员也热衷于去寻找一个又一个的谣言制造者，进行常规化处理，并试图通过恐吓来控制谣言的传播。然而乾隆皇帝利用雍正时期留下的“粘杆处”，散布在各地的眼线，获知了各处的信息。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迟迟不上报妖术谣言引起的剪辫恐慌，受到了皇帝的严厉指责。

乾隆与大臣的博弈

在“叫魂”事件发生的前两个月，几乎没有一个省级的官员主动报向乾隆皇帝，他们的应对政策大致相同，那就是安抚群众的恐慌情绪，惩治那些兴风作浪者。当乾隆皇帝要求各地报告实情的时候，除了山东巡抚富尼汉主动上报以外，其余地方官员都试图控制信息的上传。

江西巡抚吴绍诗在乾隆下旨后，在江西全境布下一张严密的警戒网，无论他如何卖力地稽查这些“妖党”，竟然没有发现一起“叫魂”案。其实不难推测，这只是吴绍诗的做样子而已，他压根就没有打算办这件案子，之所以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无非是要忙给乾隆皇帝看，这叫忙而不动。

皇帝用成文的法规约束官僚，以此确保他们在常规权力当中办事，然而皇帝自身权力也容易被常规化。这套机制约束官僚同时，皇帝也会受到制约，所以吴绍诗只要利用好法规赋予他的权力去行事，也为自己营造了一座避难堡垒。也就是说吴绍诗按照正常的程序操作，就是乾隆也拿他没有办法。

在每隔三年一次的考核当中，很多官员会形成同盟，因此乾隆希望打破这种常规权力的束缚，掌握主动权。他建立了“粘杆处”这样的机构，四处打探情报，利用这次“叫魂”事件，铲除异己。

他先后6次下江南，体察民情的同时，也在培养自己的心腹嫡系。“叫魂”案件为乾隆皇帝提供了一个契机，给他一个合理整肃官僚阶层的机会，通过这次案件，他将普通事件升级到“妖党”，借此充分利用专制权力冲击传统的官僚体系，企图解决官僚体一直存在的固有弊端。

时间来到1768年年末，在付出无数的无辜生命之后，案件其实真相大白，所谓的“叫魂”案，不过是一场庸人自扰的闹剧。没有一件妖术案件是能够坐实的，有的只有诬陷以及屈打成招。如果这样一个震惊朝野的案件，以这样啼笑皆非的方式收场，不免让乾隆皇帝很难堪。

因此即便如此，也要维护皇帝的尊严，将错误推到官僚阶层的身上，之后一大批官员被降职，流放或者弹劾。

不管乾隆皇帝建立多么复杂多样的信息传递系统，主要信息传递者如果仍然是传统的官僚制度下的行政人员，就无可避免受到官僚体系的影响。传统制度的特性决定了，它只能依靠行政系统来监控行政系统，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几乎所有被派出监督地方管的官员，最后都会被同化。因此皇帝的对于信息的控制往往难以实现，这问题不在乾隆，而是整套的封建官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