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取纯度99.9%的重水，让被“卡住脖子”的中国出了一口气

茫茫大海上，漂浮着一艘由美国到中国香港的邮轮。阔别祖国6年的年轻学子正站在邮轮前端，远望着虽遥远却越来越清晰的祖国轮廓。邮轮乘着风破着浪势不可挡地向前冲去，就像他虽被美国当局阻挠却势不可挡的回国之心。

六年前，这海拦不住他，跨过重洋也要去美国学习精湛的化工科学技术；六年后，他再次穿越这片海域，义无反顾回国尽忠。

他是余国琮，天津大学教授、化工学院名誉院长、化学工程研究所名誉所长，精馏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化学工程学报》主编。1991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1年，余国琮在西南联大旧址

求学路漫漫，一心为报国

1922年11月18日，余国琮出生于广东台山县的一个普通家庭。家中经济条件不好，且孩子众多，余国琮的几位兄弟因学费问题中学辍学。在困难的处境下，他踏上了艰辛漫长的求学之路。

余国琮在市一中念中学时，每天家里会给他一毛五分钱。一毛钱是家和学校往返的车费，五分钱是中午的饭钱——一大碗饭、一盆菜、一碗汤。他不舍得花这一毛钱的路费，宁肯走一小时的路，也要把节省下来的钱用来买书。

1939年，余国琮高中时留影

1939年，余国琮被西南联大的化工系录取。在西南联大，他接受了全面系统的化学理论教育。

1944年，余国琮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求学。一年后，他获得科学硕士学位，并前往匹兹堡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

1947年，余国琮获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于1948年至1950年在匹兹堡大学任化工系助理教授。

余国琮刻苦攻读、勤奋工作，主讲本科生及研究生多门课程。同时，他从事化工热力学及蒸馏理论研究，发表多篇论文，并被列入1950年的美国科学家名录。

余国琮在匹茨堡获得博士学位时的照片

新中国成立后，远在大洋彼岸的数千名中国留学生和科研人员备受鼓舞，回国效力之心如雨后春笋纷纷萌发。

那时，余国琮是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首届理事。留美科协一直在组织中国留学生回国，在协会活动中，余国琮听到祖国对人才的呼唤，他回国的念头也愈发强烈。

1950年，余国琮决定回国效力。

他的友人林宗彩在唐山工学院工作，告诉他唐山工学院开办了化工系，急切需要师资。这更坚定了余国琮回国的决心。

他婉拒了恩师库尔教授的挽留，并诚恳地表示：“留在美国，我们共同合作，将会取得很大成绩。但是，我的国家很需要我，有一个岗位在等着我。”

经过一个月的行程，余国琮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祖国。

言传身教，培养化学人才

余国琮回国之后，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也向他发来邀约，可他一一拒绝了。唐山工学院的化工系因为没有师资而“危在旦夕”，帮助其化工系有序发展、培养更多的化工人才，这正是余国琮回国的初心。

1951年，余国琮动员了5名“海归”一起为唐山工学院化工系的建设添砖加瓦，又在国内招来了两位老师，化工系的课程便可以排出来了。

余国琮还在化工系建立了一个化学实验基地。虽然学校马上要进行院系调整，投资有限，但在他的领导和带动下，基地可以开展的化学实验虽规模小，但是可以马上利用。

从邀请新的专业老师，到建立化学实验室基地，不到两年时间，“奄奄一息”的化工系被他“救活了”。

1952年夏，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唐山工学院化工系被并入天津大学，余国琮也由此被调到了天津大学化工系。他主讲2门课——化工热力学与化工设计。那个时候其他学校的同学也来上这两门课，所有学生都挤在一间阶梯教室里面，满满当当的。

没有教科书，余国琮就自己编写讲义，讲课的时候也没有扩音器和多媒体设备，他只能加大音量，嗓子因此落下了病根。

余国琮承担的教学任务重，但他的教学质量受到同学们的一致认可。

余国琮说：“不管哪天有课，我都会凌晨4点起床，一遍遍审视讲课内容。即使这门课已经教授很多年、很多遍，我也要充分备课，更新教学内容，如此精益求精，就像精馏提纯的过程。”

他致力于为国家输送化工类人才，在化工教育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不负期待，成功提纯重水

20世纪50年代，我国炼油工业刚刚起步，蒸馏（现称精馏）技术是其中关键技术。已在天大任教的余国琮敏锐地发现国家对这一产业的重大需求，开始进行化工精馏技术领域的科研攻关。

1954年，由余国琮指导，在天大化工机械教研室建立了我国第一套大型塔板实验装置。经过两年研究，1956年，余国琮撰写的论文《关于蒸馏塔内液体流动阻力的研究》引起化工部的注意，遂被邀请参与精馏塔标准化的大型实验研究。

经过努力，天大的化工“蒸馏”科研被列入《十二年科技规划》之中，天大化学工程专业也于1958年设立。

1959年5月28日，周总理来到天津大学视察，特地参观了余国琮分离重水的实验室。

他对重水研究寄予厚望，他握着余国琮的手说：“我听说你们在重水研究方面很有成绩，我等着你们的消息。现在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不让我们的反应堆运作。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不能使我们这个反应堆停下来！”

余国琮受到极大鼓舞和振奋，为“争一口气”，他更加废寝忘食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

当时，中国化工基础薄弱，重水生产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是相关技术人员稀缺，单凭余国琮等少数科学家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培养有关重水的人才，余国琮等人成立了“稳定同位素专门化”专业，从化工机械系四年级抽出部分学生，给他们讲授“稳定同位素分离原理”课。除了听课，余国琮还会组织学生做实验。这个授课活动从1961年一直进行到1966年，培养了四届40余名毕业生。

除此之外，重水生产还面临科研经费短缺，没有经验、没有资料的困境，余国琮只能带领团队从零开始攻关。

没有科研经费，他就向学校申请材料自行加工；科研人员匮乏，他就请学校的学生帮忙。天津大学的第1教学楼有一个大平房，余国琮和其他科研人员除了回家吃饭睡觉就一直待在这里，搭建了一个个实验装置，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1960年，余国琮在上海召开了“820”重水攻关会议上，做了一个较长的报告，提出重水生产采用两个办法。第一步是硫化氢交混，将低纯度提纯到20%～30%；第二步是进行高效的精密精馏，将纯度提到99.9%。

同年，总理专门打来电话，询问重水研究的进展情况。余国琮回复：“研究进行得很顺利。”

重水在天然水中的浓度约为0.014%，余国琮带领的科研团队，为提取纯度达99.9%的重水提供了关键技术。经过小试和中试，1965年，余国琮的多项成果终于带来我国重水自主生产工业技术突破，成功生产出符合要求的重水，解决了国家的燃眉之急。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重水生产不仅能自给，还实现了出口，成为重要的重水输出国。

此外，余国琮还首次提出了浓缩重水的“两塔法”。该技术作为我国迄今唯一的重水自主生产技术被延用至今，为实现我国重水的完全自给，为新中国核技术起步和 “两弹一星”的突破做出了重要贡献。

成功提纯了重水是余国琮这一生中最耀眼的科技成果，可是他为中国化工行业做出的贡献远不止于此。

20世纪80年代，大庆油田向国外重金进口了原油稳定装置，但由于没有考虑我国石油品质的特殊性，这套装置在使用时不太稳定，投运后无法正常运行和生产。余国琮与团队来到大庆研究了半个月，耐心测量、观察，终于找出了原因，解决了问题。

1982年余国琮（二排中间）赴大庆的部分科研组人员合影

1984年，北京燕山石化公司从日本引进了一套30万吨乙烯装置，运行情况一直不太理想。余国琮及团队第一次改造这么大的工程。他们胆大心细，最后提出了改造方案，结果比预期效果还好。

余国琮做学术报告

余国琮回忆自己的一生时，对科研与教学的细节都能记得清清楚楚，对过往经历如数家珍。上善若水，他如水一样柔和又坚韧地从事科研与教育工作，为国尽忠，而这水，温柔又强大地托起了中国化工行业的基础。

图片 文：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