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分配要来了

文：周周

近段时间，“三次分配”成为舆论热词。这里有三组数据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显示，全国月均收入在1000元左右的人群，大概有6亿人；那么，再来看，全国交个人所得税的人群，大概是6000万人；最后一个数据是全球10亿美元的富翁大概有3228名，中国占了多少？而中国大约有1058人。换言之，大约有1/3的人，这比美国的10亿美元富翁还要多一点。

将三组数据综合起来，大家就知道我国贫富差距还是相当明显的。所以，事实上，中国的基尼系数，与巴西相比，并不能相提并论。又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将集中讨论“共同富裕”这一主题。

今年8月，中央财经会议正式提出“第三次分配”，有人说富人的好日子要结束了，国家将对资本家动刀了，也有人说，共同富裕的好日子来了，还有人感叹，未来十年中很可能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明年可能是十年中最难的一年，也可能是未来十年中最好的一年。

事实上，“三次分配”并非新概念。上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厉以宁就已经提出这一概念，认为收入分配不应只有市场、按生产要素进行首次分配，还包括政府调节的二次分配，和引导慈善事业参与的“三次分配”。那第三次分配的提出到底是为什么呢？和我们又有多大的关系？

初始分配，是指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根据居民收入、资本投资收益等要素在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来分配。初始分配主要体现了效率优先的原则，即按生产要素的效率职能分配。劳动关系是决定初次分配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再分配，是指政府在生产以后利用税收和财政支出，在不同的收入主体之间重新分配。通过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某些补贴制度等措施，实现收入分配的相互协调。与初次分配相比，主要体现在非生产阶段。

不同于前两者的三次分配，主要是在高收入人群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募集、捐赠、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有利于缩小社会差距，实现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三次分配的比例随着社会发展进入不同的阶段而发生变化，在一些发达国家，慈善公益的制度体系已经比较完善，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初次分配、再分配的补充。

我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了“第三次分配”的概念，这是因为：

第一，近期各种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的工业增速正在加速回落

数据显示，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比6月份回落1.9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925亿元，同比增长8.5%，比6月份回落3.6个百分点。1 - 7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0.3%，比1 - 6月下降2.3个百分点。与Wind统计数据相比，这些数据低于市场预期。

部分地区高温、暴雨和局部疫情是相关指标增速下降的重要原因。此外，去年的经济走势呈现先低后高的特点。今年受基数影响，全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可能先高后低。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7月份，由于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多，加上国内洪涝疫情的影响，一些主要指标增速有所下降。但从累计来看，主要宏观指标仍处于合理区间，经济总体复苏趋势持续。下一阶段，经济将继续复苏。

第二，现在提出了第三种分配理念，也是国家借鉴别国的发展经验。

我国现阶段参与第三次分配的主体仍是企业，以2019年为例，中国的企业捐赠款物占捐赠总量的六成以上。而从国际上看，个人捐赠才是总捐赠额的主体，比如说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美国首富，更是公开表示要将超过99%的财产捐赠。此外，我国的慈善捐赠，重点关注教育、扶贫、医疗健康等领域，在科学、文化、卫生、环境等方面，仍有结构性优化提升的空间。

第三，是当前社会已具备进行第三次分配的基础。

这与国内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密切相关，这不仅体现在个人，也体现在不同的企业之间，所以说有钱家庭、赚钱的企业不少，社会的财富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

今年就特别明显，比如说那些互联网巨头，以腾讯为例，刚刚发布的中报，腾讯的收入和利润还在不断上升，其中靠卖游戏赚的钱越来越多，而我们国家的那些实体企业呢，今年因为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光是买原材料的钱，就比往年要多很多，制造业实体企业的利润就更加薄了。

在高质量共同富裕的目标下，现在有三件事正在或即将发生：

第一，企业家参与扶贫工作没有终点，迈入由比富到比慷慨的时代。

中国的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个别市民积极参与到“脱贫攻坚战”中，“万企帮万村”行动充分展示了中国公益的深度和厚度。现在，脱贫攻坚已经完成，然而企业公益慈善并没有终点。中国企业家将在“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本制度安排的基础上，进入一个由比富到比公益慈善更为慷慨的时代。

当然，“制度安排”也需要综合考虑许多因素，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副院长邓国胜提出，一方面要进行短期刺激，实行慈善信托的减免税政策；另一方面要以政策激励慈善组织对个人捐赠的重视，更加积极地开展慈善教育和慈善文化的培育。深信相关的税收减免、优惠法律、政策等也已在行。

第二，中国越来越接近征收房产税、遗产税。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有对遗产税征收的历史，例如，美国的遗产税采用了超额累进制，税率在18%-40%之间，而日本也则采用了超额累进制，一般税率为10%-55%。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征收遗产税。尽管中国还没有开征遗产税，但我们要做好十年准备工作。

根据《胡润财富报告2020》的数据，中国六百万资产的“富裕家庭”首次突破500万，未来十年将有17万亿元财富传递给下一代。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一代富豪将财富转移到第二代，此时，如果不及时推行遗产税，跨越代际的财富不平等将更加难以控制。很显然，要促进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开征遗产税也成为时代的选择之一。

第三，在监管的铁拳下，“一夜暴富”神话再难创造，重回实业兴邦。

不管是房地产创造富，还是互联网创造财富，或者资本进入娱乐行业创造财富，“一夜暴富”的神话很难再被复制，在强监管时代，中国将谨防“脱实向虚”，发展重心在实业。

因此，第三次分配是一次紧紧抓住“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实现共同富裕，说起来只有四个字，做起来可能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常言道，不患寡而患不均，未来很明确，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是社会最稳定的群体，同时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保障，合理调节高收入群体。”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都将受到影响。

“最近提出来了第三次分配方案，我相信跟这个项目也是非常融洽的，因为第三次分配方案牵扯到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象征，这是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具体部署。”曹德旺说。曹德旺表示，自己作为企业家，为国家这个在感悟和感知上的领先感到自豪、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