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教育需要礼与乐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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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认为孔子提倡的礼、规矩，拘束束的，别别扭扭的，一点也不注重生活的趣味，呆呆板板、死气沉沉的，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思？老是守规矩，讲话很小声，不敢生气、不敢讲脏话，学这个干嘛?

现在社会中对国学的学习方兴未艾，有些家长想送自己小孩去国学班学习但又担心被教笨了、变得不懂得怎么权变、好像容易被欺负。但是送自己的小孩去森林班，又担心小孩被教野、教任性。这两个极端真会是想象中的那样吗？

古人既然被成为圣人，看问题会这么简单？最懂得权变的圣人才叫时圣。孔子欣赏哪一种方式的教育？

孔子的学生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可谓士矣.”也就是对自己做事情光明磊落、有原则；被派到四方做驻外大使，能被派出去做大使的，肯定不是规规矩矩不懂权变的人，肯定要选头脑很溜、讲话恰当、不狂言、不骄傲、不自卑，碰到问题能有应对对策，不能说碰到问题还要去找案例、找对策。既要顾及国家尊严又要顾及事理圆满；既有学问又对自己品德要求很高，放在要职又懂通权达变，不误国家不贬低别人，把事情办成功，可谓士矣。

子贡问：“敢问其次?”子贡觉得前述的要求真的太高了，降低一等会是什么呢？孔子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也就是这个人读书有规矩，能友爱兄弟姐妹，能倾慕他的宗族，孝与悌都能实践得很好的人，可以成为次一等的士。

子贡又问：“敢问其次?”他感觉要求还是很高，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这句话惊呆了所有人。说话一定要将诚信、做事一定要有结果，不是从小被教育要做到的素质么？硁硁然，是又臭又硬的石头。孔子评价要求自己慎为言谨，确又不懂通情达变的，硬得像又臭又硬的石头，这是最低等的士。

这么看来，孔子对第一种士是很称赞的，也可以看出孔子是很注重权变的；第二种士也是赞许的，但是有点可惜，他认为第二种士还可以在通情达变上更精进一点；第三种士，孔子稍稍有贬义，自以为很有德行，自以为很油信用，学个礼就固执于礼，学个信就固执于信，改都改不了。

孟子的话：“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与孔子观点是一致的。

我们从小被教育讲诚信，为什么古人会是这种观点？有一个故事可以很好讲述：古代一个叫尾生的，与自己女朋友约定在桥梁相会，久候女子不到，山洪爆发，但是尾生想说好了不见不散怎么能不讲信用？于是抱桥柱而死。这里是大命与小信选择的问题，如果没有山洪，可以等星星等月亮来点浪漫，但事实山洪危及到了性命就不必坚持那个行为了。所以需要判断这个事合不合“义”、合不合“理”，简单说要分请大小先后顺序。

回到之前的话题，现代人有理解古代的“礼”很拘束、很呆板。是这样吗？古人提倡的是“礼乐合一”。礼主敬、乐主和；礼是强调培养一种敬意，收敛自己言行，一种待人处事公平的原则；乐是强调对过于严肃的气氛进行调和、得到愉悦，轻松不失规矩礼貌。乐，发音yue或le，当你心情很紧绷时，可以放音乐让自己放松下，乐的内涵不单指音乐乐器而是那个轻松。乐是种能力，能在严肃紧张的氛围里保持轻松、自然的能力。只有“礼”的能力没有“乐”的能力，这个人难免会过于严肃，了无生趣，可能现代人对学国学的人误解根源在此。没有完全学透国学，变成规规矩矩的、文文雅雅的、举止很高尚但就是了无生趣。但是反过来如果只有乐的能力，没有礼的能力，很有可能会变成及时行乐、满脑子装着只要我喜欢，所有感官上能带来快乐事都会去做，因为要活的自在，人生很短所以要过得快活，干嘛要那么多的执着，完全不顾及别人感受。只有乐的人很会自私，只有礼的人很能克己但是无趣。所以礼乐教化必须合一并行、进退自如。在严肃的气氛中能使大家会心一笑，在喧嚣吵嚷的氛围里面能够让别人浮躁的心安静下来归于和谐，这样才能避免两端、变得通权达变。

所以教小孩要守规矩的同时又需要教小孩什么时候可以不守这些规矩，必须要一次全交给他；教他要安静，同时要告诉他什么时候可以不安静可以尽情地去叫去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