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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一开篇就有一段相当精彩的论述：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

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

也就是说，造成天下大乱的直接责任人是汉桓帝和汉灵帝这两个人，因为他们“亲小人，远贤臣”，崇信宦官，而禁锢贤臣。

“皇帝昏庸”、“宦官专权”，这是过去对天下大乱原因的习惯性理解。

这当然没有错，但这种习惯性的理解，并不能解释当时所有的现象。

比如，东汉末年的地方军阀是怎么突然崛起的？

大家都知道董卓，他废立皇帝的举动，引起了十几个地方军阀对他联合讨伐，董卓也成了造成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最直接的罪魁祸首。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董卓本人，还是讨伐董卓的人，他们本质上都是军阀，手里是有兵权的。

但问题是，依照古代的政治制度，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都没有军事调度权。

这一权力只能由中央掌控，然后再在特殊时期临时授予。

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虎符”，就是临时授予调度权。

虎符分成两半，一半在官员或将领手中，一半在中央。

只有两个拼起来，才能调度军队。

所以，按理来说无论是董卓，还是讨伐董卓的郡守、州牧们，都是没有兵权的。

更不要说如此大规模的调度军队，针对董卓所在的洛阳了。

那这些人手里的兵权是从哪里来的呢？

02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整个三国就是一段军阀混战的历史。

要理解三国，就要先解释，东汉末年的军阀是怎么崛起的。

答案其实很简单，但也很让人想不到，就是“黄巾起义”。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黄巾起义”前后的董卓。

在“黄巾起义”之前，董卓就是一个普通的武将，政府可以对他随意调遣，甚至免职。

但在“黄巾起义”之后，董卓就迅速崛起为一个军阀，拥有自己的势力，而且已经到了和朝廷的调令公然对抗的地步，甚至私自调动军队。

大家都知道，当时发生了一件事。

大将军何进要诛杀宦官，招董卓来洛阳，酿成了后来洛阳被董卓控制的结果。

但其实，早在何进征召董卓之前，董卓就已经陈兵在洛阳附近了。

这等于是董卓私自调兵，在洛阳附近观望局势，可见朝廷已经对他没有什么控制力了。

董卓只是当时的一个典型而已，这个时候，袁绍、袁术、陶谦这些人也都成为军阀了。

不然也不会在讨伐董卓的时候，一下子冒出那么多诸侯和军队。

03

那么，为什么一个“黄巾起义”，一下子就会让东汉末年出现那么多的军阀呢？

这就要稍微从头说起了。

“黄巾起义”的规模非常大，光起义军就有三十多万，间接的参与者更是高达几百万。

过去，我们认为“黄巾起义”就是一场由政治腐败导致的农民起义。

事实是，除了政治腐败的原因之外，直接引发“黄巾起义”的，是瘟疫，而且不是一场瘟疫，是长达几十年的持续性瘟疫。

要想知道瘟疫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有多大，看人口记录就可以了。

在公元160年前后，中国人口总数是5500万。

但仅仅100年后，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居然还不到800万。

人口损失超过85%。

人口的急速减少当然有很多原因，比如战乱、饥荒和户口隐匿等等。

但在这其中，瘟疫的影响是最大的，除了普通老百姓的大量死亡，就连当时很多的名人都死于瘟疫。

比如“建安七子”中的徐干、应玚、陈琳、刘桢。

另外，之所以说“瘟疫”是一个社会性事件，是因为它不仅会带来死亡，还会造成恐慌和逃亡。

这很好理解，当瘟疫在一个地区造成大规模死亡，而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活着的人就会想办法逃离死亡地带。

而这就正好可以被当时宣扬“太平道”的张角所利用。

简单来说，张角先用“巫术”安定和整合人心，最后以此来煽动和蛊惑人群。

具体的做法是，让身患瘟疫的人进行忏悔，然后喝下符水。

过段时间如果此人痊愈，就证明他是真心忏悔。

如果依然病发身亡，则说这个人没有真心忏悔，或者罪孽不可原谅。

我们都知道，符水和忏悔并不能真的治疗疾病，痊愈与否其实全凭患者的身体素质，但当时的人并不理解这一层。

在他们眼中，张角让原本不可捉摸的瘟疫，变得看上去有迹可循，有理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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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角的措施实际上并不能达到平息瘟疫的效果，但在安定人心、抑制恐慌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不过，张角的作用不都是正向的。

通过忏悔来免除瘟疫之灾，这等于从另一方面告诉人们，瘟疫是上天在惩罚人间，这就演化出了一种“末世论”。

随着瘟疫的连续爆发，“末世”的理念被迅速的传播和广泛的接受。

张角的组织也在这期间发展到了百万人的规模。

这个时候，张角就想利用“末世论”和百万教众，谋求更大的政治利益了。

他想推翻和取代东汉政权。

公元184年农历2月，张角正式起兵，他的三十万军队集中在洛阳附近的三个地区，“黄巾起义”正式爆发。

当然最后结局是失败了，张角也没在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留下什么名声。

这场起义虽然没有达到它本身的目的，却直接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东汉政府的军权下放。

这是什么意思呢？

“黄巾起义”发生后，三十万起义军在洛阳附近同时发难，而且这还只是主力军。

同一时间，几乎全国范围都有不同规模的起义，这种遍地开花的起义活动，让东汉政府措手不及。

东汉政府之所以会措手不及，这和当时朝廷废除地方军有很大的关系。

汉代的军队，曾经一度有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区别。

中央军负责大型军事，比如征伐和平叛，而地方军主要负责地方治安和紧急军事。

但是到了东汉时期，政府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和将军叛乱，就废除了地方军，一切军事活动都由中央军负责。

但问题是，这一次“黄巾起义”的规模和范围都超出了中央军的应对能力。

所以，为了平息“黄巾起义”，东汉政府把军权彻底开放，允许各级地方官员，甚至地主豪强都可以自行招募军队，抵抗黄巾军。

这等于是说，只要有条件，人人都可以拥有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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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一个“织席贩履”的人抓住了机会，他通过之前积累的人脉，募资成功，打造了一支私人武装，加入了消灭黄巾军的队伍中。

此人就是刘备。

说刘备“织席贩履”，其实是误会，刘备主要的生意是贩马。

当时马是非常昂贵的商品，要搁现在，价值与一辆千万跑车差不多。

而在乱世里，能倒卖如此贵重的商品，没有重要人士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所以刘备起家前，真心不是穷小子，而是人脉又广又强，而且自身有点资产的“成功人士”。

可以这样说，三国的开端，在黄巾起义。

为了快速平定起义，朝廷打开了地方军权这个潘多拉魔盒，从此军阀遍地，再也不受中央控制。

历史给了刘备的机会，其实也给了许多人机会，“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

但刘备的皇族身份，给了他无限的政治资本，让他在起家后，屡次失败，又总能再度崛起。

成功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刘备做贩马生意攒下的人脉和资产，给了他在乱世时起家的基石。

那些天天等着天下大乱来临，好大干一场的人，先看看自己都准备了什么。

屌丝永远是屌丝，搁在乱世也是最先死的炮灰。

和平时代都干不出人样，想指望乱世翻身，岂不是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