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经人谁写日记啊？

正经人谁会爱写日记？

民国当然有爱写日记的人，此人是谁，国人皆知。

可晚清官场上也有一个爱写日记的人，一天不写个千八百字就难受。这还真不是夸张，他写日记经常写二三千字（繁体、毛笔），一气呵成，最长的一篇足足写了6000多字。

明明是一个忙于官场公务以及各种应酬的官老爷，硬是在做官的十几年中，写了厚厚的40本日记，加起来有数百万字了。

日记的主人名叫杜凤治，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长塘人，生于1814年5月11日，同治五年（1866）到广东任广宁县知县，以后继续在广东四会、南海、罗定等地任州县官，光绪六年（1880）因老病辞官回乡。

拿现在的标准来看，杜凤治在官场不过是个副省级城市的区长、地级市市长之类的中级文官，放在清代成千上万。他写日记的时候也不会像蒋介石、胡适那样，知道自己必然青史留名，故而预设了日记会成为后世重点研读的对象。

杜凤治就是一个勤奋写日记的小官，日记中五花八门的内容颇多，特别是晚清官场的一些潜规则，记录得栩栩如生，骂起人来也直抒胸臆，真有不少正经人的“心里话”！

中山大学邱捷教授的新书《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就透过杜凤治的眼睛展现出晚清官场的真实生存状态，很多是不仅比电影精彩，就连小说去想都想不出来。

譬如，杜凤治在日记里一再称在广东官不好当。

杜联有一次同杜凤治说：“天下宦途险恶未有如广省者，念及此实为寒心。既入网罗，何日得摆脱离此苦海也！”杜凤治深有同感。

在第二次南海知县任上，有一次杜凤治同布政使杨庆麟谈及各省官员任免，也说“天下官之难作、吏治之难未有如广东者也”。广东民情强悍，人心浮动，盗匪多，钱粮难收，涉外事件多，清朝各种则例已远远不适合广东实际，且广东经济发达，物价高昂，官员必须比其他省份的官捞取更多银钱才可以维持，故各种贪污受贿案件层出不穷。在这种大背景下，广东官场勾心斗角格外严重。

各级官员都说广东的官难当，而且普遍认为州县官甚至比佐杂还难当。当州县官除了辛苦以外还相当受气。同治十年八月，因为办案受了盐运使钟谦钧的气，杜凤治在日记中写了州县官们调侃的一段顺口溜：“前生不善，今生州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

此后，按察使周恒祺升任外省布政使，不满杜凤治不送程仪，在总督刘坤一面前对杜“大有微辞”，杜再次引用这24字“口号”。

古今中外经常会有人说官不好当，清朝州县官也确实不容易当。然而，官员们尽管调侃、抱怨，但都愿意到富庶的广东当官，尤其是愿意补上南海知县这种要缺、优缺，杜凤治也是如此。为什么杜凤治当知县当得那么卖力？因为在清朝，当官是读书人最能实现自己理想、最有社会地位、最能光宗耀祖，也最容易谋取经济利益的职业。他做官的收入是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后来虽参股钱庄，但收益不是很多），宗族、亲戚还要他接济，仅仅为了自己、家庭、宗族和亲戚，他就必须当官。

通过十几年的宦粤经历，杜凤治大抵实现了这个人生目标。

杜凤治出身于仕宦家族，曾跟随父亲在伯父杜金鉴的湖南浏阳县衙度过一段童年生活，壮年后在京城历练，结交不少翰林、进士出身的官员，又在官员家当过教书先生和笔札师爷，早就熟谙官场规矩和运作，无须像草根阶层出身者那样，考中科举、得选后才学习各种官场礼仪。他进入仕途时已是人生成熟期。家庭出身、几十年的经历加上自己的禀赋和努力，他很快就适应了州县官的角色。

在任官两年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予奉檄来此，自誓要作好官，不敢望作名臣，冀幸作一循吏，自问自心不敢刻不敢贪，可对天地、祖宗、神明。”他的日记并不准备给别人看，这些话不能视作虚言假语。

稍后，他在四会县衙自撰了两副对联。一副是：“屋如传舍，我亦传舍中一人，明昧贪廉自存公论；堂对绥江，彼皆绥江上百姓，是非曲直何用私心。”另一副是：“上不负朝廷，下不虐百姓；前不玷祖父，后不累儿孙。”公开挂出来的对联自然有官样文章的意味，但也是他自励的目标。

他对清廷忠心耿耿，对教化、考试、征输、缉捕、听讼等州县官例行公务努力完成，作为“父母官”，对治下的庶民百姓不至于做得太过分。他后来虽然没有飞黄腾达当上高官，辞职归里时只是正五品的直隶州知州（加知府衔，从四品），但仕途顺利，如果按晚清官场的一般标准，杜凤治不失为一个好州县官。

州县官公务繁忙，而且要处理好同上司、同僚、下属、地方士绅的关系，恩威并济地统率管理书吏、衙役、“家人”。杜凤治对自己勇于任事、任劳任怨的性格颇为自豪，他教训儿子杜子杕说：

生怕任劳任怨，可躲则躲，可推则推，非丈夫所为。目前荫下优游固无不可，倘要单枪匹马卓立人丛中作一番事业，不任劳怨能出人头地乎？只须看我为官十余年，首剧五年，承上启下，大绅大富，旗务洋务，何处不要精神去对付？何事不任劳怨？即欲畏首畏尾且躲且推万不能也。且予生性能作事，肯任劳怨，汝辈自病自知，不必他求，效法于予斯可矣。

杜凤治十几年间都很勤奋。

在日记中说自己到任广宁知县后“从无一月在署安居”，“偶见猫犬安卧，心实羡之叹吾不如”；南海知县公务更繁忙，“日日奔走，公事山积，日事酬应，夜间每阅至三四更，往往五更，黎明即出署有事，亦未尝一言告劳”。

他经常一天之内处理多件公务。

例如，在广宁任上，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68年1月15日），他清晨起床立即出发到几十里外的乡间勘验一宗抢劫案的现场，再到另一处为一宗人命案验尸，其间还召见当地绅耆催征钱粮。下乡催征钱粮时，经常是白天召见绅耆催征，晚上要督促、责比粮差、殷丁，每晚还得处理衙署专人送来的公文。他即使生病也不敢多休息，稍有起色即起来处理公事。

他审案也很认真，说自己：“堂判至少亦数百字，否则千余言数千言不定，均附卷可查，亦一片心血也。公平持论，毫无私曲，据理直断，天人鉴之。”日记中有他审讯多件案件的详细记录，说“公平持论，毫无私曲，据理直断”当为自夸，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杜凤治是以“青天大老爷”自居并为此努力的，确实比多数州县官勤于和善于审案。

对未能勤政的官员，杜凤治颇有批评、讥讽。杜凤治的挚友周星誉（叔芸、叔云）以翰林科道外放广西知府，一度被撤，杜在日记中议论周“又懒又暗，一经得位，授柄家人，己则高卧”，这样当官一定当不好。

杜凤治常说自己不爱财，以不苟取自诩，在日记中也极少记录“额外”的收入。他当然也收受银钱，但比较审慎。日记常记拒绝、璧还别人馈送的银两。但他精于计算，当州县官十几年还是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产。

杜凤治非常注意编织官场关系网。他在京候选多年，结交了各种于官场进退有用的朋友。潘祖荫（侍郎、尚书、京筵讲官，潘任军机大臣时杜凤治已辞官归里）是其“荐卷”师，李鸿藻（后任尚书、军机大臣）是其同年，还有几位翰林如周星誉、杨庆麟等同他是至交好友，日记中常有致送潘、李、周、杨等京官炭敬、冰敬的记载。

潘祖荫对其补缺、调署等事相当关注，并施加了影响。杨庆麟后来任广东布政使，对杜就颇为关照。杜凤治在北京时同吏部、刑部、兵部的办事官员和书吏建立了交情，来粤后这种关系就成为他重要的人脉资源，上司也要托他打通北京的关节。肇庆府知府蒋立昂（云樵）之子军功保举并加捐同知，但名字被搞错，又想加知府衔，乃托杜凤治致函“京友”设法办妥。

肇罗道道台王澍与杜凤治同乡且有戚谊，杜凤治曾拜王为师。王澍调任后大计得“卓异”，按定例须引见，吏部应调取。上京引见要花费很多银两，又未必能升官，王澍想不去。吏部考功清吏司书吏致信王澍：如欲免调取，每年需银200两。王澍接信后向杜询问来信者底细，并托杜与“京友”讲价减为100两。同治十年初，杜凤治得知督抚把自己列为调补广东首县南海知县的候选人，立即疏通活动，后顺利得到吏部的同意。

杜凤治初到广东时有一个很硬的后台——广东学政杜联，杜联是他的同宗、同学、同年。在日记中，杜联被称为“莲翁”（杜联号莲衢）。杜联的籍贯是浙江会稽，杜凤治的籍贯是浙江山阴，两人是同宗族较疏远的亲戚。杜凤治早年在杜联门下读书，在京候补时，与杜联结下极深的情谊。此前广东学政多数放翰林院编修、检讨之类的中下级京官，最高为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四品），杜联却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出任。学政本是钦差，在省里地位仅在将军、督抚之下，在藩、臬两司之上，杜联是从二品大员，可说与督抚相当，且任满回京后还有可能被重用。杜联多次直接过问有关杜凤治的事，督抚、藩、臬都不能不给面子。后来的巡抚张兆栋与布政使邓廷楠、杨庆麟等高官是他同年，在晚清注重同年的官场伦理氛围下，杜凤治得到一些照应。

在北京的朋友不断向杜凤治提供各种官场信息和建议。

如翰林周星誉是杜凤治挚友，杜不断慷慨地对周予以“资助”。据日记所记，周为人自负贪财，不甚爱惜羽毛，但有才气且交游广泛，作为京官有一定政治能量，经常向杜凤治提供各种政坛、人脉信息和建议，并为杜疏通各种关系。广粮通判方功惠（柳桥）是瑞麟的亲信，杜凤治同他建立了交情，两人互相欣赏，方功惠也向杜凤治提供了大量广东官场高层的信息，两人还经常毫无顾忌地议论各级上司。杜凤治在几年间得到瑞麟的信任，方功惠起了一定作用。

为编织、维护官场关系网，杜凤治在省城一有时间就去拜客；平日送礼馈赠、问候应酬、书信往还，他都不会疏忽。尽管心里对上司经常不满甚至暗地里咬牙切齿，但巴结逢迎的功夫却做得很足，该送的银两只多不少。对同寅、下属，在涉及银钱的事情上做得也比较漂亮。

例如，同治七年春，杜凤治调署四会，按“规矩”给道、府两位顶头上司各送100元“到任礼”，其时正是旧肇庆知府郭式昌和新知府五福交接之时，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官员只送给后任，但杜凤治“新府一份，旧太尊一份”，“一切门包小费均照例”。两广总督瑞麟病故后，官员所送奠仪，都是按缺份“肥瘦”定所送多寡。杜凤治其时署理罗定州知州，收入一般，但想到送奠仪“是举虽为死者，乃作与生者看”，因瑞麟赏识自己，让自己当上南海知县，少送会有“物议”；本来已打算按较高标准送600元（“佳缺”连州知州才送200元），但后来决定再加到500两，以表示自己不是“忘恩负义者”。

杜凤治能巧妙地周旋于省级上司之间。

他初任广宁时，两广总督瑞麟与广东巡抚蒋益澧、署理布政使郭祥瑞与署理按察使蒋超伯水火不相容，藩、臬矛盾还直接与处置广宁士绅控案有关。蒋益澧、郭祥瑞被视为杜凤治的袒护者，但杜凤治没有使瑞麟把自己列入蒋、郭一派予以打压，后来还逐渐得到赏识。蒋超伯虽视杜凤治为对方的人，但杜通过多方努力设法减少蒋的敌意，保住了官位。他在官场的进退颇有分寸，总结出“欲不大黑，切不可大红，最为作官要诀”。十多年间，杜凤治避免卷入高官的斗争当中，使对立的双方都接受、重视他。他很自豪地认为自己全靠本事，与总督瑞麟素无渊源却当上了首县南海知县。瑞麟特别信任武将郑绍忠，杜凤治心里对郑不大看得起，但处处尊重迎合，加以笼络，所以赢得郑绍忠的尊敬和好感，在广宁、四会任上，杜都得到郑绍忠的帮助和支持。

杜凤治颇有心计和手腕，这在处理官场关系、解决棘手问题、审理复杂案件中都有体现。例如，同治六年十月郑绍忠招抚盗匪黄亚水二之后，打算把他斩首，找杜凤治商量。杜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原先免死的承诺，还会吓跑其他有投诚意愿的盗匪；建议杀掉黄亚水二的一些羽翼，把黄带回营中“管束防逸”，“伊已如釜中之鱼，砧上之肉，一二月后，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寻一事作为违令斩之，更两面俱圆”。郑绍忠“大为叹服”，后来就完全按杜凤治所说的办，一年以后才杀掉黄亚水二。

有时，杜凤治也会抓住一些机会在官场中表现自己不畏权贵的风骨。如在南海知县任上，翰林潘衍桐兄弟与某户疍民因争夺沙坦涉讼，杜凤治实地勘查后没有按照潘氏的要求做出判决。尽管潘衍桐有信来，但杜凤治“当堂申斥，并于堂判中批明，责其以编修之清高而不知自爱”。杜凤治知道潘衍桐未必能直接为难自己，偶尔不给翰林面子，以体恤小民的面目出现，反而有利于在官场和民间提高自己的声望。

初任南海以后，杜凤治也逐渐成为“老州县”，在官场建立了自己的名声、地位和人脉关系，他不必像在广宁、四会任上那样处处小心翼翼。在后期的日记中，他对上司的议论越来越大胆，后来对一些上司也敢冷落、顶撞了。按察使张瀛几次批驳了杜凤治对案件的处置并派委员来调查，但杜不怎么害怕，反而同上司、同僚讥笑、指斥张瀛。光绪二年，杜凤治在罗定州任上，署理肇罗道齐世熙派一名巡检为委员来催各房承充典吏。杜觉得此举无谓，且要自己花费，在日记中写道：

予莅此已将二年，方道台从未委过委员来州，即有委，亦系照例差使，本人从不到者。兹齐世熙以一饿不死之候补道，到任无几即委委员，名为公事，实调剂佐杂耳。该巡检以为绝好美差，各房典吏必有赂遗，岂知本州十房罔不清苦，食用为难，安有闲钱饱委员之饿壑？该委员初到禀见，予辞以冗，嗣见各房（十三日事）不肯馈贻，又再三求见。予不能为彼勒各房书供欲壑也，仍不见。蔑视委员即蔑视委之者也，不识好歹轻重之人只可如此待之。

杜凤治以蔑视委员来表示对委派者署理肇罗道齐世熙的蔑视，齐后来也没有对杜凤治怎样。

在任官初期，杜凤治兢兢业业，不敢有嗜好、嬉游，但后来他吸上了鸦片，烟瘾还颇大。任南海以后日记中又经常有与其他人“手谈”的记录，从日记看不出杜凤治玩的是何种赌博游戏，但看得出其兴趣颇浓。下面是光绪元年他在署理罗定知州任上给学正黄怡（荣伯）的一封短简：

大礼已毕，积雨未晴，衙斋闲旷，不但先生官独冷也。遗哀破睡，尽可仍续旧谭，唯敝处不便遍邀。敢浼飞符，都为知会，弟则若为不速之客来者，煮茗以俟，勿哂荒嬉。想元规兴复不浅，定有同心，如个中有一人不愿，幸勿强之，嘱之。兴发偶然，狂泐数字，借颂荣伯学博吟佳，阅讫付之祖龙。

其时正值同治皇帝大丧期间，杜凤治连日率领罗定州的文武官员在城隍庙举行哭临典礼。典礼结束的当日晚上，杜凤治就请黄怡出面约几个人来州署“手谈”（杜作为知州不好亲自出面）。杜凤治知道在国丧期间嬉戏赌博有违官箴，所以嘱咐黄怡阅信后烧掉。这种事如果在清朝前中期是不可思议的，从这件小事也可窥见晚清官场观念和规则的微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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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日记以大量篇幅详细记载日常公务、各级官员之间的公私交往以及官员的衣食住行、家庭家族、阅读娱乐等事实，包括州县官的收支与日常生活。美国学者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写了一本书《州县官的银两——18世经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这部著作从陋规、养廉等问题切入，对雍正年间的财政改革做了出色的研究，但我们如果想要知道清朝州县官具体的收支情况，在曾小萍这本书中难以找到答案。杜凤治日记为“州县官的银两”提供了一个可以连续考察的案例。杜凤治虽然极少将自己的“法外”收入写入日记，但还是留给我们不少了解真相的线索，甚至有若干直接记录。对于支出，杜凤治多数都详细记录。读完这部日记，我们可了解州县官在微薄的俸禄以及有限的养廉这两种“合法”收入以外，如何通过各种已成规则、惯例获取更多银两，以保证公务所需的额外支出、对各级上司“规范性”的贡奉以及维持家庭生活、接济亲属的开销。

笔者参与讨论近代历史题材文学、影视作品时，常会遇到诸如“官员之间如何见面、称谓”等问题，从这部日记中可以找到不少答案。有人听笔者介绍日记的一些内容后甚至说，这部日记中的一些情节完全可以作为电视连续剧的题材。

对官员与书吏、衙役、幕客、官亲、“家人”的关系，日记中也提供了很多以往我们难以获得或不会注意的细节。官员、幕客虽有不少著作提及上述人物，但多为冠冕堂皇的词语，真实情况未必会写出来。杜凤治日记则如实记下，有些叙述甚至会令我们觉得有点意外。

本文节选自邱捷 著：《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