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妮：百年后中国人口会减少到4亿，急需创造平衡的就业环境

精彩观点：

1.到了100年之后，我们的人口会到4亿左右，仅比4亿高一点点。

2. 2020年人口七普的数据出来是1.3，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超低生育率的这条线上。

3.鼓励生育需要当做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各国的实践都表明鼓励生育不能仅仅围绕生育本身来做，它需要一套全盘的社会和制度的整体改革。

4.普职分流应该是向左还是向右的问题，而现在演变成一个上下的问题。这种上下分层客观上好像是阶级分层的感觉，会有一种职业教育是属于比较低的层级，而普通教育是比较高的层级的感觉。这种阶级分层就会给大家带来一种很焦虑的状态。

5.竞争和合作是人的两面，竞争不是那么需要去鼓励去教育，合作反而更需要教育。一个孩子如果在合作的环境中成长，会更愿意接受一个多子女的家庭环境，长大后也会更愿意去组建婚姻和家庭，更愿意去给予一个多子女的环境。

6. 现代女性普遍接受教育的程度比较高，她们也愿意有自己的职业发展，所以这个社会需要给女性提供一个工作和家庭平衡的环境。工作家庭平衡的问题需要提到很高的日程上去解决，这里面的成本不能全部推到企业的头上，政府必须要去承担，甚至能够承担大部分。

7. 提升生育率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日本鼓励生育有一定成效，但远远没有想象的大。韩国和新加坡虽然也采取了很多措施，甚至新加坡有时候说是有世界上最完善的措施了，但是它们的生育率依然在下跌。这些国家虽然围绕和生育直接相关的福利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更根本性的一些改变依然没有。

专访北大张俊妮：大国老龄，生育率低的严峻性需要社会共识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统计学副教授张俊妮

在没有疫情的时候，我很喜欢旅游，在旅行中会给我一些研究灵感。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是2016年我在意大利开会，当时和合作者去了一个城堡，在城堡上我们就开始聊我们的合作，那时正在计划写关于人口学统计分析的一本书，当时就想这本书的逻辑到底是什么？走的时候看见各个国家的游客来来往往，突然之间脑子里灵光一闪，想到人口学实际上就是一个一个人的生命历程的汇集，这个灵感赋予了这本书一个逻辑。我们最开始从个人谈起，然后谈到群体，再谈到系统。

百年大计，说未来100年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人口基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我们目前的生育率惯性保持不变，死亡率保持不变，并且没有大规模移民的情况下，到了100年之后，我们的人口会到4亿左右，仅比4亿高一点点。我们还是一个很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到时候大概会有不到10%的人在0-14岁以下，65岁及以上的人口大概是37%左右。

我们过去一直强调人口质量，但实际上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说，从一个国家的发展的角度来说，人口数量其实也是人口质量的一部分。首先是总人口，人口多能推动经济发展。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和人口数量相关的就是人口的年龄结构。如果年轻人的数量比较少，这个社会发展起来也是很困难的。我们确实有很多严峻的问题需要去面对。全社会对于生育这个问题已经有比较强的关注了，但是我觉得对于严峻性依然没有一个很好的共识。

三条生育率的界限是什么？

我先说说三条生育率的界限。首先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的2.1，即代际更替水平，也就是如果死亡率保持比较低的状况不变，没有大规模移民的情况下，总人口能够保持不变的这么一条线。

还有一条线叫1.5，联合国人口基金称为very low，就是非常低的生育率。这条生育率线也被称为低生育率陷阱警戒线，就是说如果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一旦低于1.5，想扭转这种趋势是很难的。

然后还有一条线是1.3，联合国人口基金称为ultra low，就是比very low还要low，中文翻译过来叫超低生育率。

我们中国的情况是什么？在1991年的时候，我们人口总和生育率首次低于2.1，到1995年左右的时候，我们首次低于1.5，后来当然有上上下下，但是首次低于1.5大概是在1995年左右。

然后2020年人口七普的数据出来是1.3，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超低生育率的这条线上。

人口形势的严峻性

百年大计，说未来100年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人口基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我们目前的生育率惯性保持不变，死亡率保持不变，并且没有大规模移民的情况下，到了100年之后，我们的人口会到4亿左右，仅比4亿高一点点。4亿是什么概念？就是4万万。我们以前说4万万同胞说了好多年，100年前我们就是4万万，到了100年之后我们可能又会回到4万万。不仅仅总人数是这样，我们还是一个很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到时候大概会有不到10%的人在0-14岁以下，65岁及以上的人口大概是37%左右。

目前我们人口总的来说是比较年轻的。从七普数据来看，我们大概18%左右在0-14岁以下，而65岁以上的人口大约占到13.5%，所以是一个比较年轻化的结构。但是随着目前的惯性推下去的话，到了100年之后我们的人口的图景将会和现在非常不一样。

如果说100年之后我们想要保持10亿，按照目前的结构来说，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总和生育率就到1.9。而我们知道2020年是1.3，离1.9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我们刚才说的还是生育率保持不变的情况，要考虑很多因素实际上在驱使生育率可能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比如结婚的情况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从2013年到2020年，我们结婚的对数下降非常快，2013年的时候还有1300多万对，到2020年的时候只有800多万对了，下降了近40%。

1991年的时候，25-29岁依然处于未婚状态，也就是还没有结过婚的这些人的比例只有4%，到了2019年这个比例是30%左右，所以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当然背后会有很多的因素，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因素，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人口形势以及未来的人口形势是相当严峻的。

首先需要全社会对这个严峻性有非常强烈的共识，才能集体地去采取一些相应的行动。我们过去一直在强调人口质量，但实际上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说，从一个国家的发展的角度来说的话，人口数量其实也是人口质量的一部分。

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鼓励生育需要当做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各国的实践都表明鼓励生育不能仅仅围绕生育本身来做，它需要一套全盘的社会和制度的整体改革。

普职分流太一刀切？教育理念应该更关注合作

教育层面上，我们来看看普职分流这个问题。现在强调普职分流是因为我们的职业教育需要加大，这个方面没有问题，我们确实需要有更多的职业教育。但是普职分流的方式是需要考虑的，分流可能是说大家有不同的兴趣，有些人喜欢研究型的，有些人喜欢应用型的，这种分流是向左还是向右的问题。

而现在普职分流演变成一个上下的问题。因为考分前50%过了中考分数线的能上普通高中，不然的话学生只能上职业高中。所以这变成上下分层，而这种上下分层客观上好像是阶级分层的感觉，会有一种职业教育是属于比较低的层级，而普通教育是比较高的层级的感觉，这种阶级分层就会给大家带来一种很焦虑的状态。

还有就是分流的完善度问题。目前我们的普通高中教育经过多年的发展是一种比较完善的体系，而职业教育的体系实际上相对来说是还很不完善的。为什么要让一个非常完善的普通高中教育体系和一个不怎么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去各自分担50%的学生的教育以及他们的未来。

普职分流目前客观上带来一种关于阶级分层的焦虑，这种教育焦虑会使得家庭不计成本地去投入教育。所以普职分流应该是渐进式的，不能像现在这种一刀切的做法。

我们目前的教育和社会环境实际上是相当地鼓励竞争的，其实我们还应该强调另外一面就是合作。竞争和合作是人的两面，竞争是人天生可能就有的，因为人作为生物，他本来就本能有一种竞争性，竞争不是那么需要去鼓励去教育，合作反而更需要教育。从教育理念上来说，包括教育体系的设计等等，其实我们应该更关注合作。

合作和人口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一个孩子如果在合作的环境中成长，他会更愿意去接受一个多子女的家庭环境。对父母来说，如果是一个合作的环境，父母会觉得一个孩子太孤单了，至少得两个，这样更加鼓励多子女的家庭环境。

另外一方面，结婚和组建家庭本身就是一个合作行为，它不是一个竞争行为。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互相竞争，比如说丈夫和妻子互相竞争，这个家庭会很麻烦。而且大家如果是竞争的关系的话，会觉得我为什么非要容忍另一半的一些东西，我不愿意去结婚，一个人生活挺好。

一个在合作的环境中成长出来的孩子，他长大后会更愿意去组建婚姻和家庭，更愿意去给予一个多子女的环境，所以合作教育理念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解决女性工作与家庭的平衡？政府要给女性送福利不能只靠企业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工作和家庭平衡的一种就业环境，我们目前是缺少的。目前的社会环境与以前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现代女性普遍接受教育的程度比较高，她们也愿意有自己的职业发展，所以这个社会需要给女性提供一个工作和家庭平衡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她们能够兼顾职业发展，同时也愿意去生养孩子，这两方面能达到平衡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幸福的状态，这反而会促进生育率。

工作家庭平衡的问题需要提到很高的日程上去解决。这里面会涉及一些成本，比如女性的生育假及其他的福利，这些成本不能全部推到企业的头上，政府必须要去承担，甚至能够承担大部分。因为如果全部推到企业头上，企业就更不愿意去雇佣处于生育和结婚高峰的女性。

还有家庭和抚育责任中间的两性不平等现象。从国际整个来说，确实需要两性在这中间承担更加平等的责任，也需要男方参与家庭还有孩子的抚育，要不然这种环境也是不利于生育的。

鼓励生育是关于很多方方面面的。比如年轻人的经济情况和劳动市场的确定性，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工作不稳定，收入不稳定，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你让他们马上去结婚生子，也是比较困难的。

日本、韩国、新加坡有哪些问题？

日本是目前世界上最老龄化的国家。它在1989年的时候总和生育率跌到1.57，当时已经震动了整个日本政府和国民，当时他们称为1.57危机。到了1993年左右的话，它就已经跌到1.5以下了。后来2005年的时候跌到最低的1.26。

日本政府从1994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用各种各样的福利鼓励生育。我们看到鼓励生育有一定成效，毕竟总和生育率没有接着往下跌，已经回到了1.4，但是成效远远没有想象的大。

所以提升生育率本身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情，但如果不做可能就更低了。韩国和新加坡虽然也采取了很多措施，甚至新加坡有时候说是有世界上最完善的措施了，但是它们的生育率依然在下跌。

联合国人口基金分析这些国家还是没有去做一些更根本性上的改变。虽然围绕和生育直接相关的福利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更根本性的一些改变依然没有。比如说工作家庭平衡的环境，在日本、韩国依然是长时间工作并且不灵活的一种工作体系。

相关简介：

张俊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统计学博士。

现任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民盟北京市委金融委员会委员，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计算统计分会常务理事。

曾任北京大学商务智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副主任。曾获北京大学立项教材奖励、北京大学优秀班主任奖励及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