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2018年，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贺建奎通过自筹资金和人员，在明知违反国家法令的前提下，对一对双胞胎婴儿的基因进行了编辑，目的是检验此类编辑活动是否能够让人体对一些艾滋病产生免疫力。

事件一经公布，迅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实验所涉及到的技术伦理问题，贺建奎也受到了科学界的严厉谴责。2019年，他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然而就在这一年，在我们的邻国日本，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实验却在政府的支持下得以进行，它就是世界上第一例“人与动物胚胎试验”。

“人与动物胚胎试验”

“人与动物胚胎试验”的主要负责人是来自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中内啓光。他所领导的这个实验的主要内容，就是把属于人类的细胞移植到动物的身体当中进行培养。也就是说，把这些动物的身体当作培养皿一类的工具，来培植出可供人类使用的身体器官。

整个实验分成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里，他们把人类细胞放入了实验鼠孕育的胚胎当中，然后一边展开培育一边进行观测。在大概两周之后，他们会利用在实验鼠身上得到的数据和经验，进行第二个阶段的实验。

此时，实验的对象从老鼠变成了猪，实验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如果第一阶段的实验给出的信号许可，科学家们会直接在猪的身体内培育人的器官。

按照他们的说法，因为生理特征的相似性更高，在猪身上实验成功的概率要更高。当然胚胎不会一直放在猪的身体里，比如成型的时候，还会取出体外观察研究。

“人与动物器官移植”

器官培育的研究当然是为了临床应用，而在此之前，人类已经尝试过直接从动物身上移植器官。

早在1984年的时候，美国洛马林达大学的伦纳博士就这样做了。在他的那次实验中，实验对象是一名名叫史蒂芬妮·菲伊·波克莱的小女孩，因为出生的时候只有一半心脏，她的家人被医生告知存活时间不超过半个月。

为了验证自己的研究项目，伦纳博士联系到了孩子的父母，对于眼睁睁等着孩子离世的父母来说，这个提议无疑是救命稻草，他们很快同意了。就这样，史蒂芬妮·菲伊·波克莱的身体里移植了一颗狒狒的心脏，并且活着被推出了手术室。

一时间，伦纳博士的科研成果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报道，无数人因为这个医学成就欢欣鼓舞。但很快，噩耗传来，三周之后，史蒂芬妮·菲伊·波克莱因为严重的排异反应出现器官衰竭，心脏停止了跳动，随之而来的是舆论无情的谴责。

这两个实验当然是有区别的，伦纳的实验是想要直接把动物的器官为人所用，而日本的“人与动物胚胎试验”并非如此。

从根本原理上来说，这种试验仍然停留在细胞的移植和培育层面，相当于是让动物代替人类作为母体来培植人的器官，一旦这些细胞发育成型之后，就能作为独立的器官组织应用到临床上。

最重要的是，这些胚胎并未经历受精的过程，它们的形成完全是基因改造和细胞植入的结果，因此并不涉及所谓的杂交。

技术伦理问题

但是对于大众来说，这种试验在直观上还是很难接受。涉及到胚胎，会让很多人觉得这和电影小说里所描写的人兽杂交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一旦出现失误，培育出人与动物杂交的新物种，就不仅仅是成功和失败的问题，而是严重的技术伦理问题。

任何未经科学论证和应用检验的技术，原则上都不能加诸于生命个体。因为谁也不能承担其可能包含的未知的风险，不管是个体本身还是我们整个社会。

所以，为了避免这类问题的产生，一些国家针对性地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来进行约束。比如2010年，英国的《人工授精与胚胎学法案》就明确表示，此类试验必须基于医学科研，在审查之前不能进入到可以应用的范畴。

有鉴于此，世界各国在相关的条文中特别强调，利用人的细胞发育胚胎的实验时长不能超过14天，以规避可能产生的触及伦理底线的事故。

日本的“人与动物胚胎试验”当然也遵循了这个原则，但是就其整个操作过程来说，在大部分国家仍然是不被允许的。日本官方在声称进行了严格审查的前提下给予了试验许可，虽然似乎有了一些保障，但仍然不免令人忧心。

结语

技术伦理的问题之所以会成为此类试验首要考虑的因素，其实并非来自公众的外力，根本上说它本来就是技术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

如果一项科研不能保证社会正常运转、不能保障最基本的人权，那么它就违背了科研最原本的宗旨，那就是造福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