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为什么说弗里德曼的企业学说是错误的？

本文转自作者丨英国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沃尔夫：弗里德曼在1970年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我以前也笃信这一观点。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

企业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很长时间以来，英语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盛行的观点都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70年9月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发表的文章《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中提出的观点。我以前也笃信这一观点。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

这篇文章值得全文通读。但其核心观点是在结论中：“企业有且只有一项社会责任——在遵守竞争规则的前提下，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从事一切增加其利润的活动，即在诚信经营的前提下进行公开和自由的竞争。”这一立场的涵义简单而明确。这是它的主要优点。但是，正如H•L•孟肯(H L Mencken)据称所言（尽管他可能没有这么说）：“对于每一个复杂的问题，都有一个明确、简单和错误的答案。”弗里德曼的观点是这一真理的有力例证。

50年后，这一学说需要重新评估。如你所料，鉴于弗里德曼与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关系，该校布斯商学院(Booth School of Business)的斯蒂格勒中心(Stigler Center)刚刚出版了一本名为《米尔顿•弗里德曼——50年后》(Milton Friedman 50 Years Later)的电子书，该书包含了各种不同观点。在杰出的总结性文章中，推动这场辩论的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试图给出一个平衡的评价。然而在我看来，他的分析一针见血。他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哪些条件下，管理人员只关注股东价值最大化是社会高效率的？”

他的回答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企业应该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经营，我将之定义为公司既是价格接受者，也是规则接受者。其次，不应该存在外部因素（或者政府应该能够通过监管和税收来完美解决这些外部因素）。第三，合同是完备的，换句话说，我们无需任何成本就可以在合同中明确所有相关或有事项。”

毋庸赘述，这些条件都不成立。事实上，企业的存在就表明这些条件不成立。企业的出现使庞大实体得以创建，以利用规模经济。考虑到它们的规模，有关企业是价格接受者的说法是荒谬的。外部因素——有些是全球性的——明显到处存在。合同不完备是企业存在的另一个原因。如果能够拟定一份详细说明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的合同，那么管理层应对意外情况的能力就会变得多余。更重要的是，企业不是规则接受者，而是规则制定者。通过政治，它们在制定自己需要遵守的游戏规则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我对这本电子书的贡献是强调这最后一点。我提出一个问题：好的“游戏”应该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的？我主张，“它应该是这样的：参与其中的企业不会宣传关于气候和环境的垃圾科学；企业不会鼓励人们对阿片类药物上瘾，结果导致数十万人死亡；企业不会游说建立允许它们将大部分利润存放在避税天堂的税收制度；金融业不会游说实施不到位的、可能引发重大危机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版权保护期不会没完没了地延续下去；企业不会寻求削弱一项有效的竞争政策；企业不会大力游说，反对限制不稳定工作的负面社会后果的努力；等等等等。”

诚然，正如这本文集的多位作者所指出的，有限责任公司过去是（现在也是）一项辉煌的制度创新。没错，把企业目标搞得更加复杂很可能是有问题的。因此，当布斯商学院的史蒂夫•卡普兰(Steve Kaplan)问及企业应如何取舍众多不同的目标时，我有同感。类似地，当商界领袖告诉我们，他们现在将服务于更广泛的社会需要时，我想问的是：首先，我是否相信他们将会这样做？第二，我是否相信他们知道如何去做？最后，是谁选举了他们、让他们去这么做的？

然而，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严重失衡的现状，带来巨大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阿纳特•阿德马蒂(Anat Admati)的贡献引人注目。她指出，企业已经获得了很多政治和公民权利，但未承担相应的义务。除了其他种种问题外，个人很少因企业犯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如今已破产的普渡制药(Purdue Pharma)承认了有关其对止痛药奥施康定(OxyContin)处理不当的刑事指控；很多人因服用奥施康定而上瘾。交易违禁药物的个人常常被关进监狱，但正如她指出的，“普渡制药公司里没有人坐牢”。

尤其重要的是，不受约束的企业权力已成为民粹主义——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崛起背后的一大因素。想想人们如何去说服他人接受弗里德曼的自由意志主义经济思想吧。在一个实行普选的民主国家，这确实很难。为了胜选，自由意志主义者不得不与一些从属的目标——文化战争、种族主义、厌女情结、本土主义、仇外和民族主义——结盟。当然，这些大都在私下进行，所以很容易否认。

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对危机始作俑者的纾困，使得兜售一个放松管制的自由市场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对自由意志主义者而言，在那些从属的目标上加倍下注就成了政治上的必要之举。特朗普不是他们想要的那种人：他反复无常，不讲原则，但他是最适合当选总统的“政治企业家”。他给了他们最想要的东西：减税和放松管制。

关于企业应该如何变革，存在很多争论。但是，遥遥领先的最大议题是如何在竞争、劳动力、环境、税收等方面创建优良的游戏规则。弗里德曼的假设是，要么这一切都无关紧要，要么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能够经受住那些与他想法一致的人的长期攻击。这两个假设都未被证明是正确的。挑战在于通过政治创建优良的游戏规则。今天，我们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