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或促进中国教育国际化

以下文章来源于FT有教无类 ，作者肖经栋

“双减”本身对国际教育并不会带来较大影响。但在促进国际学校研发自主课程、让中国教育更加国际化，进而吸引更多外国学生来华留学方面应会有促进作用。

最近一段时间，“双减”政策在全国各地的落地执行，导致培训机构纷纷关闭。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教育未来发展会如何？是否会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不少朋友找到我来交流这个话题。

“双减”政策主要是针对义务制教育阶段内，要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对教育界影响甚大。而根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规定，学前、中等以及高等教育可以开设中外合作项目。因此，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内并不存在国际教育。“双减”政策虽然没有直接波及国际教育，但国际教育固然并非是世外桃源，也必然或多或少会受到这个政策影响。

教育是受政策影响甚大的一个领域，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国际教育更是对政策敏感。在“双减”政策之下，国际教育未来发展会如何？在分析这个问题前，我们得先了解或者回顾中国国际教育诞生的背景，这样才能更好地分析和判断未来的发展趋势。

国际教育在中国的产生政策依据是2003年9月1号颁布实施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依照这个条例，大学层面有昆山杜克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九所中外合作大学的建立，高中层面有上海七宝德怀特高级中学的设立等。

世纪之初是中国发展的重要节点，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教育是世贸组织开放领域之一。同时，世纪之初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市场化趋势相当明显，就连以公立学校为主的英国，高等教育市场化也是不可阻挡。同时，大学扩招不久的中国，也亟需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在这些综合因素影响之下，国际教育近20年在中国快速发展。

从这个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际教育发展起步阶段是来自于外部影响以及政策驱动，并非是市场所需。世纪之初，能够支付起子女留学费用的中国家庭仍然很少，即便拿到全额奖学金但付不起机票钱进而放弃留学的案例不鲜见。因此，国际教育在中国的起步是先有供给而非先有需求。

由于起步之初在中国是买方市场，国际教育的门槛不可能高，国际学校招生标准低。也正是这种发展背景，留学生在中国一度被视为家境好但学习弱的代名词。

从2009年之后，国际教育在中国开始发生转变。一是随着国内经济的繁荣，尤其是房价的暴涨，能够支付起子女两三百万留学费用的家庭大大增加；二是1999年大学扩招后，在中国读大学不是件难事，导致大学文凭在中国贬值，就读名校则成为社会的需求。

尽管大学进行了扩招，但要上中国的名校仍然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211录取率或者双一流录取率才5%-6%。而宜校通过分析申请数据发现，申请美国方向的中国学生超过九成可以上美国排名前100的大学，申请英国方向的中国学生超过九成可以上英国排名前50的大学，而申请澳大利亚方向的中国学生超过九成可以就读澳洲八大名校。而这些境外大学在世界各种大学排行当中，往往比国内的211或双一流大学靠前。因此，通过留学可以大大提升大学文凭含金量。

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学校不断地增设，出国留学人数一直在增长。这个时候国际教育发展是需求在推进。

经过10年的快速发展后，从2019年后，中国的国际教育发展开始进入到了拐点，增长不再甚至开始出现留学人数的萎缩。宜校从各种数据看到，疫情加剧了萎缩但并不是主因，萎缩是受到了综合性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内外政策的变动，经济低迷导致具备留学能力的家庭数量减少，国内大学就读更加容易等等。深入分析下来，我认为主因还是中国经济社会这些年的快速发展，缩短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国内高等教育水平提升，这些均大大削减了整个社会留学的意愿。

这种类似的情况在全世界范围内可以找到很多的案例。比如马来西亚独立之后，由于国内大学少以及政府鼓励出国留学，马来西亚在1980年以及1985年是全世界排在第二位的留学生生源国。

在国内生源开始萎缩的情况下，我看到一些国际学校开始考虑招录外国学生。

留学这种发展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高度类似。起步阶段靠引进外部资源，繁荣阶段靠内需驱动，成熟阶段则开始瞄准全球市场。

上面我们简要分析了中国国际教育发展的大致脉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国际教育经过10年的繁荣期后，随着生源的减少，从2019年开始进入到调整阶段。即便没有外部政策的因素影响，中国的国际教育在市场驱动下也必然要走向国际市场。那么“双减”政策对这个趋势有何影响呢？

中国教育非常重视教育的公平性，高考一直被视为最公平的考试竞争。而“双减”政策的推行，表面上是要减轻学生以及家庭的学业压力，避免教育内卷化，但核心仍然还是强调教育公平，不要让学生因为家境不同造成学业成绩上的不公平。

但众所周知的是，国际教育需要家庭的高度参与，是很典型的“拼爹”竞争。深入分析后，我们会发现，”双减”政策本身对国际教育的冲击不大，因为很多国际学校在涉及到学生的托福、雅思、SAT考试等方面的培训，本身自己会提供或者与外部机构进行合作是常态。因此，“双减”政策的出台，会加剧这种现象的普及，但并不会给国际学校的运作造成很大的影响。

此外，高中段是参照义务制阶段内政策的执行，即便地方严格按照这个方式处理，对现有学校来说，并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对整个国际教育的教学和管理本身并不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但是我们可看到的一种趋势是，无论是政策的引导还是业内发展的需求。中国教育国际化成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现象。义务制教育阶段内对境外教材的严禁使用，对境外师资的严格要求，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即高中段国际课程衔接的问题。

目前有三种主流的做法，一种是到了高中阶段则完全采用国际课程，很典型如A-level课程体系、加拿大课程等；第二种是在国内普高课程基础上，嫁接AP等课程；第三种则是自己研发课程，既不是普高也不是国际课程体系，很典型如枫叶集团从原先引进加拿大课程到采用自己研发的体系。

最近两三年，我在和国际学校、国际部负责人交流时，看到越来越多的学校教学不再纯以某个国际课程为依托，而是会考虑开设自主研发课程。之所以要考虑自主研发课程，学校从大的方面来说，是需要培养学生的中国底蕴，让学生出去后还能回得来。从操作层面来说，由于历史、语言、文学等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学科，教材的引进以及教学会有比较多的麻烦，导致很多学校为了避免踩雷，倾向于自己研发这方面的课程。

“双减”政策导向很明显，更加强调教育主权。在“双减”政策之下，义务制教育阶段的课程需要严格遵从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高中段的国际课程会越来越需要研发出适合中国学生特性的内容。当然，对A-level、IB等国际课程体系而言，其课程的中国化也日益显得重要。

在中国国际教育红利期消减情况下，走出国门到国外去办学，或者吸引国外学生来中国就读，则是可以走的一条路径。这点从马来西亚的案例也是可以看到的，马来西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接纳外国留学生。

因此，在中国留学整体进入到一个新的拐点后，“双减”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其本身对国际教育并不会带来较大的影响。但在促进国际学校研发自主课程、让中国教育更加国际化，进而吸引更多的外国学生来华留学方面应该会有促进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外国学生和老师进入中国比较困难，这对中国国际教育走出国门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但如果中国国际学校能够利用这个特殊的时期，提炼内功，完善课程和教学，在疫情得到控制之时，也许会迎来中国国际教育发展新时代。